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乡村振兴战略

2022-06-07 06:01张琦李中翘孙腾宇
中国市场 2022年14期
关键词:技术进步乡村振兴

张琦 李中翘 孙腾宇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关键在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文章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运用1990—2015年全国29省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TFP和农业TFP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得出从整体和分区域两个方面来论述的研究结果,并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乡村振兴的具体方略是把握着力点,并精准施策。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TFP年均增长率为5.51%;农业TFP的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提高;规模效率变化率是农业 TFP 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由“结构红利”向“结构负利”的转变。分地区来看,不同地区农业TFP增长的来源相同,但阻力却不尽相同。政策建议: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支撑,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破除阻碍各类要素流动的体制和机制藩篱,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结构红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关键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乡村振兴;要素配置;技术进步;随机前沿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2)14-0061-05

DOI:10.13939/j.cnki.zgsc.2022.14.061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具体阐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等,强调在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过程中,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使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业增长仍属粗放型增长,人力资本薄弱、资本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以及要素流动桎梏导致农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仍很突出,这些因素都制約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行。Johnson Richard在1997年提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生产率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1]。农业TFP是衡量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十分重要的指标,为农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因此,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探究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提升配置效率、缩小区域农业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路径,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熊小林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以资本深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遇到了可持续性的瓶颈[2]。张军认为必须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对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廖茂林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张军指出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思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推动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3]。黄祖辉认为激活要素作为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路径之一,就是要激活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提高配置效率[4]。刘合光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中提出要发挥科技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路径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高效振兴乡村。

目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SFA和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但都有各自的优缺点。SFA相较于DEA在测算的过程当中,用来研究传统的假设检验,可以充分考虑到环境变化与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的影响,与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相一致。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等数据更准确,可为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的提出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乡村振兴研究大多依据国家文件提出相应的政策,只是对政策的扩充和解释没有数据支撑和实证分析。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研究中,没有将全要素生产率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只是单纯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农业区域差异。而本文将在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以农业TF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通过测算区域间农业TFP的水平和差异,挖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为缩小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促进区域农业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和对策建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2 模型设定

本文依据Kumbhakar的分解法,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四个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运用Battese和Coelli的SFA模型对农业TFP增长进行测算。本文将生产函数模型设定为:

式(1)两边先取对数再对时间求一阶偏导,即:

技术效率对时间t求导即为技术效率变化,记为TEC,即:

因此,式(2)可以写为:

将式(4)带入传统的TFP增长率表达式中,可得:

式(5)右边第三项称为规模效应变化率,记为SEC,用来测算规模经济变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若该项大于0,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比,前者促进后者的增长,此项的正负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资本产出弹性,因此这一数据能衡量资本利用率,资产、劳动投入是否合理等。第四项被称为要素配置效应变化,记为FAEC,反映了要素弹性份额偏离要素成本份额的程度。若该项大于0,则要素配置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比,前者促进后者的提高,即存在结构红利;此项能衡量要素配置的合理化,衡量要素在省份地区间自由流动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本文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设定为超越对数形式,并在模型中引用时间趋势来解释技术变化,即:

3 估计结果与实证分析

3.1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全国29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15年面板数据本文所用到的面板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资料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资料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改革开放30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进行分析。对以下指标进行说明:农业总产值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劳动投入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替代,单位万人;资本存量使用戈德史密斯的永续盘存法,实质是通过对过去购置的并且估算出使用年限的资产进行累加完成的;投资价格指数选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替代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对于各省份缺少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用当年的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代替。

3.2 估计结果

通过Frontier 4.1计量软件对式(6)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10个主要参数中只有常数项参数不显著,说明模型设定以及回归结果较好。

对1991—2015年29省的资本、产值和劳动各求平均值,根据表2的回归系数和式(6)可以计算出全国农业TFP增长率以及TC、 TEC、 SEC和FAEC个组成部分的变化趋势(见图1)。

3.3 实证分析

3.3.1 我国农业TFP分析

1991—2015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为5.51%,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上下波动趋势,增长率年均减少0.03%。从增长趋势来看,TFP先后经历了1991—1995年递增、1996—2001年递减、2002—2006年递增、2007—2015年递减四个时期。

技术进步变化的年均增长为5.55%,对TFP增长有促进作用。虽然技术进步(TC)变化率整体呈现递减趋势,由1991年的0.064递减到2015年的0.049,增长率年均减少0.062%,但农业TFP的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提高。

技术效率变化率(TEC)对TFP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年均变化值为-0.512%。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变量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变量交互作用的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表明该时期内技术变化呈现出劳动力节省而资本耗尽的情况。

规模效率变化率(SEC)年均增长率为-1.095%,是农业 TFP 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通过式(6),计算出劳动弹性αitl与资本弹性αitk之和为0.3216,说明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而且αitk<αitl,表明我国农业对资本利用率较低。以高资本投入带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只会形成低质量、低效率的增长路径,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加快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违背。

配置效率年均变化率(FAEC)为1.58%,从图中发现要素配置效率1991—2009为正值、2010—2015年为负值,由“结构红利”转变为“结构负利”,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TFP的增长。要素在城乡、省份之间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3.3.2 农业TFP区域差异分析

上述分析了我国1991—2015年农业TFP及分解部分变化趋势,为提高区域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本文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我国29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福建、山东、广东11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个省份。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生产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为了避免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样本中不包括西藏自治区;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正式挂牌成立,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样本中不包括重庆市。。通过计算29省份各年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率绘制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1991—2015年农业TFP分解部分均值。详见图2。

从东、中、西部三地区来看,TC、FAEC促进农业TFP增长,SEC、TEC阻碍农业TFP增长。从东部地区来看,农业TFP增长率最高为5.86%,同时伴随着最低的技术进步和最高的要素配置效率;从中部地区来看,农业TFP增长率最高为5.63%,同时伴随着最低的规模效应和最高的技术效率;从西部地区来看,农业TFP增长率最低为5.04%,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最高,技术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最低。

东、中、西部地区较高的TFP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深化农业体制改革进程中,政府支持引进农业人才和技术,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加强知识和技能培训投入,既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又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力基础。

要素配置对农业TFP持续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次于技术进步,且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保持一致,经济发展越高,要素越能充分自由流动,更能达到最优投入组合。东部较高可能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了要素在城乡、省份之间的合理快速流动;西部地区要素配置效率低于东、中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济条件差,资本投资、劳动投入较少;另一方面是地理位置使得要素流动较困难。规模效应变化率是东、中部农业TFP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盲目投资、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本利用率,产生“低效率、低质量、高投资”的影响。技术效率变化率是西部农业TFP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西部地区出现技术进步上升和技术效率损失并存現象,并且相较于东中部较为严重,说明农业技术在西部的推广很不成功。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全国29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1990—2015年全国农业TFP增长及分解式的变化趋势,并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来看,我国农业TFP年均增长率为5.51%,整体呈现上下波动趋势,增长率年均减少0.03%。技术进步变化的增长率为5.55%,农业TFP的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提高,但整体呈现递减趋势;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对TFP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12%和-1.095%,规模效率变化率是农业 TFP 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归因于农业资本利用率较低,以高资本投入换来低质量、低效率的经济增长;要素配置效率年均变化率为1.58%,由1990—2009年的“结构红利”转变为2010—2015年的“结构负利”。

第二,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农业TFP增长率最高为5.86%,中部地区次之为5.63%,西部地区最小为5.04%。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变化率、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率推动农业TFP增长,然而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应变化率则阻碍农业TFP增长。虽然每个地区的增长来源相同,但阻力来源不尽相同。东、中、西部地区TFP增长率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其次是要素配置效率,东、中、西部都存在“结构红利”,并且“结构红利”的大小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保持一致。规模效应变化率是东、中部农业TFP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技术效率变化率是西部农业TFP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应当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上“质量兴农”的道路。根据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实现技术进步是农业TFP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业现代化关键所在,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农业现代化。鉴于此,要立足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在人才支撑和科技引领下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加快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第二,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东、中、西部农业中普遍存在“结构红利”,配置效率成为农业TFP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新时代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施创新驱动,破除阻碍各类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藩篱,打通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区间合理流动的渠道,优化要素配置,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具体方略应是把握着力点,精准施策。由于不同地区农业TFP增长阻力不同,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和促进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精准施策,不能“一刀切”。规模效应变化率是东、中部地区农业TFP增長的最大阻碍因素,针对东、中部资本产出弹性低、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必须加快固定资产在农业中的投资体制改革,降低投资的比例,合理利用农业中现有资本,提高资本产出弹性,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对于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实施,技术效率变化率是西部农业TFP增长的最大阻碍因素,需确保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同时,优化农业管理,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推广,着力节本增效,提高技术效率,避免出现技术进步提高和技术效率恶化并存的局面。

参考文献:

[1]JOHNSON D G.Agricultur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1-12.

[2]熊小林.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探究农业农村现代化方略:“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38-143.

[3]张军. 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0.

[4]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与动力溯源”(项目编号:2020LZ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琦,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办事处经管站站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通讯作者:李中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干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孙腾宇,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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