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之花

杨金荣

1949年的秋天，一位年轻的诗人写下了他人生最美的诗《花》，从重庆渣滓洞铁窗流出后，被广泛传诵，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诗的前两段如下：

我爱花。

我爱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花，

带着霜露，

迎接朝霞，

不怕严寒，

不怕黑暗，

最美丽的在漆黑的冬夜开放;

它是不怕暴风雨的啊！

风沙的北国，

盛开着美丽的矫健的百花。

我爱花。

我爱在苦难中成长的花，

即使花苞被摧残了，

但是更多的更多的花在新生。

一朵花凋谢了，

但是更多的花将要开放，

因为它已变成下一代的种子。

花是永生的啊！

这首热爱生命、不惧黑暗、充满乐观与希望的诗，出自一位32岁的才俊，一位革命烈士，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白深富。这首诗写成不久，他就牺牲在渣滓洞。

在南京大学校史上，1949年底以前像白深富这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有47位（包括有或有过南京大学学籍、在南京大学旁听过课者、在南京大学任教或工作过的教职员），这个数字或许还会增加。根据南京大学现存可以稽查的烈士档案，他们中有1位隶籍两江师范学堂，6位隶籍南高师，11位隶籍国立东南大学，5位隶籍私立金陵大学，其中一位是金陵大学农场的工人，24位隶籍国立中央大学，其中一位是旁听生;最年长者49岁，最少者才17岁，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9岁;47位烈士分布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6人牺牲于大革命时期，17人牺牲于土地革命时期，9人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16人牺牲于解放战争时期。47位烈士来自全国16个省市，他们中有35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3位是中共党员兼民主党派人士，2位是青年团员;3位女烈士，分别为吕国英、刘慧馨和胡南。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演变而成的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双峰并峙;金陵大学是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与美国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学分互认，国立中央大学则是全亚洲最顶尖的大学。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胡适在国立中央大学召开的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演讲时说，“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一说法影响甚广，稳健保守似成为南高、东大的文化标签。“文化保守”的大学校园又何以走出如此之多的革命烈士？胡适所指稳健保守是指学术风气，尤指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学衡派，并不代表青年学子思想保守或守旧。南京大学百年校史上从不缺少壮怀激烈的革命者，47位烈士舍生取义、可歌可泣的壮举，是南京大学校史最鲜红的底色。

南京大学一直有敢为天下先的求变求新文化传承。100余年前，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创办暑期学校，率先引入学分制、选课制，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创办体育专修科，最早创办商科大学;南高师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1919年，南高教员、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一起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南京分会的书记。他曾说：“我的理想，在把全人类的生活，要都能够有幸福，故不满意于现代的财产制度。”一语道出了他投笔革命的思想动因。1920年夏，南高教员、留美归来的杨杏佛在南高首届暑期学校作“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劳工问题”的演讲，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思想，探讨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求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的路径与方法。杨贤江、杨杏佛既是南高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员，也是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他们以言传身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留下了南大人最扎实的足印，在南京大学校园植入了最强的红色文化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是南京大学进步师生最直接最重要的思想引领者。1921年7月1—4日，恽代英在南京高师梅庵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曾担任会议主席，围绕会议宗旨及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应成为具有共同主义的学会，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南高校园崇奉马克思主义社团组织最早的胚芽。1923年8月21日，在东南大学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大会致辞，号召青年要与群众接近，团员要到群众中间去，要关注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从事脚踏实地的工作。8月23日上午，毛泽东继续作报告，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处此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两层压迫之下。除国民革命外，无第二种方法可以解放出来”;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完全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大会一致通过该报告。8月25日大会闭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演说。毛泽东同志全程参加了在国立东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邓中夏致开幕词，瞿秋白受马林委托代表共产国际、恽代英等代表地方出席会议。南高学生谢远定是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29位代表之一。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多位中共领袖人物齊聚一所大学召开全国性的青年政治会议，在近代中国是不多见的。南京大学也成为20年代初期南方革命思想活跃的重镇。会议最重要的决定，一是团员可以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统战政策方面与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完全一致。1925年2月21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67期上，发表《东南大学的前途》一文，指出广大学生应该将注意力从关注郭秉文校长去职转移到东南大学的前途问题上来，特别要关注东南大学学生以后在中国社会上，是否会发生比较好的影响。同期《中国青年》杂志有恽代英另外一篇指导青年学生思想方向的文章《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批评了部分青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引导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民众，与世界先进的无产阶级合作，这恰恰适合于马克思所指示的途径”。同年4月18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75期发表《再论东大问题》，号召广大学生团结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1925年7月19日晚，恽代英在东南大学礼堂作“五卅运动”演讲，指出“凡属专以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欺骗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排斥他们出中国;我们要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就只有赤化的流血革命方能成功。”演讲历时两个半小时，“听者挤满礼堂”，赢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同情与热烈鼓掌。

恽代英所传播的思想如野火一般燃烧了青年学子的心和血，一批从南京大学校园走出的革命烈士也成为恽代英革命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和追随者。

南京高师学生谢远定烈士在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恽代英既是他的学长，也是他的老师，1919年1月17日，恽代英与谢远定等3人谈话说：“善人宜有才干，则有用于世。宜能助人，则有益于人。不然，皆所谓毫无用处也。”1919年10月，谢远定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在中华大学启智图书室成立了“健学会”，开启了迈向进步与革命的步伐;吴肃烈士到南高后，结识邓中夏和恽代英，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吴肃成为南京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国立东南大学学生宛希俨烈士早在武昌启黄中学读书时，就在恽代英的指导下，开展新文化运动，经常聆听恽代英演讲，得到过恽代英赠送的《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1920年，17岁的宛希俨受恽代英的影响，在启黄中学成立“人社”。宛希俨的同学，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学生吴致民烈士与其在启黄中学时一起加入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曹壮父烈士在武昌中华大学读预科时，与恽代英、萧楚女是同学，受他们的影响甚大，曹壮父也通过恽代英、萧楚女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逐步确立起革命的理想。1921年10月23日，恽代英在重庆联立中学，演讲马克思主义，白深富后来在联中读书，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恽代英宣传革命文化对后来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国立东南大学数理系学生黄祥宾烈士与恽代英是同乡，都是江苏武进人。恽代英在无锡开展革命活动时，黄祥宾认识了来自家乡的革命先驱。恽代英自此成为黄祥宾革命路上的领路人。邓中夏、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引领，引发了东南大学校园内不同思想的交锋。1922年，杨杏佛在东南大学作“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以及“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演讲。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共南京支部负责人宛希俨在南京秀山公园组织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的万人大会，恽代英、萧楚女在会上发表演讲，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学生烈士齐国庆、数学系学生烈士顾衡深受感染，思想触动很大，他们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学生赵寿先烈士，曾就读于扬州中学。1925年5月，恽代英曾在扬州中学的前身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和江苏第五师范学校作“师范生与饭碗问题”的演讲，教育青年学生不应该为个人出路读书，应该为革命、为救国读书，并介绍该校学生曹起潜加入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在扬州中学播下的红色种子在赵寿先烈士身上发芽开花，赵寿先早年在中学时代接触到的进步思潮奠定了他后来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通过宣传、演讲、结社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带进讲坛，携入课堂，走向进步青年的灵魂深处，武装了一批南大青年学子，成为他们批判现实、刺向黑暗的武器，铸就了他们的高远理想、无畏气概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奉献精神。

国立东南大学学生文化震烈士早在家乡时，参加“少年贵州会”，接受了“以牺牲小我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的思想。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程履绎烈士说：“我们所以困苦，就是把‘我’看得太重，须从‘小我’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丢开自己来看自己，须在‘大我’‘小我’之间有所抉择，才能在生死之际非常坦然”。曾经组织“四一”学生游行的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成贻宾烈士在其《人生之原理读书报告》中说：“人生的理想何在？人生的理想即为社会服务。”烈士们关注的不是个人“小我”，而是国家民族之“大我”，他们明白，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国家有希望，个人才有希望。为了国家“大我”，他们勇于牺牲“小我”。国立东南大学学生成律烈士在遗言中嘱咐家人：用他名下的家产“每年资助两名学生（一男一女）学习农业;父母百年后，家产交出公管，妥为分配，每年送农科大学（东大或湖南大学）学生两名（一男一女），以成吾志。”这种公而忘我，公而忘私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初心的写照。

从南大校园走出的革命烈士中，杨贤江是南京高师教职员，也是杰出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与恽代英同年生（1895），同年死（1931），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18年5月29日，恽代英致函杨贤江，介绍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言助人的五种理由，其中第五点说：“自助而不助人，不肖者无从自拔而就我，顾言自助即助人者，不尽然也。又就其就业经验，可知自由研究（阅课外书报）、自由练习（作课外事业）以补学校书本教育所不及之必要，又可知学生自动庶几易与外界适应之必要，又可知学生与社会须常接触，免方底圆盖之必要。”这封信对杨贤江从事青年工作产生了影响。1923年11月，身为《学生杂志》主编的杨贤江就“关于学生参加政党问题”，邀请恽代英答学生问，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政党。杨贤江后来成为恽代英革命事业的同路人。恽代英、杨贤江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成员，矢志“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去”，一道与“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展开争辩，联合撰文反对基督教运动，一道出任中国济难会宣传工作，一道出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与国民党中央青年委员会顾问。

无论是求学少年，还是工作职员，恽代英之于南大革命烈士的思想影响班班可考。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杰出代表。南京大学进步师生投身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的革命历程，也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引领与指导的光辉历程。

1982年80周年校庆前夕，南京大学在鼓楼校区大礼堂西北侧竖立了一块巍峨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见下图），纪念南京大学所有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牺牲的烈士，碑身背面有3块石板，镌刻了以下诸位烈士的英名事略，他们是谢远定、吴肃、宛希俨、吴光田、成律、梁永、钟天樾、文化震、刘崇民、齐国庆、王崇典、黄祥宾、陈景星、赵寿先、石璞、李林泮、陈朝海、孙明忠、程履绎、成贻宾、陈万里，其中陈万里烈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为救火而壮烈牺牲的;1987年85周年校庆时，南京大学在原金陵大学图书馆北侧建立了“五二0纪念亭”，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同志题名，以纪念1947年中央大学学生发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五二0”运动。纪念碑和纪念亭以建筑语言在天地之间写下了烈士的伟大与不朽，但这种集体性叙事不能充分展现每一位烈士生命个体之灿烂辉煌。改革开放后，南京大学校庆逢“十”的大年，都会编修校史，但由于校史的书写习惯和校史研究的兴奋点的关系，一所大学牺牲的烈士被关注的程度仍远远不够。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华彬清、钱树柏两位前辈主编出版了《南京大学共产党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书，共分三编，其中中编为“南京大学革命烈士传略”，此为研究和传播南大革命烈士群体之滥觞。

传记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体裁，在中国，帝王将相之外的传记却又最不发达，最主要的原因是材料的缺失。本书47位烈士，除了一位工友，一位旁听生，其余全部是在南京大学有籍可考的“南大人”，但有关他们的史料仍不丰赡。烈士们通常多是意外落入敌手，又恰风华英年，留下的日记、书信、诗文不多，革命工作又常处地下状态，新闻报道少，报刊资料稀见，学籍档案记载也极为简洁。本书综合参考了烈士诗文、书信，烈士家乡的文史资料、烈士同志、难友幸存者和亲友回忆录以及已刊布传记成果和研究文章，本着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尽可能考订史事，厘清史实，以传记文学的书写形式，一人一传，材料确实不详备者，或史事交叉重叠者，二人甚或三人合传，以传述烈士短暂辉煌的一生，表彰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和无畏精神，再现每一位先烈的人生轨迹与人格风范。

革命的时代渐渐远去，烈士的精神依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上空飘荡。当我们重温他们的革命理想和英雄事迹，宛如看见在校园漫步，在教室听课，在宿舍看书，在食堂用餐的你、我、他，仿佛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校园一样，一如白深富先烈诗中所说的，“一朵花凋谢了，但是更多的花將要开放，因为它已变成下一代的种子。花是永生的！”

花是永生的。

47位南大英烈是神州大地上为祖国盛开的绚丽血红之花！

（本文为《南大英烈》一书的序，该书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