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体制的角色建构认知探析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关系体制经历了“19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两个发展阶段。支撑这一歷史发展进程的基础，是中日双方建构出的对于彼此的角色认知。然而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当前，支撑中日关系原有体制的角色建构认知基础已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未来中日关系需要探索建立一个既立足于现实又更为稳定的两国关系体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是必须直面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以务实为宗旨、以稳定为核心，按照“安全争端管控的信任方”“价值观制度差异互补的包容方”“更高层次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伙伴”“全球治理的协调方”的定位建构未来两国的角色认知。

关键词：中日关系;1972年体制;2006年体制;角色建构认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11/j.cnki.sxsx.2022.02.005

收稿日期：2022-03-07

作者简介：张杨（1984-），男，四川西充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政党政治。

Analysis of the Role Construction and Cognition of the Sino-Japan Relationship System

ZHANG Yang

（1.Party School of the Dongcheng District of CPC， Beijing 100010， China;

2.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50 years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1972 system to the 2006 system. The basis for supporting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is the cognition of each other's roles constructed by both China and Japan.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the cognitive basis of role construction supporting the original system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Japan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ystem based on reality and with a more stable foundation in the future. And the basis for achieving this goal is to face to fac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Sino-Japan relations， to take pragmatism as the guideline and stability as the core. It is crucial to construct the role and cogni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trusting parties for security dispute control”， “inclusive parties for complementary on values and systems differences”， “partners on higher-level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ors on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72 system; 2006 system; role construction and cognition; 50th anniversary of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一、引言

在当前美国实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个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一方面，日本政府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政策使得其在对华遏制围堵方面必须向美国“看齐”。同时，基于自身迈向所谓“正常国家”的现实主义战略利益考量，以期在国际和区域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日本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推进建立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特别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日本在疫情防控、人权及领土争端等方面充当了恶意攻击中国的“急先锋”。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持续保持了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地位，日本继续深入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中日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方面甚至共同发挥了助推器作用。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也多次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国家，要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推进两国民间交流。但总体来看，中日关系中的斗争摩擦已经逐渐压倒合作协调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CF17BD0E-6054-4481-9117-7A94CABA9EEB

2022年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50周年，立足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深化对中日关系体制的规律性思考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现实意义。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作为东亚区域的两个大国，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斗争将不可避免导致中日两国走向对抗。但不容否认的是，现实主义的对抗逻辑不可避免受到建构主义的角色建构和认知的影响，否则无法解释二战后欧洲法德两强由对抗走向合作的事实。曾参与美国政府对于东北亚政策制订的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其著作《近在咫尺的威胁——中日安全关系》中就认为，单纯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范式来解释中日安全关系是不完整的，两国的良性或恶性互动以及彼此如何看待历史和对方的意图与动机是更为重要的因素。^[1]24即在中日关系上，观念层面的建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物质层面的“安全困境”反作用更为突出，甚至更处于根源性位置。因此可以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角色建构和认知基础随着国际形势整体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两国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出现的变化是导致当前中日关系走向困境的重要因素。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防卫大学校长国分良成在2012年时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体制划分为“1972年体制”和“2006年体制”两个时期，这一观点已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因此，本文沿用这两个体制的概念，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范式的视角，通过回顾中日关系两大体制的发展事实，分析角色建构和认知如何影响中日关系体制的形成、动摇和重构，从而为未来中日关系新体制的形成，从角色建构和认知基础方面进行探析。

二、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体制的发展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了区别于欧洲的“旧金山体制”。“旧金山体制”的核心就是建立了以美国为“轴”，以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同盟为“幅”的“轴辐”体制^[2]。而不同于欧洲以北大西洋公约为核心的多边同盟体制，以便于美国更好地控制盟友。因此，尽管吉田茂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否的问题上持暧昧态度，但最终不得不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通过发布“吉田书简”的方式宣布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发展路径下，鸠山一郎、池田勇人内阁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背景下均着力推进中日民间和经贸友好交流，甚至开展了半官方层面的交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才感到被“越顶”的紧迫性，抢先一步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一）从“19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

1.“1972年体制”的建立及发展演变。所谓“1972年体制”，即“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两国政府围绕台湾、历史、安保、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处理原则形成的共识体系，是两国领导人对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以及两国的利益进行综合考虑之后达到的结合点。”^[3]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从这一时间节点开始到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的运转体制都是以“1972年体制”为基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三个，包括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共同支撑起“1972年体制”的法律文件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对“1972年体制”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在1972年田中访华期间达成的共识，而应当着眼于1972-2006年整个历史时期来进行解读。因此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96年，体制的核心内容包括：其一，日本深刻反省历史问题和战争责任，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日本向中国发展提供经济援助;其二，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其三，中美日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第二阶段是1996年到2006年，尽管体制的核心内容没有完全改变，但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出现了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日本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公开否认战争罪行等事件，日本国内舆论也开始出现战争谢罪的“疲劳”，以2001年至2006年在任的小泉纯一郎内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为最高峰，1972年建立的历史问题体制基础开始动摇，中日两国因历史问题甚至中断了高层交流，导致形成学界普遍称之的“政冷经热”时期，但两国也开始致力于管控沟通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其次，日本开始以对华经济援助作为调节中日关系的杠杆，甚至以减少援助作为一种“应对措施”^[1]17，但依然继续推进援助;再次是在1996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后，日本开始借助美日安保体系介入台海安全事务，2005年甚至公开和美国一起在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谈《联合声明》中公开发表涉台言论，但依旧不触及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最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使得1972年确立的共同威胁消失，中日两国开始出现相互视为威胁的趋势，但两国同时也在寻找有着共同利益基础的新威胁对象，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

2.“2006年体制”的建立及发展演变。2006年10月，安倍晋三第一个任期的访华被视为“破冰之旅”，结束了小泉内阁时期双方政治关系紧张、高层交流中断五年之久的局面。国分良成提出，中日关系从这一年开始出现了从重视历史、重视友好转向重视国家利益、重视现实战略的趋向，从而形成了“2006年体制”，但他认为支撑该体制的内涵并不明确。 笔者认为，“2006年体制”的发展形成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2006年安倍访华为开端，双方达成了两国关系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的共识，并提出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新体制框架;而该体制正式以双边条约的法律文件形式确立下来，则是以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中日关系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标志。因此，“2006年体制”的核心内容大致可以以这一文件为依据，概括为：其一，两国高层面向未来增强政治互信与沟通，妥善管控历史问题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其二，日本继续坚持1972年《联合声明》中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其三，逐渐改变过去日本单方面对华经济援助的形式，双方开始拓展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形式并加强民间人文交流合作;其四，双方共同开展亚洲区域合作以及全球问题应对的合作。该体制的具体合作框架体现在声明中的“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加强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4]等五个方面。CF17BD0E-6054-4481-9117-7A94CABA9EEB

“2006年体制”在福田内阁之后的麻生太郎内阁以及民主党政府鸠山由纪夫内阁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坚持。但随着钓鱼岛东海争端问题的凸显，该体制开始遭遇挫折，直到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组阁，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内外政策进一步右倾化，使得该体制陷入困境，中日关系也陷入斗争压倒合作的态势。因此，国分良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应探索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新体制。但随着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破坏区域合作机制，安倍内阁一改之前的右倾化政策，不断在中日关系方面释放善意。安倍晋三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12月两次访华，努力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甚至在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还积极促成中日民间抗疫交流，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避免与欧美国家共同“站队”，这使得“2006年体制”又焕发出了一段时期的新生机。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导致东西方价值观冲突加剧，美国构筑新的对华遏制包围圈，日本内部出现新的右倾化，“2006年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中日关系体制角色建构认知基础的变化

毋庸置疑，支撑中日关系建立“1972年体制”、转向“2006年体制”的基础，就是中日两国角色建构认知基础的变化。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建构出了自身和对方的角色身份，并且在两国关系的互动实践中不断修正这一认知，而随着这种修正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时，就是原有体制的建构认知基础丧失，需要重新建立新体制的时期。

1.“1972年体制”时期的角色建构认知。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准盟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实现的。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由两党层面上升到两国层面，20世纪60年代中苏爆发了边境冲突，苏联沉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并对中国实施了核讹诈。而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深陷越战的泥潭，在美苏争霸中转为守势。为了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中美日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准同盟”关系。这是“1972年体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角色认知基础。因此中日关系得以进入“蜜月期”，乃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教科书事件、光华寮事件以及中曾根康弘内阁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波折后，中日友好的主流方向仍然没有改变。然而冷战的结束使得这一共同的威胁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领土争端问题凸显，昔日“准盟友”的角色也出现崩塌，甚至因为历史问题的积怨逐渐倒向了互相视为威胁的另一面。为了防止这一趋势，两国所做的努力就是前文所述的寻找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二是双边经贸人文合作的长期伙伴。“1972年体制”建立之初，日本对华援助总体上是单方向的，日本是援助国，中国是受援国。据统计，截止到2008 年日本停止对华贷款援助时，日本政府援助（ODA）的总金额占到中国接受的所有外国援助总金额的50%，其中的日元贷款总额达到了33164.86 亿日元，占日本对华援助总额的90%以上，此外还有10%左右的无偿援助。^[5]20世纪90年代，中日在双边贸易额上也呈现出强劲增长趋势，“从1990年的182亿上升到1995年的579亿，2000年达到855亿，2005年达到2670亿。”^[1]16这使得中日之间对于长期可持续的经贸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更加强化。与此同时，双方在民间层次的人文交流也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三是具有历史问题认知基础的谅解方。战后初期日本无论是政府领导人还是民众对于战争的残酷记忆犹新，因此不仅民间有极强的反战情绪，多数日本政要也对历史问题有较为客观的认知。田中内阁时期担任外相的大平正芳说：“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巨大，我们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6]由于中国放弃了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日本方面既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反省，积极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也正因为如此，“1972年体制”确立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坚定执行官方断交、保持民间交往的方针，多次就历史问题谢罪反省。即便中曾根康弘1985年参拜靖国神社，在中方抗议之后，直到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上台的十余年间，历任日本首相未再参拜过。

2.“2006年體制”时期的角色建构认知。这一时期的改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双边经贸人文合作的长期伙伴。从2008年到2018年，日本虽然停止了对华有偿贷款援助，但仍然继续对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与技术援助，直到2018年安倍晋三访华时提出结束对华政府援助的建议，中方表示同意。日本对华援助近40年来的总额达到了2900亿人民币。^[7]而2008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也广泛派遣劳工到日本，双边经贸人文合作领域势头依然不减。2007年，共有大约400万日本人到访中国，与此同时有120万中国人访问日本。2009年，共有18000名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习，是留日中国学生的4倍^[1]16。在此基础上，双边的经贸合作向着更加对等的方向发展，甚至开辟出了新的领域。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日本固然受到美国压制不能直接参与，但与中国通过开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以泰国首都曼谷的机场快轨、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为突破口，开创了中日经贸互惠合作的新形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角色认知与“1972年体制”时期相比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巩固。二是区域合作的伙伴。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多个领域找到了务实合作的共同点。首先是在朝核问题上，中日双方在六方会谈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另外在建立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方面，中日双方与韩国一道形成了合作机制的龙头，甚至2008年还建立了该机制外的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特别是2019年的中日韩领导人成都峰会，就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了一致。因此，两国在亚太区域合作方面的角色认知虽然不能完全盖过不断增长的彼此安全威胁角色认知，但依然大致可以达到“半壁江山”的程度。三是全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随着全球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中日两国在这一阶段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防止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方面都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上彼此间建立了利益关切的认知。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日的民间互动合作甚至达到了在1972年建交时期都未曾有过的友好程度。CF17BD0E-6054-4481-9117-7A94CABA9EEB

（三）当前中日角色建构认知基础的改变

当前，支撑中日关系“1972年体制”和“2006年体制”的两国角色建构认知基础已大部分发生改变。首先，双边经贸人文合作对象的角色认知。正如前文所述，“1972年体制”中“具有共同安全威胁的准盟友”已经在“2006年体制”中演变为“区域合作的伙伴”与“全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然而无论是亚太区域合作还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为中日关系所建构的合作角色认知的稳定程度是明显低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安全威胁的，因为传统安全本身在国际安全中的主流地位并未动摇。再加上中日之间相互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分歧争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区域合作的伙伴”与“全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认知很快被传统领域的安全认知所反噬。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立足于大国竞争的传统安全理念，进一步强化“美日印澳”为核心的“印太战略”，强调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从而将亚太区域原有的中日韩区域合作机制甚至RCEP合作机制边缘化。对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日本一直持消极态度;同时，紧紧跟随美国的步伐，继续强化美日同盟的基轴，在印太区域合作上不断强化融入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框架，将中国视为其安全威胁。而在全球治理领域，日本也积极向美国靠拢，例如将抗击新冠疫情大流行贴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斗争的标签，在环境安全方面甚至不顾中国等周边邻国的反对，决定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放入海。因而不难看出，支撑“2006年体制”的上述两个角色定位基础已然不复存在。

“1972年体制”中的“具有历史问题认知基础的谅解方”在“2006年体制”中已然不再发挥角色建构认知的基础性作用。在“2006年体制”期间，中日两国较好管控了历史问题的分歧，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届日本首相在任期间再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改为供奉祭品等方式。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仍然时不时发表违背“1972年体制”关于历史问题共识的言论，因此中日两国早已不再互认为谅解方。2020年安倍晋三辞职后，就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暴露了其右翼政客的本质。2021年，随着安倍晋三将自民党最大的派系——细田派改造为安倍派，任用在历史问题上极右翼的高市早苗担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利用右翼派系的势力对较为稳健的岸田派和岸田内阁进行牵制，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管控也面临新的挑战。

因此，当前中日角色建构认知基础仅剩下“双边经贸人文合作的长期伙伴”这一项，并且人文交流合作随着两国民意舆论基础的低落也陷入困境。据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2022年2月26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6.3%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有“好感”，较之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的调查结果降低了13.4%。^[8]因此，双方唯一一直保持至今，并且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深化的角色建构认知就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长期伙伴”。尽管遭遇到新冠疫情对于双边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岸田文雄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时，仍然提出基于中国是日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而“对于日本来说是重要的国家”^[9]。但这唯一仅存的角色认知已经不足以再支撑中日关系的“2006年体制”，需要立足当下，着眼两国关系未来，开拓建构新的角色认知，为拓展新的中日关系体制奠定观念互动层面的基础。

三、未来中日关系体制的角色建构认知基础

未来中日关系必然需要突破“2006年体制”，探索建立一个既立足于现实又更为稳定的两国关系体制。正如岸田文雄首相在2022年1月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所指出的，“将与中国认真对话，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将以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为目标。”^[10]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则是直面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按照一定的原则建构出新的中日关系角色认知。

（一）未来中日关系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从历史上看，中日关系数千年以来一直处于非对称状态。在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下，中國国力强、日本国力弱。近代以来的近百年则是日本国力强、中国国力弱。自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这一情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正如美国国会议员米歇尔·格林（Michael·Green）所说，中国和日本首次拥有相似的国力水平，日本希望中国能够接受其亚洲领导地位，因为日本似乎永远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中国则认为日本可以保持经济权力，但不应寻求亚洲的政治和军事权力。^[11]因此，随着国际整体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发展必然面临着两国不得不正视的诸多结构性矛盾。

1.美国持续对华战略遏制。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确定了美国对华实施全政府应对的遏制战略。由此，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突破单纯的贸易战范畴。拜登政府上台后则在2021年3月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再次强调：“我们面临着一个民族主义抬头、民主倒退、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威权国家竞争加剧的世界，以及一场正在塑造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技术革命。在许多领域，中国领导人寻求不公平的优势，表现得咄咄逼人，破坏开放和稳定的国际体系的核心规则和价值观。”^[12]与特朗普时期依靠美国自身霸权地位遏制中国不同，拜登政府更加注重发挥盟友作用，特别是美日同盟的基轴作用。中日关系在二战后从根本上讲受制于中美关系，尽管大多数日本政府领导人都极力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在所有问题上“选边站队”，但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博弈的最优选择无疑是在经济上靠近中国而在安全上靠近美国。同时，二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从本质上讲依然没有实现独立自主，不仅表现在驻日美军的存在上，更体现在背离美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领导人多数难以延续其政治生命。因此由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将长期存在，如果中美结构性矛盾得不到改善，中日之间也亦如此。CF17BD0E-6054-4481-9117-7A94CABA9EEB

2.价值观制度差异互补的包容方。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是由美国在对华战略遏制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试图以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为抓手凝聚其盟友强化对华包围圈。相较于历史问题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均没有在价值观制度层面发生冲突与矛盾。作为东方国家，中日两国非常清楚，西式的所谓“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必须要与东方国家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日本自身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二战后，麦克阿瑟占领军是以打造一个“小美国”的目标来设计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的，但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出了其自身的特征，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式价值观与制度。因此，双方在价值观与制度差异层面应该说，从深层次来讲是存在很多作为东方国家的共性的，具备建立包容性认知的条件。诚然，在美国构筑全球价值观同盟的大背景下，日本作为对外政策非完全自主的国家，必然要选边站队，甚至会在意识形态舆论战中充当美国的“先锋”。对此，中日双方应当通过民间人文交流和各级官方互动保持沟通，甚至达成包容性默契，即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是迫于形势，但两国在价值观制度层面并没有根本性利益冲突，更不会因此而诉诸武力。

3.更高层次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伙伴。“2006年体制”在经贸合作上建立了战略互惠体制，逐渐探索改变在经贸领域以日本援助中国为主的局面，建立双方对等互惠的经贸合作机制。实践证明，这一体制具有强大生命力，也是时至今日中日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甚至扮演中日关系“压舱石”角色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未来中日在经贸合作领域的角色认知建构应当进一步拓展深化“2006年体制”已达成的成果，形成更高层次的双边乃至于多边合作伙伴的角色认知，从而将经济相互依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消解日本未来可能参与西方国家“制裁”“脱钩”等行动的利益动因。特别是岸田文雄担任首相以来，大力倡导实施“新资本主义”，对“安倍经济学”的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方针进行了扬弃，重点聚焦于政府干预和国民收入分配，以打破社会两极分化，从而在消费端为经济发展增加新引擎。中日未来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尖端科技项目投资、金融合作、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等方面存在极大的互利合作空间。此外，在RCEP、中日韩多边经贸合作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中日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拓展空间。无论经贸关系相互依赖对于安全困境的制约能力如何，不断强化两国对彼此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的认知对于未来中日关系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

4.全球治理的协调方。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全球治理领域，中日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与分歧，因此难以继续维持利益攸关方的角色认知。但作为东亚乃至亚洲地区的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中日两国对于引领区域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仍然存在诸多利益共同点。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中美之间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既为中日两国树立了樣板，也为日本对华合作突破了大国竞争的结构性障碍。两国应当通过各个层级的常态化沟通成为利益关切的协调方，一方面是协调拓展具有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合作领域从而寻找出更多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是在重大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措施方面加强立场政策的协调，不断强化双方的正向角色认知。

四、结语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不少时期出现日方政治领导人通过个人的“强势领导力”弹压国内党派和党内派阀争斗的分歧，积极推进中日关系正向发展的情况，如“1972年体制”时期的田中角荣、“2006年体制”时期的安倍晋三。但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领导人的“强势领导力”大幅下滑，出于国内政治和党内派阀势力平衡的需要，日本对华外交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此外，所谓“民主主义”的成熟也导致日本外交政策日益受到舆论的影响^[17]。后安倍时期的菅义伟内阁是建立在自民党各派阀妥协基础之上的内阁，菅义伟本人没有任何派阀背景支持，因此也导致菅内阁时期中日关系“高开低走”。岸田文雄虽然有“岸田派”作为自身执政的派阀基础，其派系也来自自民党内历史悠久的“宏池会”，但其内阁组建与运转依然是自民党派阀妥协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晋三继承了最大派阀细田派的领导权并将之改为安倍派，成为制衡岸田内阁的最有力党内派阀势力，无论是高市早苗在党内的任职还是其胞弟岸信夫在内阁防卫大臣职位上的留任都是岸田组阁过程中势力“平衡”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尽管岸田本人并非坚定的反华派，但其对华政策必然在稳健基础上继续保持右倾倾向，并且会出现诸多不稳定因素。此外，美国因素也是未来中日关系体制的角色认知建构所必须正视的问题，美日同盟是否会或者必然与中日关系呈现排他性发展趋势，值得深思。原日本防卫大学校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五百旗头真曾给出过答案：中日关系是最为沉重而艰巨的课题，日美同盟和日中协商必须成为两个“车轮”^[18]。

中日关系要超越“1972年体制”和“2006年体制”，必须正视上述面临的所有困难和现实，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但绝不能陷于现实主义。一旦以现实主义范式来处理两国关系，必将导致“一山不容二虎”的悖论。而实质上，双方任何形式的冲突和战争最终都会导致亚洲乃至全球的灾难，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损失要远超中国的损失。正因为如此，未来应当抓住两国关系体制的角色认知建构这一主要矛盾，这也是为过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两国关系体制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之路。而角色认知建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立足于现有积极的角色认知建构的基础，通过两国间的正向互动和对矛盾冲突的有效管控逐渐积累成型，这需要未来中日两国领导层的包容性智慧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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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CF17BD0E-6054-4481-9117-7A94CABA9E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