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教育及当代启示

袁源　郑芳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形成了符合实际、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方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新时代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有效做法，有助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新时代继续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教育

中圖分类号：G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21-0074-04

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和统一大业，做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并发展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民族团结教育经验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有效做法，有助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新时代继续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延安时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建立民族团结工作教育组织机构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有健全的民族工作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作为支撑，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领导这一时期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主要机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6年，其下设的民族问题研究室具体负责陕西、甘肃、新疆等五个省的民族团结工作，经调研提出《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不仅对当时党的民族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成为之后科学制定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的参照和依据。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都曾下设专门负责少数民族团结工作的专门机构，同时边区政府还在少数民族群众相对集中的分区、县、市等地方设立了民族事务机构或民族事务员。以上举措对于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层次清晰的民族工作组织体系。

（二）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十分重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将民族问题归为中国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1]。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同样十分重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首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科学理论，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初步探索。具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民族区域自治。

一是制定民族区域自治的管理政策。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这两个文件都有“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具有平等的权利”“依照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等相应的表述。上述两个文件从政策层面，将民族平等的主张进行了明确。二是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探索。1936年6月红军西征先后解放了豫旺、海原的大部分地方后，中央决定在豫海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后来相继在曲子县三岔镇、盐池县回六庄和新正县的一、九区成立了回民自治区。边区政府在1942年4月又将定边县的四、五区和镇关镜的两个自然村划定为回民自治区，之后又将若干回民相对聚居的乡村划定为自治区、自治乡，并规定自治区内的选举权、管理权完全归属于区内的少数民族。三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参政议政权利。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第二届参议会都强调必须保证少数民族能够参政议政，赋予少数民族参加选举的权利，通过选举，先后有10名回族代表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三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参议员。

（三）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群众心理特征的重要表现，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重点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制定文件和制度，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有关政策。比如，《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就一再强调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必须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在工作中出现侮辱和轻视回教的语言和行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则进一步规定，要求工作人员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应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二是要求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宗教相关知识。边区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先后撰写《回民工作问答讲话》《回回民族问题》等宗教知识读本，并且将这些少数民族宗教知识通过报刊进行解读，从而不断提高干部处理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能力，从而使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三是帮助当地人民群众建设宗教场所。边区政府在其境内的回民集聚区，通过提供土地、经费以及其他便利等方式，先后帮助兴建5座清真寺;根据史料记载，到1941年时，边区凡有回民居住的地方皆有清真寺，新建的延安清真寺还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字。

（四）振兴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可以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且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了多项措施。第一，努力发展当地民族教育事业。中央党校先后于1939年、1941年分别成立了回民干部班、陕北公学民族部，并且积极筹备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从而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2]。第二，积极培养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学校均十分重视吸引和培养少数民族青年，有意识地招收当地少数民族青年，从而为当地培养出许多高素质的人才，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很多都走上领导岗位，成长为少数民族优秀干部。第三，主动开展少数民族扫盲工作。边区政府除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之外，还十分重视少数人民群众的教育问题，通过成人夜校、识字班等有效形式推进当地扫盲工作，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水平[3]。

二、延安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成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加大抗日宣传和民族团结的力度，不仅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有关政策的传播和落地落实打牢了教育基础，同时也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抗战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进一步团结了各民族劳动人民

延安时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对我党民族政策的一次全面宣传，它让各族群众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劳苦大众的政治意识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运动中。例如，庆阳民众教育馆1937年创作了《不当亡国奴》《爱中华》等小说剧，巡回演出每到一地都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喊出的“还我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救亡口号，极大地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促使“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道理和“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的认知在边区群众中形成共识。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团结各民族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激发并凝聚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延安时期的民族团结教育，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激发和凝聚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凝聚作用，才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敌的统一意志。中华儿女无论身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是劳苦大众还是社会上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在尽己所能，用认购救国公债、捐资捐物、参军作战等不同的方式为抗日做贡献。延安时期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也进一步发动广大群众更加主动积极地拥护、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为持久进行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也为后续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积累了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也进行了国家治理的探索和尝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政府必须要解决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解决好如何凝聚各民族思想和力量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民众共同抗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主张本着一致抗日的原则，以国家统一为前提，赋予各个民族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充分保障各个民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推行的民族政策包括：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当地经济和传承文化，建立武装和军队，保障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上述做法无疑在多民族国家治理和民族团结工作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对党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延安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教育领域的不断探索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为在新时代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启示借鉴，具体体现在内容、方法、载体等三个方面。

（一）内容上：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的文化认同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没有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就难以实现国家的长久统一和长治久安。因此，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首先要重视加强人民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其次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从而使全国各族人民形成坚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一是要传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说，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本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本民族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就致力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并得到了各民族的拥护，这一经验应当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特别是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的发达，地区间、民族间的交流增多、融合加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逐渐消亡，需要引起重视。深入挖掘和传承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不仅是对各个民族发展历史的充分尊重，而且也可以保障和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发展。二是提升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各民族因其发展历史、生活地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的差异，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独特民族文化。然而，我国的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民族间必须要建立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尊重和认同的基础是了解，因此应大力开展民族间文化交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而有效地传播民族理论与民族知识，让各族人民在交流中亲身体验各异的民族文化，从了解到接納，从欣赏到认同，最终实现各族群众在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下和睦共处，共同发展。三是增强各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因素[4]。中华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之后形成的，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是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全国各族人民才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才有可能在强大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和谐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并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二）方法上：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创新民族团结教育的手段方法

新时代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要注重因地制宜，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创新教育方式，实现隐性方式和显性方式相结合[5]。要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善于将历史工作经验与新形势、新要求相结合，探索新时代创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有效方法。一是要坚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背景、不同生活地域的不同民族，采取差异化的方法手段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避免“一刀切”的机械化做法，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又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特点和个性化需求，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二是鼓励开展民族特色文化活动。充分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和吸引力的元素，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宣教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兄弟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建立对其他民族的亲近感、认同感。当然，在活动中要特别注意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因为风俗习惯差异影响活动效果和民族团结。三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从各地、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听取他们的要求和建议，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又要坚定把稳工作基本面，要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重于一切的原则，教育引导各民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三）载体上：加强融媒体宣传，营造民族团结教育良好氛围

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日趋多元化，网络打破了人们进行信息传播和交互的时空限制，也给包括民族团结教育在内的各领域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积极作用，注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融合，加大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力度，可以为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建设民族团结数字资源库。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民族团结教育的教育资源数字化和传播网络化成为可能。因此，应充分挖掘可用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各种资源，在将其数字化的基础上，围绕工作需求打造用于民族团结教育的优质网络产品。这样既能够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提升宣传教育的实效，增加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又是对部分不可再造、濒危濒失文化资源的保护，可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持续开展保留珍贵资料。二是搭建民族团结教育平台。将传统工作方式与新兴技术相结合，搭建多种多样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族团结教育平台，构建宣传教育平台矩阵，并将其作为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综合运用图像、文字、动画、视频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普及国家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优秀民族文化知识，增强宣教工作的生动性和吸引力，营造“三个离不开”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 李资源. 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教育思想与实践[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05）：43-48.

[2] 李资源. 党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启示[J]. 高校理论战线，2011（10）：45-49.

[3] 黄正林.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A]//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C]. 2005：415-437.

[4] 沈桂萍.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1-6.

[5] 曾令辉，陈敏，石丽琴. 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01）：124-133.

（责任编辑：陈华康）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工业大学2020年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延安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感教育经验及对当前高校思政工作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20XSZ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袁源（1981—），男，硕士，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民航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郑芳（1994—），女，硕士在读，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