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植诚：1981年驾机起义，回归大陆

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28分，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某机场降落。

对起义人员的奖励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

  1946年6月初，他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6月26日，内战爆发当天，刘善本被任命为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的机长。正是这一天，他驾驶着B-24型轰炸机从昆明飞到了延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

  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1.5万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6000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5000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3000元。

  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2萬、1.5万、1万、8000等。”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高了奖励标准，于1955年7月24日发布了相关规定。到了1962年，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

  1964年3月15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重申了奖励方法，还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对岸的国民党方面也不甘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大陆空军飞行员“投奔”台湾。

黄植诚回归大陆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当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已是福建机场空域。

  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先是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才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许秋麟跳伞时，解放军以为他是来偷袭的，高炮都已上膛，就准备开火，情急之下，黄植诚赶紧摇摆机尾，以示“投诚”，才解除危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母亲被国民党空军评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这位飞过5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建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一次，大陆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次低调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关于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恰恰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黄植诚驾机起义后，受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接见。邓小平赞扬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颖超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后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命令。同年，黄植诚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黄植诚在大陆的生活

  1981年10月19日，黄植诚到达四川成都。成都是黄植诚向往已久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有他的3个姨妈和其他亲人。

  他回到大陆后不久，就跟姨妈们通电话说：“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你们。我一定尽快去成都和你们见面。”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黄植诚和姨妈们亲热地坐在一起，深情地呼唤着她们，回答着她们的提问：“我妈妈很好，头发全白了，但是身体很好，她也一直非常想念你们，每逢拜菩萨的时候，总是求菩萨保佑在大陆的亲人。”黄植诚也不断询问姨妈们各家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在台湾常听说大陆人生活非常苦，吃草根、树皮。我妈妈还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了呢！如果她知道你们都还健在，一定很高兴。”

  在成都的几天中，他白天和亲人们一起参观游览，晚上都要和姨妈们谈到深夜。黄植诚私下对朋友说：“我母亲对姨妈们感情很深，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见到了她们就像见到了妈妈。几家亲戚家我都去过了。他们目前还不富裕，但精神都很好，生活安定，工作有保障，还有表兄弟上了大学。母亲天天为姨妈们担心，如果她知道了这边的真实情况，一定很开心。”当时有人问老人们，对这位突然来到身边的外甥的印象，她们异口同声地夸他很有礼貌、孝敬老人。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起飞，降落在福建某机场。李大维是从台湾驾机成功飞往大陆的最后一名台湾空军飞行员。之后，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于1989年2月11日，驾驶F-5战斗机飞往大陆，因未能找到汕头机场，最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

  1988年9月，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我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

  1988年，黄植诚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5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曾历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并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5届、6届、9届、10届、11届委员。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孟云剑、杨东晓、胡腾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