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与惯习：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机制①

毛小平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素养为目标［2］。劳动教育就是促进学生劳动素养提升的教育［3］。《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4］。由此，目前学生的劳动素养如何、其影响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5］。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结构正在趋于固化，阶层壁垒日益森严［6］，那么，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本研究将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通过分析大学生生命历程中劳动教育的场域和惯习差异，探讨当前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一、生命历程：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的再思考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劳动素养是指个体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形成的与劳动相关的品质修养和行为能力［8］，主要包括劳动观念（态度）、劳动能力（技能）、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劳动认知、劳动习惯和品质等内容［9］。劳动教育就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磨炼意志，养成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10］，进而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

学者对高校学生劳动素养的研究发现，目前高校学生劳动素养存在较大差异［11］，大学生存在好逸恶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12］，存在劳动素养偏低的问题［13］。究其原因，学者主要归咎于社会劳动教育地位的缺失［14］，学校劳动教育的形式化、边缘化、功利化［15］，家庭劳动教育的淡化和弱化［16］，学生自身劳动意识的缺乏［17］等。然而，大学生劳动素养不仅是大学时期劳动教育的结果，而且是从出生家庭开始的不同人生阶段劳动教育累积的结果。已有研究未能将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纳入个体生命历程框架进行分析，从而忽视了在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形成过程中时空因素产生的场域与惯习对解释劳动素养分化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对时空差异产生的场域与惯习加以区分。生命历程视角强调系列生活事件对个体以后生活的影响［18］，基于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轨迹结合的视角［19］，从生命历程中的场域和惯习着眼，可为劳动素养分化的研究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劳动素养的差异源自个体劳动惯习的差异，而劳动惯习是过去的经验形成的结构性性情（dis⁃position）系统［20］，个体通过优势累积或劣势积累的方式使得劳动教育注入的各种无意识的、超个人的劳动感知图式、评判图式和行动图式获得建构，实现劳动教育的内化和转换。同时，劳动惯习也是个体通过发挥主体创造能力和生成能力，主动构建意义和知识，实现内在劳动图式及行动结构的外在化，是一种“完型结构与建构中的结构”［21］。因此，它深受过去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并不断指导着当下实践，又通过当下的实践而调整、改变［22］。然而，以往关于劳动素养分化的研究，无论结构分析还是行动分析，多采用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缺乏必要的张力和解释力。因此，本研究认为，要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必须要了解当代大学生过去的劳动教育情况，呈现他们在原生环境中形成的劳动惯习。从简单的传统二元对立转向劳动教育活动双重属性的整体把握，以关系性思维方式将劳动素养差异的原因置于场域和惯习的动态交互关系中，并借助社会实践理论之“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双重视角来解析劳动素养差异的生成机制。

二、场域与惯习：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生成机制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展开了以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研究。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谓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但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而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23］。惯习是一个社会性的性情系统，内化于个体日常行为之中。它是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认知和动机系统，是客观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24］。惯习联结了社会结构和实践行动，它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形塑同时又对实践行动起规范作用［25］。在布迪厄看来，惯习作为一组后天获得的思想、行为和趣味模式［26］，既是特定阶层（阶级）一系列客观规范的产物，又是历史的产物，是身体化的历史，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尤其受早期经验影响甚巨，需要在历史中积淀形成［27］。

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为透视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通过分析当前中国劳动教育在“场域—资本—惯习”维度上的差异，可以窥见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机制。

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始终在一定的场域中进行，也就是说，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培育一直身处正式或非正式的劳动教育场域中，受到劳动教育场域的影响［28］。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共同形塑着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家庭场域是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基石，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学校场域是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教育教学活动场所，是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主战场，在大学生劳动素养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场域是社会多元主体为大学生提供劳动机会与实践的重要平台，是劳动思想舆论与价值观引导的重要场所，在大学生素养培育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家庭、学校和社会构成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场域共同体，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开展的劳动教育会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

作为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人的“惯习”时刻受到场域的形塑［29］。拉鲁（Annette Lareau）运用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对不同阶层的家庭教养方式进行了剖析。她发现不同阶层的父母在子女教养理念和方式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30］。家庭场域作为劳动教育的原生地点，是劳动意识启蒙和劳动习惯养成的起点［31］。不同的家庭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即家庭场域中父母的劳动教育方式和劳动教育理念将影响着孩子的劳动行为和劳动观念，从而使孩子形成不同的劳动惯习。不同家庭场域中培养出来的劳动惯习对孩子劳动素养分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父母的劳动教育理念不同，可能使孩子形成热爱劳动或厌恶劳动的惯习，父母劳动教育方式的差异，可能培养孩子勤于劳动或懒于劳动的惯习。本研究认为，在研究劳动素养分化机制中，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和劳动教育理念是导致孩子形成不同劳动惯习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和劳动教育方式不同，大学生从小养成的劳动惯习也不同，从而累积导致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资本是“一组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32］，主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本［33］。由于经济条件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家庭劳动教育模式，即经济条件越优越的家庭越不太在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尤其是不太要求自己的孩子参加体力劳动；文化资本是一种个人或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由于文化资本不同，家庭劳动教育的理念会不同，即文化资本占优势的家庭，其劳动教育理念会更健康，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等，从而会有效提升孩子的劳动素养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的家庭，其孩子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条件好但文化资本贫乏，其孩子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较低；家庭经济条件差但文化资本丰富，其孩子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较高。

不同阶层家庭由于经济条件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家庭生活品位，即追求享受、清闲的品位和追求必需品的品位。前者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储备丰厚，如父辈受过高等教育、家庭藏书丰富、家庭秉持精英教育理念等，特别注重孩子的脑力劳动，是上层或精英阶层劳动惯习的体现；后者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储备较少，父辈望子成龙，但又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让孩子从事较多体力劳动，是下层或工人阶层劳动惯习的体现。孩子长期濡染在不同家庭文化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劳动态度、劳动行为、劳动价值观等，从而导致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然而在现代社会，家庭对孩子劳动惯习培育和行为的塑造作用不断式微，学校功能逐步加强，为孩子提供了无差别的劳动惯习形塑场所，在学校场域中培养良好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惯习，从而缩小了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

H4：不同阶层家庭培养孩子劳动素养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上层或精英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下层或底层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具有显著优势，但学校劳动教育使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不再显著。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H 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落实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20年在H 省高校开展的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调查。调查首先采取分层抽样方法，在H 省高校中抽取了“985 工程”高校1 所、“211 工程”高校1所，普通高校2 所、独立学院1 所，高职高专院校1所。然后，在抽取到的高校中采用多段抽样方法，抽取每所高校100 名共计600 名大学生，分发问卷600 份，回收问卷590 份，其中有效问卷58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7%。

（二）变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劳动素养。劳动素养操作化为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价值观、劳动精神、劳动认知和劳动技能五个维度，共有34个指标，每个指标赋予1—5 分，因此该因变量为取值34—170 之间的连续变量。

2.自变量

（1）个体层次变量。个体层次自变量分别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学习成绩、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常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教育年限、父母职业阶层、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等。其中，父母职业阶层参照李春玲职业分层［34］的方法，初步将政府机关领导/干部、事业单位及公司（企业）领导/干部、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等划分为上层；将医生、律师、中小学教师、会计、护士、软件程序员等技术性工作人员、一般职工、办事人员、商业与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等划分为中层；将普通工人、农民、牧民、渔民、初级劳动者以及退休、无业、失业、下岗人员等划分为下层。家庭劳动教育方式，根据孩子是否参与做家务，分为积极劳动教育和消极劳动教育两类；家庭劳动教育理念，根据家庭是否对孩子有劳动要求，分为重视劳动教育和不重视劳动教育两类。学校劳动教育，主要由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和大学的劳动教育组成，是由学校中劳动教育情况的系列指标构成的连续变量，这个变量值越大则学校中的劳动教育越倾向于正常开展；社会劳动教育，主要是由社会关于劳动态度的系列指标构成的连续变量，这个变量值越大则社会中的劳动教育越倾向于健康；家庭劳动教育，主要是由“父母教育要爱劳动”“父母不让劳动”等指标构成的连续变量，这个变量值越大则家庭中的劳动教育越倾向于良好。文化资本主要指标为家庭藏书量，经济资本主要指标为家庭经济收入，取对数放入模型。

（2）学校层次变量——劳动教育地位。本研究选用了劳动教育地位指数来反映各学校间劳动教育地位的差异。这里的劳动教育地位指数主要由学校劳动教育设置、劳动教育实效、劳动教育氛围、劳动教育重视程度、劳动实践活动等维度构成，每个维度设置若干个指标，每个指标根据重要程度不同，分别赋分为“5、4、3、2、1”，根据指标得分加总计算出学生所在学校的劳动教育地位指数，指数越大表示学校的劳动教育地位越高。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续表1

（三）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的劳动素养。研究中测量的大学生劳动素养为个体层次的连续变量，考虑到不同学校重视劳动教育的程度不同，本研究将考虑学生和学校两个层次。因此，本研究使用多层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准确估计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影响因素。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个体层次

在公式中，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kij为性别、常住地、政治面貌、年级、专业、成绩、健康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分层、家庭劳动教育理念、家庭劳动教育方式、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家庭藏书、家庭经济收入等个体层次变量用来解释不同大学生间劳动素养的差异。βki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ij为方程残差。

2.学校层次

学校层次变量用来解释不同学校间劳动素养水平的差异，主要的变量D1j为学校劳动教育地位指数。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即β0j方程所示，γ01、u0j为截距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二是斜率层次，即β1j方程所示，γ11、u1j为斜率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其分别反映了二层次变量学校劳动教育地位对因变量的直接结构效应（二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结构效应（由于二层次变量的作用，使得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结构性差异）。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分别分析了大学生劳动教育场域、惯习和资本对劳动素养分化的独立作用、联合作用和交互作用，以及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家庭阶层差异。（见表2）

表2 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的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

续表2

从表2 模型1 可以看出，学校间劳动素养水平的方差（sigma_u 的平方）为0.0047，大学生个体劳动素养水平的方差（sigma_e 的平方）为0.1376，总差异中学校差异（rho）值为0.291。学校间劳动素养水平存在较小差异，大学生个体间劳动素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见图1），劳动素养总变异中29.1%的变异是由学校之间的变异引起的，70.9%的变异是大学生之间的变异引起的。其中，大学生的政治面貌、学习成绩和健康状况与大学生个体的劳动素养水平有显著正相关（见表2），党员、学习成绩好、身体健康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非党员、学习成绩差、身体不健康的大学生。模型1数据显示，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没有显著差别，女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高于男大学生，自然科学类大学生高于人文社科类大学生，但都不显著，这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35］。也有学者研究显示，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自然科学类大学生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大学生［36］，这种研究结论的差异需要日后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模型1数据还显示，农村大学生与城镇大学生之间的劳动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大二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比大一学生更高，大三学生、大四学生和研究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比大一学生更低（见图2），但并不显著，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

图1 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总体状况

图2 不同年级大学生劳动素养状况

表2 模型2 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对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即社会中正常开展劳动教育显著提高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家庭中良好的劳动教育也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也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的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中媒体或公众人物传递的劳动价值观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从模型2数据可以看出，学校中开展的劳动教育与大学生劳动素养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学校中的劳动教育越正常开展，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也越高，但不显著。这表明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之所以如此，可能的原因是学校对劳动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学校劳动教育形式化［37］，导致学校劳动教育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见，在数据上研究假设1并没有得到完全支持。

从表2 模型3 可以发现，家庭的劳动教育理念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具有显著影响，即对孩子有劳动要求、重视劳动教育家庭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对孩子没有劳动要求、不重视劳动教育家庭的大学生；家庭的劳动教育方式对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也具有显著影响，即要求孩子参与做家务的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不要求共同分担家务的家庭的大学生。可见，不同家庭的劳动教育理念不同，家庭劳动教育方式也不同，其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在数据上支持了研究假设2。

表2 模型4 和模型5 的研究结果显示，相比收入高的家庭的大学生，收入中等和收入低的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更高（见图3），但不显著；相比较家庭藏书少的大学生，家庭藏书越多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可见，文化资本不同的家庭，其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将大学生家庭收入与家庭藏书进行交互，数据显示，相比于家庭经济条件良好、家庭藏书少（文化资本处于劣势）的家庭，家庭经济条件差但家庭藏书多（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并不具有显著优势。研究假设3 并没有完全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图3 不同经济层次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状况

表2 模型5 和模型6 的研究结果表明，职业阶层越高的家庭，其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呈现越低的趋势，也就是说，相对于从事下（底）层职业的家庭而言，从事中、上层职业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更低，但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见图4）。就主观分层而言，相比于自认为属于下（底）层的家庭，主观分层属于中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具有显著优势，而主观分层属于上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则显著越低。本研究通过考察学校劳动教育与家庭职业阶层、家庭主观分层的交互作用，以探寻学校劳动教育对不同阶层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的影响。模型5 和模型6 的数据显示，学校劳动教育并没有显著改变不同职业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差异，却使主观分层属于下（底）层家庭的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主观分层属于中、高层家庭的大学生。可见，研究假设4 并没有完全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图4 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状况

五、研究结论

在本研究中，关于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机制主要考虑了大学生生命历程中的惯习、资本、场域以及家庭阶层地位对其劳动素养的影响。同时，不仅考虑大学生个体层次及学校宏观层次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的影响，而且还考虑大学劳动教育与家庭阶层、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互作用，建立了四个研究假设，分析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机制。

作为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的重要场域，家庭和社会中的劳动教育显著影响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而学校开展的劳动教育并没有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学校劳动教育也没有使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发生显著变化，这也印证了学校劳动教育实效性不足的问题。学校场域本应在大学生劳动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然而，由于劳动教育在学校处于边缘地位，劳动教育地位弱化，劳动教育形式化［38］，存在“有教育无劳动”“有劳动无教育”［39］的严重问题，劳动教育不被重视［40］，同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衔接性不足，连贯性较弱，导致学校劳动教育并没有形成合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在调查中学校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劳动素养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因此，应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形成劳动教育合力；应细化高校劳动教育专业必修课开设方式、课程内容和学时要求，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既要独立开设劳动教育专业课程，建立健全劳动教育学科、教学、教材、管理与评价体系，又要充分挖掘不同学科场域中的劳动教育属性，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创”教育、实习实训、志愿服务、课外实践相结合，形成协同育人效应，提升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效性。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普遍溺爱孩子，劳动教育在家庭中被软化，出现“全民富二代”现象，孩子形成了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的惯习。而本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大学生家庭树立崇尚劳动的教育理念和良好家风，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参与劳动、动手劳动，给孩子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从而使孩子从小养成热爱劳动、勤于劳动的惯习，这种良好的劳动惯习成为学校劳动教育和社会劳动教育的基础，在其生命历程中不断累积，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因此，劳动素养的提升需从小在家庭培养良好劳动惯习抓起，并将劳动教育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41］。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经济资本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普遍认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劳动素养水平理当更高。这种反差可以用部分学者的研究来解释，有学者研究发现，家长一般只关心孩子学业成绩，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常被忽视［42］。大多数家长尤其是经济资本较差的家长抱有“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不舍得让孩子参与劳动，觉得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即可，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劳动逐渐被边缘化，如农村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较多，大多是爷爷奶奶照看，溺爱现象较严重，“穷养娇子”，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43］。而不同文化资本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却存在显著差异，即文化资本越优越的家庭，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越高。可见，经济资本对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没有显著影响，但文化资本作为重要的中介传递机制，对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分化有显著影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是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也是最为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最隐秘的阶层再生产工具在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分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