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摘 要] 针对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现实，本文尝试阐释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中革命史、文献史和社会文化史三个研究维度，认为每个研究维度都具有优势和局限。只有立足红色出版史研究的现实传统，吸取多维度的研究方法，才能促进红色出版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 红色出版史 革命史 文献史 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2） 03-0116-07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

Li Guangjie

（Elephant Press，Zhengzhou，450016）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 is relatively weak，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three research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dimens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dimension of social culture history. Each research dimension ha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nly based on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 and absorbing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methods can we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

[Key words] Chinese Red Publishing History Dimens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Dimension of social culture history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出版工作，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不久，1921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开启了党的有组织的出版事业。1921年到1949年的29年时间里，宣传出版工作一直是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唤醒大众的重要手段，对配合武装斗争最后夺取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利用出版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革命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面对风云突变的时局和复杂变化的地域，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因时而动、因地制宜，表现出灵活机动的斗争智慧和出版韬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民国时期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它开启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源头，凝聚成一种传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史，不仅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史和民国出版史不可缺少的一环，也对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有现实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伴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也经历了百年风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出版史，其時间跨度为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本文称为中国红色出版史，或者简称红色出版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处于执政党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里带有政治寓意色彩的“红色出版”只是一种主题出版类型，应该称作“主题出版”，不宜再沿用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红色出版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红色出版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980年代初期，国家文化部出版局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征集红色出版史料，并开展红色出版史研究工作。这几十年间中国红色出版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据范军《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1921—1949）》一书的统计，1978年到2015年间，共出版红色出版史专著350多种，发表研究论文2000多篇。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各大报刊纷纷开辟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专栏，中国红色出版史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但总的来看，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研究理论薄弱，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问题。由于红色出版史和革命史的同构性，使得红色出版史研究很自然被打上革命史研究的烙印，甚至很多时候把革命史维度当做红色出版史研究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视角。这影响了对国外新理论新方法的借鉴和吸收。在史料开掘和文本解读方面，中国红色出版文献没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和再出版，难以被研究者利用。基础文献的缺失导致文本解读不够，尤其是占据红色出版文献最大比例的红色图书至今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影印出版，关于红色图书的整体研究仍是空白。即使是整理和影印出版较多的报纸和刊物，其研究成果也多局限于整体概貌的描述，缺少传统文献学运用书目和版本、校勘等方法的深度文本解读。针对当前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文提出了三个维度的研究路径。

1 革命史维度的研究路径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领域，“革命史”研究是作为一种与“现代化”研究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或者称为类型）而被提出。革命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受到苏联史学影响，按照五种生产方式划分社会阶段，强调历史的发展观、人民性、阶级性等。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性。其中阶级斗争是贯穿革命史研究范式的一条主线。

出版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政治显得特别重要，红色出版因为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阶级斗争的目的性，政治属性格外明显。红色出版史研究先天自带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因，从最初就被打上了革命史的烙印，“从功能性看，红色出版的发展与革命史的书写具有同构性，其工具理性的特色十分明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出版作为一种革命工具来传播革命思想”。红色出版史研究的革命史维度具有先天合理性：一方面红色出版为革命鼓与吹，起到号角和旗手的作用，是配合武装革命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革命政权为红色出版“赋权”，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提供保障。红色出版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具有相互依存的同步同调性，红色出版史的研究的革命史维度也就顺理成章。这个维度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革命史的类型区分来呈现红色出版的脉络。把红色出版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史同步分期。研究界一般采用纵横两种方式区分类型，在纵向上，按革命史时段分期，大致可以分为：苏区出版（1931年到1936年）、抗日根据地出版（1937到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出版（1945年到1949年）。按照地域又分为国统区出版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区的出版。这种类型区分以吴永贵教授的《民国出版史》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专章论述为代表。还有一种分期是“从党的出版活动特点出发，探索党的地下出版时期—党的根据地出版时期—党的全国性出版扩展时期的三个阶段分期”。这两种分期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表述方式的细微差异，呈现的是纵向历时性的出版活动。横向按照空间地域来区分，把红色出版活动分为红色政权控制下的红色出版和国统区的红色出版，呈现共时性的空间差异。吴永贵、左军的《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一文就是结合了时间和地域两种区分的方法，对红色出版史作了全景式扫描，认为苏区出版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内容往往结合当时的宣传任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秉承了以前苏区出版物注重政治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党性特征，出版党的领导人著作、党报与党刊 、党的历史文献、党的政策文件、马列主义著作成为根据地出版工作的核心。为军事斗争服务、为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些宗旨始终贯穿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抗战硝烟的新华书店，也经历从偏僻乡村到中心城市，从区域之地到全国范围广泛的发展壮大过程，它们的出版工作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基础。这种时空交错的类型区分，使得红色出版史研究脉络清晰，各个时期的特色鲜明，并能把出版活动和政治时局紧密相连，体现了唯物史观下的革命史特色。

第二，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呈现革命思想史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红色出版史研究革命史维度的一根主线，一直以来是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研究论文和专著数量可观。最新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张远航《不忘初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典追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899—1949）》、王海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方红《共产党宣言百年汉译出版及传播考释》等。这些成果对经典著作文本、翻译、版本等的深入探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曲折的传播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历程得以清晰呈现，革命史维度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也借此历历在目。

第三，通过区域性宏观探讨解析红色出版特征。红色区域划分是革命史维度下类型区分的一个角度，在现有的红色出版研究成果中，宏观扫描式的研究著作以《中国出版史》（下冊，吴永贵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叶再生著，华文出版社，2002年）两部通史性的专著最为简明、概括，论述全面，表达清晰。论文成果基本集中某一区域，苏区、抗日根据地时期、解放区，以及国统区的出版都有较多涉及，比如《中央苏区的红色出版风貌、特质及价值》（万安伦、都芃、黄婧雯，《中国出版》，2020年第8期）一文，通过对中央苏区的出版物、出版形式、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体制、出版导向、出版思想的一一解析，总结出中央苏区出版的整体风貌、主要特质和独特价值。

第四，通过区域性专题史研究总结红色出版规律。区域性专题史研究包括红色出版发行机构研究、红色出版人物研究、红色印刷史研究、红色报刊史研究等。根据范军《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1921—1949）》一书的资料索引篇所辑录的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著作和研究文章目录统计，有将近一半的研究成果是区域专题史研究。在吴永贵《中国出版史》、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两书中对以上所列专题几乎都有简明扼要的概述，比较完整而清晰地描述出区域专题史的概貌。红色出版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研究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解放社、新华书店等知名度高的出版机构，据吴永贵教授的统计，仅解放区的出版机构就有几千家，这些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尚没能展开对红色出版机构全面的研究。红色出版人物也是聚焦知名度高的编辑家或者出版家，像关于毛泽东、张闻天、李达、恽代英、邹韬奋等的编辑、出版活动的文章较多，而大量参与过红色出版活动的出版人物却因为史料不足、难度较大而被研究界忽视。总之，区域专题史研究成果跟革命史维度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现状是吻合的，聚焦大事件、大人物，偏重宏大叙事。

由上可知，革命史的研究维度从最初就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红色出版史研究中，但由于革命史的维度带有前置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预设的理论导致对出版现象的观察和出版规律的判断趋于统一，跟历史的实际未必相符;过度关注政治因素，其他因素关注不够;侧重于宏观叙事，忽略微观侧写;注重整体描述，个案分析不够;聚焦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缺少“眼光向下”的书写等。

2 文献史维度的研究路径

出版史的研究如果没有出版史料文献做基础，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行之不远的。正如叶再生所言“一部出版史著作必须根植于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上。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既是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才可能使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

出版史研究中的史料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出版文献包括出版物和一切与出版活动相关的文字资料和实物。狭义的出版文献就是指出版活动的成果，即出版物。出版物无疑是出版活动的对象和核心内容，但出版史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出版物，就会失掉对出版活动的全局把握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的认知，比如出版家的日记、书信，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等，也都是研究出版活动的重要史料文献。因此本文认为作为出版史研究中的出版文献应该是广义的。红色出版史研究的文献史维度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对红色出版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认识红色出版活动的规律和自身价值。

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学术传统归纳起来有五个方面：整体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目编制满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版本源流考证遵循“万流同归，百虑一致”的原则;版本选择和校勘追求“广勘异本，择善而从”;文献的编纂要做到“会通”。红色出版文献是介于古籍和现代文献之间的一种历史文献，具有过渡性的特点：版式以竖排繁体为主;语言文白参杂;纸张和印刷方式既运用现代工业技术，不得已的时候仍然沿用传统手工方法。颇有旧瓶装新酒的感觉。目前，红色出版文献已经被国家列入“新善本”加以重点保护和开发，这给学术界和出版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可以积极利用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系统整理、出版红色出版文献，更好地解决“藏”与“用”的问题。运用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方法指导红色出版文献的整理，有利于红色出版文献整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确保文献的安全、准确，为红色出版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文献。

红色出版文献目录的编制起步于1980年代，当时的编制目的就是文献登记，因此著录非常简单，如北京图书馆（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分别编写了专门的革命历史文献书目，三本书目著录数量都在6000多种，都是财产登记簿式的简单著录，没有内容提要和图书的版本源流考证。新世纪以来，首都图书馆（2013年）、上海图书馆（2021年）、国家图书馆（即将出版）分别编写了革命历史文献的专题书目，其中首都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新书目都有提要，版本信息的著录也较上世纪80年代书目更为详细，比如首都图书馆书目在出版机构前著录了出版地，还增加了图书的成品尺寸。这些简单的书目为研究者（读者）了解馆藏红色出版文献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是严格文献学意义上的书目，不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随着即将出版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红色文献目录的出版，将会为红色出版史研究提供更有学术价值的书目。版本的选择和源流考证是传统文献学的重要方法，常常运用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名著，总共有七个完整的中译版本，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各个中译本依据的外文版本不同，有根据日文和英文转译的，也有根据德文原著翻译的;译文里的译法也有不同，不同版本序言也有别。透过这诸多版本信息，不仅能考证出各个版本的时间先后，是否有借鉴关系，还能梳理出来自世界的、中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和传播的过程和流变，时代风云与出版风尚互相激荡而形成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隔着百年的时空仍然清晰可见。再比如毛泽东的著作版本变迁信息也很丰富，同一本著作，早期和后来不同时期的版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变化，非常值得研究。考证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比较异同，能帮助研究者深入挖掘文本内外的出版活动信息和复杂的关系，是考察红色出版活动的可靠方法之一。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献学“在体例和方法上以排比书目、罗列史料为主”，在目录、版本和校勘的框架下进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过于专注文本，对文本背后的因素缺少关注;另外，红色出版文献毕竟不同于传统古籍，照搬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难免会水土不服。

3 社会文化史维度的研究路径

上世纪末开始，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活动。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思潮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 “社会文化史”，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社会文化史更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和平等意识。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因果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的阐释;在研究主题上，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心态、观念等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红色出版是一种文化活动，社会文化史的维度为红色出版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使得红色出版史研究出现以下转向：放弃线性历史观，强调红色出版文化的多元性;摒弃宏大的政治叙事，关注红色出版中的个案研究和微观考察;关注以往被忽视的红色出版活动中的历史细节和边缘群体;以红色出版活动中的人为叙事主体，突出个体的人，拒绝群体化的人;揭示红色出版活动中的人同客观条件和外界事件的关系;注重对红色出版文献文本和背后的意义的挖掘和呈現。

社会文化史维度已经引起了一大批出版史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在借鉴社会文化史的方法探索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范军是较早关注社会文化史并践行于红色出版史研究的学者，他提倡“深入到历史深处，学习和借鉴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注重宏大叙事、整体关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丰富的历史细节，更加关注历史中的人物尤其是普通人，力求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 范军在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开设的《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专栏，具体呈现了大历史背后的小细节。在《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一文中，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秘密创刊的理论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现该刊物总共办刊52期，不仅刊期、开本、出版者、编者等经常无规则变化，还经常改变刊物名和封面，以“伪装书”的技巧来躲避政治封杀和迫害。比如刊物名还一度叫《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署名“顾康伯编”）《中国古史考》《历史研究丛书》（署名“钱玄同编著”）《金贵银贱之研究》（署名“中国经济协会出版”）《平民》《虹》《经济月刊》（署名“上海经济月刊社出版”）等。 这样的出版细节揭示出当时斗争的残酷和红色出版生存的艰难，也彰显了中国红色出版人采用的张冠李戴、暗度陈仓的斗争韬略。

再比如社会文化史维度关注以往被忽视的边缘人群，传统的中国出版史研究较少关注读者，西方兴起的“阅读史”把读者作为中心人群来研究，认为读者不是出版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主动选择，甚至参与到出版创作过程中去，与出版物形成互动的关系。出版活动在策划之初最先考虑的应该是读者的需求，分析读者、了解读者、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才能实现出版的价值。延安时期广为流传的《新三字经》（也称《儿童三字经》）和抗日时期的《抗日三字经》，是辛安亭借鉴了《三字经》的形式编写而成，适应了读者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通俗易懂，易记易诵，十分接地气，是出版者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经典案例。

从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史的出现，无疑是值得重视并应该在红色出版史中参考借鉴的新观念、新视角和新方法，但在利用时，也需要注意其局限。其一，是社会文化史将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作为重要关注点，但历史学毕竟还是要以史料和史实为基础，如果过于夸大了社会文化因素的比重，就有可能让历史丧失其客观性;其二，社会文化史强调微观史研究，这固然弥补了过去史学传统的宏观叙事，但也应该注意不可走极端，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尤其是在红色出版史研究中，革命的红色大背景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其三，是社会文化史对边缘人群的关注问题，在对解放区的红色出版史研究中，对中心人群和边缘人群的划分又是更为特殊的问题，对此也是要谨慎分析讨论的。

4 结 语

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相较于别的史学领域，是一个资历尚浅、基础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同时又是一个方兴未艾、研究空间巨大的领域。笔者作为一个在出版界工作二十多年的出版人，根据自己的出版工作经历和体会，对红色出版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尝试做以下展望。

坚持革命史维度的“红色”立场。红色出版作为一种源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类型化出版，承载着革命存史的使命和价值，红色出版史研究必须坚持“红色”立场。只有坚持“红色”立场，才能将革命史观的价值判断贯彻于整个红色出版研究中，作用于史料的选择、判断和分析，才能把握住红色出版的精髓，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研究结论。

立足文献学传统，充分做好红色出版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这个工作需要出版管理机构、出版机构和学者三方协同：摸清红色出版文献家底，编制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的文献学意义的红色文献目录，为红色出版史研究提供总的路线图;精选版本，系统分类，影印出版红色文献，解决“藏”与“用”的难题;建立红色文献数据库，利用清点红色出版文献的机会，扫描纸质底本，并将电子文本转化成可供检索的数据库，实现文献数字化的工具性价值，在实现红色文献整理的同时，提供超越文本本身的知识服务。在整理、出版的基础上，加强文本文献的研究，这样红色出版史研究才能吸收充足的营养，持续根深叶茂。

立足现有的研究传统，吸收和借鉴先进的研究方法。目前的红色出版史研究在革命史维度上取得较大成就，在此基础上，要打开国际视野，充分吸收国外的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红色出版史研究输送新鲜的血液，从理论到方法上构建自己的研究体系，把红色出版史研究变成红色出版文化史研究，即不仅描述红色出版现象，探讨红色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更把红色出版活动所反映出的一整套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融，构建多维度、立体的红色出版史研究格局。

培养复合型研究人才，促进红色出版史研究的开展。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色出版文献禁区，鼓励更多学者参与研究;在高校开设出版史研究专业，培养理论研究人才;鼓励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参与红色出版史研究。如此多头并进，才能培养出一批集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复合型研究人才，更好地承担红色出版史研究的重任。

注 释

[1][4]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07

[2] 范军.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综论（1921—194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前言1-2

[3] 李芳馨，范军.见“微”知“著”：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J].中国出版，2021（13）：23-29

[5] 侯俊智.关于中国共产党出版史（1921—1949）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2）：55-65

[6] 吴永 贵，左军.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与启示[N].光明日报 ，2011-06-14

[7] 葉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0

[8] 李明杰.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在古籍数字化中的价值实现，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报告，未出版。

[9] 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2）：7-27

[10] 陈启能.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1] 范军.从历史细节中挖掘百年红色出版资源[J].出版科学，2021（5）：1

[12] 范军. 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OL].[2021-03-16].出版六家.https：//mp.weixin.qq.com/s/Ayu 4wXiiOaHQmFaa6J-Evw

（收稿日期：2022-01-08）

[作者简介] 李光杰，大象出版社副编审。

出版科学，2022，30（3）：1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