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开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022-06-17 14:59李为为王雪畅
大学·教学与教育 2022年5期
关键词:立德树人课程思政

李为为 王雪畅

摘  要:新时代背景下,许多学者都在就如何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研究。文章另辟蹊径,从大学英语教材开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入手,探讨了教材编写过程中如何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指出大学英语教材开发要注意遵循从“他者”转向“对话”、从“工具性”走向“人文性”、从“语言学习”转向“语言生活”、从“文化习得”走向“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可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和“显隐结合”的选材方法,旨在对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材建设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跨文化研究;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14-0054-04

课程思政给外语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变革,涉及外语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途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教材作为实施或落实课程思政的基本依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明确指出,“大学英语需要在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学实施等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思想和情感资源,丰富其人文内涵,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大学英语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1]因此教材改革在全国高校落实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背景下显得极为紧迫。

“教材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在教材建设上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拓宽视野,博采众家之长,利用大学英语课程优势,及时反映世界科技新进展,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培养具有前瞻思维、国际眼光的人才提供有力支撑。”[2]大学英语教材开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教师授课、学生学习都要依赖教材, 因此教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成败。由于大学英语课程是各高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且开设时长较长(一般为两年),再加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其他一些英语考试的必要性,對该课程进行认真开发和建设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一、大学英语教材开发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代教材从1961年至1966年,主要强调语法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第二代教材从1979年到1985年,仍强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但开始纳入听说与写作训练;第三代教材从1986年至90年代中期,这一代教材开始基于教学大纲编写,并且突破了一本书的传统,开始向系列化发展,在侧重培养学生语言基础的同时,开始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代教材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是现阶段使用较多的教材,第四代教材更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编写理念、内容选材等方面有很大改进,在技术应用方面也有所突破,但仍未打破传统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混合式教学的需求[3]。如今,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不仅要考虑交际和应用能力,还要考虑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教学技术发展变化和混合式教学要求,审视大学英语教材改革和开发能否融入学校课程思政体系,并真正做到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的而服务。总体上说,大学英语教材开发的基本原则是:既满足课程培养专业能力和素养的需要,又满足培养大学生情操与格局的新要求。具体实施方法是,大学英语教材开发要注意从“他者”转向“对话”、从“工具性”走向“人文性”、从“语言学习”转向“语言生活”、从“文化习得”走向“文化交流”,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并注重“显隐结合”。

(一)从“他者”转向“对话”

长期以来,各高校所使用的“经典外语教材”基本都是“他者”视域的,文本选材多以外国原著为主,因此其文本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迎合着诸多西方价值观。“他者”视域并不能关照中国的教育现状,更无法唤醒中国学生内心深处的真实渴望,难以传递中国文化和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正向价值观。柏拉图最早提出“他者”这一概念。“他者”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者”能够昭示自我,能够让自我通过“他者”来更清楚地审视自己。“‘他者’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与自我关系之中的”[4]。新时代背景下,各高校长期以来所使用的具有“他者”视角的教材显然已无法满足中国学生积极探索世界、勇于担当的需求了。世界格局风云变幻,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高校教材中充斥的“他者”视域是时候该转向“对话”机制了。这种“对话”并非排斥“他者”,更多的是能够要求参与双方或多方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文化对话,共同促进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流和达成。这就要求高校专业人士在制定教材时能够合理审视每篇入选的文章是否具有文化“对话”价值、文章本身的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人文高度的新时代人才、是否有利于落实立德树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从“工具性”走向“人文性”

长期以来,英语一直都是一种“工具”,一种可帮助学生实现人生跨越的手段。学校教师在教授英语时,总是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不断地塞给学生大量习题并不断训练强化各种语言知识技能,所以中国学生很擅长考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部分学生肤浅应付、无法交际和交流。如果说大学英语教材在选择文本时要注意文本价值取向,注意具有“他者”视角的文本向具有“对话”视角的文本进行倾斜的话,这也就意味着英语学习的“工具性”在逐渐减弱,其“人文性”更应作为一个宝藏去挖掘。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要抛弃“工具性”,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引领人们进入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这里所强调的是学习者不要仅以语言学习为目的,而更多地应转向为什么要学习,或者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就是指通过本族语言与外国语言的学习,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5]。王守仁强调学习外语是为了让本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和文化传统,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宽容,尊重各自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理解西方文明、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熟悉中外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6]。大学英语教学在重视“工具性”的同时,要重视其人文内涵,尤其是要注意教授学生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使其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从“语言学习”转向“语言生活”

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已然发生变化。语言学习已不能满足学生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语言从“工具性”转向“人文性”,也在说明语言在逐渐地深入人们思维的塑造和思想的提升,向“语言生活”转变。“语言生活,有时又称‘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大约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之后逐渐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学术用语。特别是随着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随着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十年编纂和英文版、韩文版的出版,‘语言生活’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础术语,并开始在海外产生影响。”[7]语言生活更多地含有了语言融入生活、语言启迪生活、语言作用于生活的意思。因此,大学英语教材在进行文本选材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级别难度,更要考虑文本内容是否符合教学要求,是否重在交流、交际和应用,是否适合当代大学生,是否能够实现价值传递并能起到“立德树人”之效。

(四)从“文化习得”走向“文化交流”

当大学英语教材文本选择重视文本所传递的内容、重视“语言生活”之后,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要对如何使用教材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既不盲目吸收,也不盲目排斥,而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审视、思考教材文本中所呈现的内容、能量和价值观。大学英语教学一直重视文化习得,尤其是对第二外语的文化习得,因此,长期以来,教师和学生都在被动接受并阅读一些以传播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原汁原味”的英语文本材料,殊不知,很多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间就被“西化”了,认为西方宣扬的一切价值观都是正确而美好的。但经过时间的荡涤,人们发现,国人不应忘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以及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文化习得”已不仅仅限于习得西方文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化也成了应“习得”的内容和对象。新时代背景下,“文化习得”内容的变化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化交流指的是发生于两个或者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的交流。”[8]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随着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已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和开放的心态与他国文化进行碰撞和交流。大学英语教材的开发在注重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所选文本能够起到传播中国文化、使之与世界他国文化进行交流的作用,真正做到培养有眼光、有格局、有涵养、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生。

二、大学英语教材开发方法

(一)跨文化研究方法

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大学英语教材是各国文化并存和交锋的一个媒介和平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大学英语教材选材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泛,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外国的,可以取材某古典名著,也可以取材某当下流行作品,可以取材网络作品,也可取材期刊杂志作品等等。可以说,该课程是一个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之佳作的优秀平台,作为一门在大学为期两年的公共必修课,选材上要注意适当性,注意确保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扩展其视野并能提高其人文素养,真正能够做到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之根本任务。鉴于这一点及大学英语教材开发的一些原则,跨文化研究方法对大学英语教材的开发和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文化研究是指涉一种方法和理念[9]“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阐释”[10]。成熟的大学英语教材在选取恰当素材的同时,也要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关注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话,“他者”与“自我”是彼此共生、互彰互显关系,而非彼此排斥的关系。纯粹以西方文化输入为主的教学选材或者说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文本选择都有悖于跨文化“对话”的原则。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传统文化更多的启示人们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各国文化和现象。因此,我们要确保大学生在学习时,不仅仅要能接触一些含有中国文化的东西,也要接触一些含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东西,这种选材编排会更有助于拓展大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帮助其成为一个真正于国于家有利的高素质人才。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重要课程,要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人文高度”的跨文化交流引领者。

(二)显隐结合

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开发要注重循序渐进和显隐结合。显隐结合不仅仅是指落实课程思政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实施思政教育所应采取的方法,同時也应落实到教材开发中来。文旭、莫启阳在《大学英语教材:问题与思考》一文中指出了我国当前大学英语教材编写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较少落实教学要求、受四六级制约、演绎程度处理有欠科学、练习量和生词量缺乏监控、缺少与高中英语衔接的考虑、欠缺对教师职业发展能力的关注以及本土文化缺失等”[11]。针对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教师应考虑:有些东西应把它凸显出来,有些东西则不必那么“张扬”。如大学英语教材开发是否要结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相关规定,把某些该彰显的内容彰显出来,把该隐去或删除的内容彻底删掉。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配置问题了。长期以来,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素材在各主流大学英语教材中都有所欠缺,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师应考虑含有中国文化的内容在整本或整套教材中的比例问题。方庆华、刘梦歌在《“文化自觉”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文化配置研究》中指出,大学英语教材要与时俱进,“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致力于实现课程目标,系统地安排母语文化、目的语文化以及其他国家文化,形成文化配置合理的教材体系”[12]。因此,对于某些“失语”已久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教育工作者应加大力度进行编排,而对一些彰显西方文化的素材,则要擦亮眼睛多加考量,看哪些内容已经过时甚至是不合适,尤其是那些歪曲学生价值观的东西更应彻底删除。这里的“显隐结合”是从选材角度来探讨的,对于如何使用教材并在教材使用中落实“显隐”策略,并不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重点。换个角度说,高校在进行大学英语教材开发选材时要注意选材的适当性,注意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大学生所可能产生的作用。

三、结语

大学英语教材建设是落实课程思政的首要环节,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教材要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和课改要求进行建设和开发,注意既要满足课程培养专业能力和素养的需要,又要满足培养大学生情操与格局的新要求,注意遵循一系列原则,如从“他者”转向“对话”、从“工具性”走向“人文性”、从“语言学习”转向“语言生活”、从“文化习得”走向“文化交流”,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并注重“显隐结合”,将课程思政元素编写进大学英语教材之中,以方便教师和学生使用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石坚,邹申,金雯. 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 靳秀莹,张维,胡翠霞.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大学英语教材改革思路[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0(02):36-37.

[4] 王庆福,陈巧巧. 与“他者”对话:重构“中国故事”的叙事话语[J]. 电影评价,2018(08):9.

[5] 陈琳. 英语新课标准的“变”与“不变”[N]. 21世纪英语教育,2012(05).

[6] 王守仁. 坚持科学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观[J]. 外语界,2013(06):9-14.

[7] 李宇明. 語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2016(05):15-23.

[8] 潘雷,赵晴. 孔子学院在中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 中外文化(第十辑),2021(03):168-175.

[9] 周宪. 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J]. 学术研究,2011(10):127-133.

[10] 梁觉,周帆. 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回顾及展望[J]. 心理学报,2010(01):41-47.

[11] 文旭,莫启阳. 大学英语教材:问题与思考[J]. 外语学刊,2013(06):97-101.

[12] 方庆华,刘梦歌. “文化自觉”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文化配置研究[J]. 语言教学与跨文化交流,2021(01):113-118.

(荐稿人:闫明,河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学副院长,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2020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材改革研究——以河北科技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020YYJG08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为为(1982—),女,硕士,河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王雪畅(1981—),女,硕士,河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大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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