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

摘  要：“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教学的指示纲领，也是中国近代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中体西用”的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法性做出了有效的论证，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的传播。在此原则下开展的留学教育以及用以设计书院改制方案，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合理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近现代发展、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僵化的传统封建教育体制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单一的传统教育体制结构，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中体西用;近代教育变革;旧式书院;新式学堂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14-0108-04

一、 “中体西用”的提出和社会影响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

“中体西用”思想由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最早提出。1861年，冯桂芬接受林则徐、魏源等革新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一句“中华之伦常名教之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方术”[1]，最早表达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冯桂芬提出“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1]1895年，南溪赘叟在《救时策》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二）“中体西用”的社会影响

近代中国，纵使清朝政府本着“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已无法遏制历经工业革命后重生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野心，在与西方列强们的坚船利炮交锋中屡屡战败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心怀家国情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师夷长技”以达到“制夷”目标的办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自强运动。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抗议》则深刻影响了洋务运动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纲领。尽管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个失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完整的计划和确切的落实，但其间依然涌现出不少进步的方面，在教育领域，中学与西学孰轻孰重的主辅之争依然没有间断，全国的政治学界、思想界几乎都加入了这场大讨论， “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皆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其中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为主流。洋务派主张在以“旧学”为绝对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借鉴“新学”的部分内容，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先进技术、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办了诸多新式学堂，给僵化腐朽的封建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结构，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二、“中体西用”中有关教育的体现

（一）“中体西用”的主要内容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即是以孔子、孟子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理论，“西学”指的则是当时西洋发达的科学、思想理念和生产管理办法。其中“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中国伦常经史之学即三纲八目等儒家学说作为原本;“西学为用”，是在主张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国家的自然社会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和西方修铁路、造船炮等科学技术的应用，举办洋务新政，以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思想具体体现在自然科学、商务、教育、外贸等方面。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1861年）中倡导“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新意见，倡导“以我国之人伦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即政治、伦理学品德维持传统，不为变易，而主要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技术，表达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他的这一思想，上承晚清经世思想，下启“中体西用”的思想。1889年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上书《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校办法片》，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2]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 “中体西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他提出高等教育先要传授历史之学，这是我国所有学问的基石，并置于首要地位，而后再去学习在西学中有益的新知识，以弥补中学教育的缺陷。西学内容主要包括了西艺、西政、西史。西艺包括了一些西洋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西政指西洋的学校、通商办法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西史则是指西洋各国的史书。他还倡导在国小先学西艺，然后再学西政;在大学堂则先教西政然后再学西艺，而且在学西艺时间要长于西政。除上述解释外，关于体与用还有下列解释，即“体”指主体，一般指在核心理念、社会价值观、原则方法的若干内容，“用”则为辅助工具，一般指在生产活动方式、用具和产品价值等方面的具体体现[2]。

（二）“中体西用”的教育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中体西用”的新思潮对近代教育发展影响重大，把中西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给顽固封闭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打开了缺口，使西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成为可能，也给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带来了崭新的物质力量与精神武器，促进了封建主义解体，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晚清政府进行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它的主要指导宗旨，也集中体现在对洋务教学活动的物流管理上，它也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石。所以，“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也就成为洋务派在教育思想和教学变革领域的主要指导宗旨。

在教学上，“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教学的指导纲领，也是中国近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中体西用”的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法性做出了有效的论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的传播。而在此原则下开展的留学教育以及开设的新式学校，则促进了僵化的传统封建教育体制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单一的传统教育体制结构。

“中体西用”的思想，打破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束缚，使得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得以传入中国，在诸多开办的新式学堂中，产生了许多外国名著和展现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中文译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渠道。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思潮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流动传播，有效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开化和研究的多样性，同时，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猛烈冲击，“中体西用”这种相对契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中庸之道”的辩证理念，有效遏制了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企图全盘推翻中国传统思想，采用全盘西化的大清洗行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捍卫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思想文化成果。8A90B076-5F50-4E4C-B538-66AEBF6BEA63

当然，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在教育层面的体现也暴露出许多无法忽视的弊端，例如在“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主张学习西政、西艺和西史的同时，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却有意规避，无法割舍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从“中体西用”在教育思想领域的体现到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长技”，都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其指导方针从制定到具体实施过程都具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和短视性，其归根结底是一场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

三、“中体西用” 在教育领域的一个视角—— 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

（一）旧式书院

书院是我国传统的教育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部分，区别于官学教育体系，最初为私家设置或由官方机构用以聚徒讲学、研讨学术之用，随着其发展演变至近代也被叫作“书屋”，如鲁迅笔下著名的“三味书屋”。

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代，但那时并非严谨的教育机构，而是用于官府修书、学校校书或讲经之用。书院正式被纳入教育体系，成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是在宋代， 当时宋神宗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以振兴儒家文化为目的，自觉地去建立了书院， 由朱熹贯彻落实，书院的经营方式主要为富商、学者自行筹款建筑，并多设置于山林偏僻之处，学田收租为主要的集资手段。书院开始具备相对正式和明显的教学职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培训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学院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民间的教学组织形式，但是因为书院的性质比较独特，和儒家官学体系有所不同，无法在官学体系中为书院的建立提供借鉴。

书院走向世界，始于明代，书院正式向外输出的标志为朝鲜的李氏王朝借鉴中国的书院制度，并将其发展壮大为其国内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明代的书院经历了数次的跌宕起伏，从广泛被取缔、拆毁，再到重新翻修重建，崇祯帝时逐渐趋于稳定。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为以各省州、市县级书院为重点学校[3]。

旧式书院作为中国士人阶层的文化组织，为中国诸多领域培养了许多人才，对于中国民俗风情的养成、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书院制度传至海外，很好地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优良载体。

（二）从“旧”到“新”的过渡转变

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对我国入侵殖民脚步的进一步前进以及西洋文明的蜂拥而入，导致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上的冲突越来越剧烈。而我国传统的思想教育文化系统也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蚕食，社会结构走向破裂，随着社会上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的发展，也进一步弥补了中华民族在传统思想毁灭后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空缺。由于中国与西洋文化交流得越来越频繁，部分晚清士大夫也渐渐产生了相对前卫的观点，中国国内许多主张“睁眼看世界”的文人纷纷提出应当改革教育，主张“以我为主，以中为体”，维护对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继承发扬，这不仅顾及了身处中国社会基层的普通公民道德上的心理过渡问题，而且顾及了努力学习西洋的先进知识的必要性，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并期望通过发展新教育来拯救中华民族。内容主要包括设立绝学之科、增设算学科等，把自然科学、算义等加入科目内容，其中诸多借鉴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学科，这是“中体西用”在教育领域落地生根的一个显著苗头。

随着这些新想法的提出，不少有识之士同样发觉，传统的旧式书院无法满足增设这些新型科目的需要，因此开始主张新办新式的教学场所，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新式学堂”，随后，在京、津、沪等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三）新式学堂的兴起

近代的书院文化教学体系，以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为时间分割点，前后有所不同。在此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与传统书院的紧密联系，大体上是在传统书院中增加西学课程，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甲午战争之后，尽管依然大力提倡这一新式理念，但改变不了西学逐步代替中学成为各大传统书院教学主体的趋势。书院改革在光绪年间（1896—1898年）形成了一个高潮，书院改革的第一种方案便是改书院为学堂。

湖北省自强学堂，是一八九三年张之洞为训练“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而奏请清廷设立的。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立和管理运营的高级新式学校，即武汉大学的前身，其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借鉴自西方的学校，领先于全国进行分科教学和按班授课实践。

在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变之初，张之洞的表现并非最积极的那一个，相反，他的热衷程度甚低，他创办的许多教学场所都还属于旧式书院的范畴，教授科目单一，尚无引入西学的趋势，但是随着其本人在督鄂与暂督两江期间大规模创办洋务事业的实践总结，其愈发感受到了西学与中国传统事业结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种迫切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工业、民营企业，更体现在教育事业上，因为唯有教育的先进，才能为其余各项事业输出更高质量的劳动力、技术人才，这些事业的改革与转型才具备基本的人口素质条件，因此张之洞毅然选择了加入改革中国旧式教育的浪潮中，发展全新的近代教育事业并积极付诸实践[4]。

张之洞在广东设立的广雅学校和广东水路师学校，成为他倡导建立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开始，整体的实践内容便是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张之洞主张采纳新旧融合、中西结合的教育理念建立新式学校，以培育洋务人员，但被资本以及条件等问题所限制，并非所有的新式学堂都是零基础新建，大多数的新式学堂为旧式书院改造翻新而成，也就是大多数的新式学堂的前身为旧式书院。这种翻新过渡除了表现在建筑外表的样式上，去繁从简为多，更多的体现在教学场所内的教学内容上，大量引入西学，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运营模式为主，同时增设多门洋文的学习课程，尤重外语科学技术教材的翻译。张之洞以改建经心书院为始，又成立了两湖书院，虽然仍以书院命名，但实质上已是一个近代新学校，其中在课程科目和基调的制定上，由于张之洞讲究务实和技术，放弃了自由研究，改为计日功课，将清初空泛的教育理论转为系统的学习。对于本土的封建伦理纲常内容，并未剔除，采取了保守的保留态度，这与张之洞本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名教纲常”思想是分不开的，即使是在“中体西用”痕迹明显的一系列新式学堂中，“经史大义”课程的设置仍然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但从总体上看，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变还是以积极作用为主。在此期间，许多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源源不断地涌进封建教育体系的框架，为古板的传统教育文化氛围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西结合”的各领域人才[5]。此后，许多学堂纷纷仿照自强学堂进行分科教学改革。8A90B076-5F50-4E4C-B538-66AEBF6BEA63

在对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转变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在张之洞的教育自强事业中，兴学育才占有无比重要的位置。兴学育才所需要的新型的知识，便需要从当时看来更为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中汲取，所谓“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这种理念在张之洞的新式学堂创办过程中皆得到了体现，多表现为更加务实的学风，更加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人们在继续坚持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

四、结语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教育变革的指导思想，用以设计书院改制方案，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合理处理传统文化与近现代发展、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在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更是开启了中国教育的一种新模式。 “中体西用”教育理念，放在今日开放的中国，依然是一种极具生机与活力的教育理念。它首先要求从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让中华学子将自己的根厚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其次，又要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把自己的视野放得更远些，走得更远些。再次，学校在课程改革和设置方面，把“中体课程”和“西用课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外国的优秀文化，在学生的身上进行融会贯通，培养出具有“中国心、世界眼”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A]//郑大华，点校.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5-78.

[2] 郭书愚，王亚飞. “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7（05）：126-136.

[3] 朱汉民，邓洪波，肖永明，等. 笔谈：岳麓书院教育傳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 大学教育科学，2021（05）：87-100.

[4] 王人博. 张之洞：一个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J]. 法学评论，2021，39（01）：175-196.

[5] 任晓兰，王昊.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J]. 理论与现代化，2013（02）：105-109.

（荐稿人：叶信治，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鲍一凡（2001—），男，学士在读，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8A90B076-5F50-4E4C-B538-66AEBF6BEA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