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端方的收藏实践

王田

端方是清末的重臣，也是当时为人共知的杰出收藏家。他作为鉴藏家的一生虽然不长，却经历复杂。端方过眼的、经手的、与之相关的藏品浩如烟海，至今在国内外重要的公私机构中都有分布。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端方相关文物就为数不少。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直隶浭阳的满清贵族家庭，即今天的河北丰润县。端方虽然是满族，但血统并不纯正，其先祖是陶姓汉人。从祖籍浙江省秀水搬到满洲里后，被编入满族正白旗，获得满族姓氏“托活洛氏”“托忒克氏”或称作“托阔洛氏”，即“套马”或“把袋子耿在马背上”的意思。纵观端方的一生，他将自己的字号命名为“陶斋”，并用其特色自生的书法不厌其烦地题写在其大量藏品上，大概也有不忘先祖的情感寄寓。

端方在文物收藏研究上起步很早，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与见解。在其编撰的1908年的青铜器目录前言中，他提及青年时就已开始收集古代青铜器。

端方的藏品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继承的家族收藏，另一部分来自他官宦生涯中持续的文物搜罗。端方继承的家族收藏占了其藏品的相当分量。从已经披露的端方藏品目录中，就有不少藏品是其家族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这一点得益于端方良好的家庭出生和优渥的经济条件。端方的父亲桂和曾任热河知县，其伯父桂清更是皇室近臣，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不仅受慈禧太后的赏识，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此后由于桂清膝下无子，端方被其父亲桂和过继给了兄长为嗣。端方在其伯父桂清的引导下，顺利进入仕途，他于1882年由荫生中举，之后通过纳赀形式成为工部员外郎。桂清在光绪五年（1879）过世后，端方仍然依托其伯父的影响力和关系网在仕途上走得十分顺利。端方的父亲和伯父不仅是公门中人，经济条件优渥，也热衷收藏。端方从他们手中继承了大量家族藏品。

端方的另外一部分藏品来自于他官宦生涯中持续的文物搜罗。随着他后来步入仕途，官位不断高升，为他的收藏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履职南北的官宦生涯中，他持续搜罗到大量文物。《陶斋吉金录》的序言中，端方回顾自己收藏经历写道“余蚤岁官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继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垅，夕登几席。西北土燥，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摩挱屡者眷，心赏殊惬。洎移节鄂湘，东下三吴，或新发于上，或得之旧家，物聚所好，时复增益。”①在清代晚期，由于金石学的兴盛，以及考古发端，大量地下文物不断出土。作为一名治理过多地的封疆大吏，端方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充分获取治下属地的他想要的文物。加上端方通达脱俗、不拘小节，痴迷金石书画古玩的嗜好，也让他聚集了一批有相同爱好的文人墨客和鉴藏朋友圈。大量史料表明，在两江、湖广地区做官时，端方经常召集朋友们宴饮鉴赏，讨论交流收藏心得。《清史稿》中记载“端方性通悦，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纵观端方的宦海生涯，其收藏爱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仕途升迁道路。在戊戌变法期間，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局督办，负责农工商局各项事宜，参与维新变法改革。之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遭到清算，端方亦牵连其中。危急时刻，端方收藏金石书画的爱好起到了作用，他以古董珍玩行贿慈禧太后身边亲信重臣，不仅未遭重惩，反而得到升迁。《慈禧传信录》载：“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具贿李莲英乞助。一日后为枢臣言，吴懋鼎、端方皆幸进，必为有为觉，罪当戍新疆。禄对端方官直隶，政生卓著，且臣素知其为人，绝非附康者……而后重违禄意，不示可否，遂已。未几莲英为后言，端方近颇刊布书籍，颂后圣德，后触禄前论，竟擢陕西按察使。”②据此得知，端方让古董商行贿荣禄和李莲英，得二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进言，加之端方用心写成《劝善歌》歌颂太后，赞曰“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奏效。端方不仅未遭革职戍边，反而被提拔为陕西按察使。

此后端方官运亨通，先后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权势和财力让端方收集金石书画有了充足的资本。同时他好结交一些收藏同道名士和幕僚也助益不少。加上端方政务能力很强，处事决断，井井有条，也让他有充裕的时间从事收藏事业。幕僚劳乃宣在《端忠敏公奏稿序》中记录了端方的工作状态“公昼则接宾客，见僚属，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赎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谘诹焉。谋虑既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④光绪二十七年（1901），端方擢升为湖北巡抚，麾下幕僚人数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学术名家，金石书画收藏的研究氛围愈发浓厚。杨守敬、杨钟羲、褚德彝、李葆恂、黄士陵等人均为其掌眼，并各有分工。有的负责购买古物、有的协助编撰图录;有的负责审释金石、题跋、碑刻拓片;有的负责刻印、制作烟墨;有的负责拟写奏稿、辅助公事等。在他们的辅助下，端方的收藏事业达到鼎盛。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端方对墨，高8.6、长1.8、厚0.8厘米。一面以篆隶书写“陶斋尚书审释金石墨”（图1）。另一面以隶书写“光绪二十九年黟黄士陵选烟”（图2）。由此可知此墨条乃黟山黄士陵选制，送于陶斋尚书赏玩。黄士陵（1850～1908）是安徽黟县人，字牧甫（牧父、穆父），号黟山人、倦游窠主等，是晚清印坛上开宗立派的宗师之一，长期致力于金石学研究，是当时的大学者、大名士。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们在墨坊或请制墨者按个人审美需求来定制、题铭、珍藏专用墨十分常见。由于这类定制墨小批量生产，需要专门刻模。其所用烟料、图案、文字、纹饰等都精益求精。这件墨条顶部就写有“顶烟”二字（图3），表明制墨烟料品质很高。“顶烟”是制墨时收集烟料的方法，它是松烟墨取烟品级中最好的墨品。其名称源于松烟墨的龙窑卧式烧窑法。卧式烧窑的烟室沿山坡地势而建，分为多节，每节烟室之间建挡板。挡板上留一个开口供烟气自下而上流通。最低处的烟室连接着燃烧松木的灶膛。烟气从低处向上进入第一节烟室，这时颗粒较大的烟炱多数会留在此节烟室中。其余烟气则在气流的推动下，通过烟室间挡板的开口进入下一节，最终达到最后一节处于顶部的烟室。按照距离灶膛的远近，烟炱分为“清烟”和“顶烟”。距离灶膛最远一节烟室收集的烟炱颗粒最小、质量最好，称为“顶烟”。

此墨条上属款“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此时是端方到湖北上任的第三个年头。黄士陵在端方手下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在这期间，黄士陵参与了端方《陶斋吉金录》的编撰⑥，并为端方制墨、刻章。可以说，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这对“陶斋尚书审释金石墨”，见证了黄士陵与端方的交往，也是黄士陵参与端方收藏事业，编著端方藏品图录《陶斋吉金录》等的实物例证。

北京艺术博物馆还另藏有一对端方甘黄印章，每枚印章长6、宽6、高近18厘米，体量不小。其中一枚朱文印刻“满洲托活洛氏端方陶父藏石”（图4），另一枚白文印刻“陶斋鉴藏金石文字记”（图5）。此对印四面均浅浮雕刻有松、竹、梅、兰四种纹饰。当刻有同种纹饰的印面并置时，刚好可以拼接成一幅完整画面。刻松纹的印面（图6），以山石对接，山间青松茂盛，山石嶙峋。山间溪桥之上一官人挑担童子隨行。上山路上，一老者指点山间美景，其后一孩童随同观景。而竹纹印面（图7），同样以山石相接，两侧山石高耸，青山翠竹间缀以凉亭，给游玩之人带来阵阵凉意。梅纹印面（图8），中间巨石伫立，几株梅花凌寒开放，其下左右各设小亭，其中一间被山石遮挡大半。兰纹印面（图9），两印所刻图案相对独立，仅以中间小块山石相接，左右各有一主体山石，几株兰花长于其上，花葶怒放直冲云霄，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按照印文内容可知，这对印章是端方的鉴藏印。一枚用于鉴藏藏石的印记，另一枚用于鉴藏金石文字的印记。正如印章所反映的，端方收藏涉猎广泛，藏品种类包含书画、碑碣、造像、墓志、刑徒砖、青铜器、印章、玉器、瓦当等。其学识渊博固然重要，但也离不开手下众多的收藏幕僚们给他提供了正确的收藏门路，和鉴伪存真的方法，这对印章高超的篆刻水平以及不俗的艺术效果反映出了端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眼光和标准。也反映出端方在收藏过程中并非敝帚自珍，而是更愿意以收藏增广国民见识，为此，他还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建立了陶斋博物馆。

端方作为晚清重臣，封疆大吏，位高权重，资财雄厚，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收藏上的成就也不应忽视。这也是端方人生履历中的重要内容。透过端方的收藏经历，可以分析其性格，以及广泛的交游圈子。综合其个人政治、经济、文化、交游、性格多方面因素去探讨端方的收藏实践，会更加立体和丰富。遗憾的是，端方此后在查办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一位晚清重臣的收藏事业戛然而止无遗是近代收藏的一大损失。

注释：

①端方序《陶斋吉金录》，第5513～5515页。

②翦伯赞等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469～470页。

③端方《劝善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顺天府署刊发，国家图书馆藏。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④端方《端忠敏公奏稿》，铅印本，民国间（1912～1949）。

⑤参见唐存才《黟山黄士陵年表》，第112、114页。⑥参见唐存才《黟山黄士陵年表》，第112页。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