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人物服装配色对角色形象塑造的作用
——以中国红为例

蒋子慧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

1 插画色彩的演化

中国历朝历代，地区、族部、文明等因素对于人们的美学取向与思维运用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呈现不同的重要特征。然而当这类常规的思想范式处于一些特定的历代场景与演进时期时，则会带来一定的共性表征，源远的插画艺术创作就是这般。简易文字出现以前，人类会用彩色画刻画当下的生活、表达真挚的情感。世人将绘画用于岩壁、器物、身体等，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物料资源贫乏，大部分人只得依靠血液以及已存的矿石物料作为颜料。在这个时期，岩画、壁画、器物上的图样抑或发掘一个重要区域和年代，绝大多数都是红褐、红黑、黄褐等多种颜色的组配。出土于商周期间的青铜图案绝大部分是青黄色调配，汉代漆器的着色以红与黑为主色系，南边的少数部族更倾向于蓝与白的整体调配，而遥远的沙漠地带的敦煌壁画，则以沉凝和幽邃的颜色来掀起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风潮，古希腊的清馨、清雅的颜色，古埃及辉煌生辉的壁画，非洲沉稳、犷悍的岩画，日本鲜妍的浮世绘，都充斥着典型的多元民族特色。在彩印刷术的发明之前，大部分都是黑白的传统版画，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版画创作是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古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图》。由法国人在1858 年制作了首个彩色石印花纹图案，上世纪90 年代是插画艺术创作的演进黄金期。各种材料、技法等多种材料、技法等都十分广阔的创新。因此，现代插图创作者，无论是油画、国画、水彩、水粉或炭、蜡、色粉、彩铅，都是要释放出创作的核心主旨，显露自身风采。

2 中国红的历史传统寓意

根据国内史料记载，黑色、白色、红色和赭色是世人最初运用的的色彩组合，红颜色是首先被普及宣扬的用色。夏王朝盛行纯黑色，商周时期纯白色风靡，周王朝将赤色尊为法统，汉早期盛行淡青色和黄色，直到最终转为奉行红颜色。而到了明代由于皇族是朱姓，因此在社稷法政与文明中首倡采用红颜色[1]。中国红之所以能够成为国人的文明符号和精神情感寄寓，深层次原因是能够溯源到古时人们对太阳神的敬畏。汉朝时期，红颜色代表着生灵的恒久赓续、光耀、生动、兴旺、温润和冀望，正因这是位于苍穹之上的太阳所含有的价值与意蕴。中国红依靠它的丰赡的文明内蕴，已然变成传统华夏民族生活历史的总纲。这是国人的精神气节，相沿成俗的红色实质意义经过万代千秋的承袭、积淀、深入与摒弃，日渐造就中华文明的历史背景，具有热忱、进益和同心一力的特点[2]。

3 中国红的衍生系列分类

中国红（又名绛色）是取于三原色中的红，以红为主衍生出的有柔嫩的石榴红、湛深的枣红、矜贵的朱砂红、拙朴的泥土红、澄亮的樱桃红及焕发的橙色等。根据颜色深浅程度及生产材料的异同将红色展开分类，创制了诸多表示红颜色的词汇。比如“赤”，《尚书·洪范》有载录，“赤者，火也”，这赤色指的便是火红色。绛色相对于赤色更为浓郁热烈，《说文解字》中有“绛，大赤也”的描写。“朱”在周代到秦代被人们认定为最纯正的颜色。“丹”指略微鲜艳明亮的红色。“红”最早的意思是今天的粉红色。古时人们所谓的“茜”就是今天的大红色，它的命名来自一种名叫茜草的染料。《说文解字》中载录“彤，丹饰也”，意思是彤的色泽接近于太阳。“赭”指红褐色色彩，《说文解字》中记述，“赭，赤土也”，古时牢狱中的囚徒衣着便是此种色彩[3]。

4 中国红在人物服饰造型上对角色的塑造作用

中国红在人物服装的颜色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与依据是红本身的优雅的优雅，以及人民对红色的注意力。红在视觉感受中拥有艳丽又夺眼的特点，红色中充斥着代表生机与希冀的象征力量，透过红色能够传递出人们豪情逸致、满腔热忱与志得意满的情绪。在插画创造中，以红色为主要色彩建造角色服装，归根到底是运用主红色来显现角色的性格。例如，把赤色和白色结合起来，会让人物的外形变得更加活化，而搭配黑色的衣服和黑白两色的组合，大多都是非常成熟的，而衣服和黑白两色的组合，大多适合于各种环境和时代的用途；绛和黄色、紫色，服装的总体颜色定调，观感上亲近洋溢，同样是一种不会出错的配色；而高层次的蓝和绿色，则更突出了红色在整体的色调中的作用，让衣衣的服装变得更斑地斓，比如其他的色彩都霎，形成了相辅相的戏剧的效果。理所应当的在调配时，也需要留意红色的原生底色和其颜色的衍化。

着装配色的形制美是一种成功的艺术化处理，然而运用其表层上让观者获取到作者想要传达的深处情感和精神才是本真上需要追寻的纯粹美学意蕴和价值。色彩是一种能建立主观认知的元素，它带给观者的体悟是客观事物在其心中的意象显现，《服装心理学》一书中提及，色彩事实上是不存在温感的，但它由视神经传导，并经过大脑处理，会给人产生一种思维联想从而生成迥别的心理体验。

色彩的调配毋庸置疑决定着插画创作最终的效果。基于画面题旨、格调，以角色性格及其所处境况合宜选配服饰着色不单单能够顺适通体色彩格调欲求，确保画面的统一性，还可以放大画作的细情，突显人物秉性特质，提升角色表现力。因此，将色彩的相关原理合宜巧妙地应用到插画角色的服饰上可以给予角色更好的说明，继而深化画面自身的表现力。在某些插图环境中，观众们对主体的东西的关注就会被服用掉，因为它们所吸引的事情，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采用中国红作为一种人物造型，必须深通地将红色和其他色彩形成互补，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把剩余的颜色与红色结合时，也要遵循色彩形态机制，如比照、韵律、平衡、比值和融汇。中国红色的极为典型的特性就是在视感上的炽烈撞击，因此，在插画角色设计中，采用绛色当作衣服色彩，从而达成如虎添翼的成效。不仅能将中国红的经典性质展现，也能用来服务服饰或造型，例如，女子化妆的胭脂、身体的刺青、许多产业的装配都是用红色来表达的。它可以让角色在服装设计中充满了奇幻的颜色，也可以用来做亮点[4]。

5 服饰中色彩对插画角色的构造

5.1 通过不同明度和饱和度的对比

明度与饱和度差异的服饰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物的表现。饱和度不同，进而产生的画面感也会不尽相同，随之也会形成不同的吸引力与画面可读性。羽毛、雪花这些物体在实际质量都很轻，久而久之，白色在人们心中的固化印象就是轻盈，颜色的明度偏高给人产生较轻巧的视觉感受。而钢、铁等重金属颜色较深，密度大质量重，因此深色也会给人一定的荷重感。通明清澈的色彩往往给人光明感和轻盈感，可以塑造出恬蜜儒雅的角色性格。而深沉浑浊的服饰色彩给人压迫感和重量感，塑造出沉着稳重甚至是压抑邪恶的角色性格。运用服装色彩的明度改变和饱和度调整以达到角色状态的塑造作用，可以让原本单薄寡淡的人物形象深化，倍加丰盈饱满。角色服饰的饱和度高，则会形成艳丽、缤纷夺目的颜色，使得整个角色看起来活泼鲜明。而角色服饰饱和度低，则更容易塑造比较素朴儒雅的角色面貌。《女史箴图》中有一幕“冯婕妤挡熊”说的是彼时汉元帝率领一众宫人幸虎圈看斗兽，但当时的安防工作竟没有完备[5]。从天而降的一头黑熊跃出围栏，径直朝汉元帝逼近，英勇无畏的冯媛挺身而斗，护主救驾的故事，如图1 所示。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获取到，这一部分的视觉中心主角的服饰着装是一袭红袍，红色的饱和度与明度都较高，形成了鲜艳光彩夺目的形象，使角色姿态饱满。大块红色与黑色接近，体现出角色对抗邪恶势力，代表着正义忠贞与英勇。其他配角则是素色衣服点缀不同程度明度与饱和度的红色，但都不会超过中心主角的颜色。

5.2 通过冷暖色调的对比

在插画中利用冷暖色调构成情绪色彩，结合其他的造型因素，更好地反衬角色的状态和心理。在渲染令人感到紧张、战栗或是阴暗的反派角色时，可以选择接近黑色的深沉冷紫色调服饰来凸显角色性格。相反的，暖色调子往往用来塑造开朗阳光的正派角色。《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是唐代梁令瓒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如图2(a)，为一腴润妇人，头顶孔雀饰冠，身批矜贵云衫，衣袂飘摇，盘腿端坐于鸟背上，座下神鸟，鹰翅鹤身，孔雀头，长羽扇尾。衣袂和鸟身羽翼上的红色为红绿冷暖对比，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整体精致秀美。图2(b)中的人物，形象敦厚，圆脸垂耳，斜眉利眼，右手执握三尺长剑，盘腿端坐于鳌鳖上。座下鳌鳖，小龙头，巨龟身，爪子似龙爪般，张口啸鸣，盛气凌人。整体着色运用黄色为主调，另有朱红、土黄、石青、老绿、嫩绿、黑色相协调。

5.3 通过色彩之间的对比

服饰的和谐与对比是相辅相成的，如在塑造一个温柔和煦的角色时，往往会为其设计一套素色的连衣裙和同色系的配饰，因为色调和谐可以让观者感受到素淡、沉静、恬澹的心境。已有一些对比度的色彩则能够构造出寻求自由、具有个人主义的个性化人物形象，带给受众动态和活泼的感受，过分强烈的撞色对比还会呈现出某种冲突感。图3 是南宋时期李唐绘制的《采薇图》，画卷内容是殷商时期两位贵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忠贞不二，遁世隐居在首阳，靠着采食薇蕨度日的故事。呈现的是在半山腰，苍藤与古松之阴，伯夷与叔齐采撷薇蕨过程中，正在休憩谈天的画面。画面中正坐者便是伯夷，他面容愤懑与又似乎包含着哀怨，目光灼灼，注视并倾听着叔齐，流露出悱恻之情。一旁的叔齐而是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舒掌作放歌状，似乎在诉说着时局。采薇图里对于人物的描摹鲜活真挚，无不体现出两位人物舍生取义的凛然浩气。针对服饰纹理的刻画凝练犀利，凸显出角色持正不阿的性情。而对于松木草石的笔法运用则是粗粝，墨色相比人物更为温润。如图3 所示，为了塑造画面中温柔和煦的角色形象，绘者将服饰设为素色，体现出角色隐逸与山水之间的精神和平静淡泊名利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