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波西米亚时尚及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立场的抉择①

宋 炀（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76）

一、波西米亚时尚的文化内涵与研究价值

自19世纪初至今，波西米亚时尚之所以能在现当代文化中持续地曲折演进约两百年，是由于其不仅代表一种服饰风格，更是一种植根于波西米亚文化多重内涵之上的复杂审美现象。“波西米亚文化一词内涵包含太多的内容，诸如波西米亚地区、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风格、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波西米亚精神等。”波西米亚时尚则堪称是将以上诸多思想内涵付诸“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

波西米亚一词源自于法文“La Bohème”，最初是法国人对居住在捷克西部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吉普赛人的称呼，10世纪以来北印度的一支原住游牧民吉普赛人逐渐流浪迁徙至欧洲，长期漂泊迁徙的生活培养了吉普赛人“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的民族性格，也使他们的着装风格自由奇特，凸显着他们浪漫、质朴和奔放的民族性格。”在民族服饰文化基础上，三次波西米亚浪潮又分别赋予了这种时尚具现当代文化意义的三重思想内涵。19世纪初，经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后，以文人艺术家为首的一批法国先锋知识分子对主流资产阶级追名逐利、思想空乏、流于形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表示鄙夷，他们倡导文学与艺术并以此为生活目标。同时，这批脱离了传统皇权庇护制的文人艺术家游离于资产阶级主流世界之外，多以吉普赛游牧式放浪不羁、贫困潦倒的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1849年诗人缪尔热发表连载小说《波西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即提出：“波西米亚是艺术之邦，是人文学科的起源，是神的殿堂，是灵魂的归所。”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法国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些社会底层的法国知识分子开始被世人关注，并在西方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对吉普赛游牧式自由生活方式的崇尚和效仿。以此为标志，19世纪的西方文人艺术家以“波西米亚人”自称，它“被当作一个普遍形容词，和不同的艺术、学术社群产生关联，用来喻指那些与传统常规生活方式不同，追求自由、创新，生活放浪不羁的年轻艺术家文人。”自此，波西米亚与知识分子族群及文学艺术领域紧密勾连在一起，并以各种姿态先后延伸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先锋派、垮掉的一代等西方现当代文艺思潮中，并在20世纪60年代与嬉皮士运动汇流，参与到一场以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艺术家为先锋力量的青年亚文化运动中，表现为离经叛道的先锋观念和行为方式，其呈现的时尚形式也成为青年知识分子反主流文化的视觉符号。21世纪商业与传媒的发展模糊了全球与地区、主流与边缘、虚拟与现实的间隙，也促使知识分子不再以政治反抗、叛逆生活等传统形式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挑战与不满，曾代表反主流文化的波西米亚也开始与代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布尔乔亚”汇流，形成具后现代主义思辨性的新型亚文化阶层“布波族”。虽然波西米亚亚文化时尚与反主流思想在向主流文化靠拢，但其审美现代性的思辨价值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中一次次被演绎和推崇，并带给后人力量。

总之，从代表源自东方少数族裔的自由不羁到反主流思想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批判审思，再从青年亚文化运动的先锋思想与反叛行为到布波族亚文化的思辨与探索，波西米亚文化经历了从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沿革、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杂糅、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其发展历程堪称是一个触摸现代西方艺术精神世界核心范畴的艺术文化运动”，因此，由其内核衍生出的时尚艺术必深富美学价值与文化启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波西米亚文化的主角：知识分子艺术家。波西米亚文化牵扯众多文艺名人，以波德莱尔、缪尔热为代表，包括戈蒂耶、魏尔伦、兰波、阿波利奈尔、布鲁诺、毕加索、本雅明、金斯堡、凯鲁亚克、阿波利奈尔等。知识分子艺术家是波西米亚文化的主导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接受高雅艺术熏陶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往往以波西米亚式的反主流着装方式与生活行为论证生活与艺术间的关系。德国文化评论家海尔默·克鲁泽（Helmut Kreuzer）就曾将波西米亚定义为: “一种知识分子的亚文化，特别是处于布尔乔亚经济秩序之中的一种亚文化；它由那些行动和企图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或是音乐方面、行为与态度表现为非中产阶级或是反中产阶级的边缘群体所组成。”克鲁泽的定义指出波西米亚最重要的性质：一种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亚文化。由此牵涉出波西米亚时尚研究的双重价值：第一，对时尚亚文化的研究。虽然包括时尚着装在内的波西米亚生活范式从属于边缘群体，是为少数人所信奉和执行的亚文化，“但亚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反作用力也不容忽视，如何处理好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考验一个社会包容能力与政府引导能力的重要标尺。”第二，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主体的时尚文化研究，及对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立场的观照。波西米亚之所以能够孕育培养出其特定的时尚文化，社会学家迪克·海布迪基（Dick Hebdige）给出答案，他称波西米亚这类运动为“震惊性亚文化”，并认为它的决定性特征是通过“风格”来赋予物体、姿态和日常实践以显著意义的能力。因此，可以进一步说，波西米亚时尚是知识分子艺术家通过另类服饰风格及其着装行为等反主流的外在生活方式，将波西米亚思想付诸“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波西米亚时尚就是作为社会先锋文化力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生活价值观与艺术审美观的映射，是他们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立场抉择。

在中国，“虽然波西米亚文化早在五四时期就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剧社创作显示，他们对‘波西米亚’这一概念已有相当的认知。但在战乱频仍、先锋主义艺术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的社会情势下，‘波西米亚’这一概念几近湮没无闻。”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转型，“波西米亚”这一概念才再次流入国人视野。21世纪以来，以陆启宏、卫华为代表的现当代研究者对波西米亚及相关研究做了大量拓荒工作，甚至将波西米亚与圆明园画家村、三里屯酒吧街、798艺术空间、朋克嬉皮运动等中国城市的先锋艺术景观联系在一起做了大量在地性文化研究，奠定了国内相关主题的研究基础。但其研究在国内仍显薄弱，特别是从时尚角度对波西米亚的研究目前尚存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对波西米亚时尚文化内涵与发展历程的认识混沌模糊，其仍是一个“语焉不详、模糊而富于魅力的概念”。特别是对波西米亚时尚主体人物——持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身份主体与文化立场缺乏历史性的纵向观照与逻辑把握，当然，这与波西米亚时尚人物的身份主体不断裂变扩张，其时尚精神的要义不断滋生分裂不无关系。二是研究内容多从流行元素与服饰风格等现象学层面展开描述性分析，缺乏美学与社会思想层面的深度挖掘。这些现存问题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

二、第一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召

将源于古老东方地区吉普赛民族的波西米亚精神与现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及其思想勾连在一起的关键词是“流浪与放逐”，这是19世纪在法国巴黎拉丁贫民区生活的底层知识分子与吉普赛人共同的精神体验。首先，市场经济的放逐。18世纪末，传统的文人庇护制随封建皇权一同覆灭后，大批从事文艺研究与创作的西方知识分子被抛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获得巨大自由创作空间的同时，他们也落入市场竞争的残酷与恐慌之中。作为首批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成为在现代早期激变的文化洪流中努力生存的流浪者。其次，思想信仰的流浪。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反复冲击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感逐步蜕变，他们从权威信仰的影响下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因被逐出精神伊甸园而感受到灵魂的放逐。再次，对现实与理想间落差的逃离。高雅知识的接触、文艺理想的追求与现实落魄生活间的巨大落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浓重的超脱逃离情绪，通过灵魂的流浪与放逐，他们在初期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化中力图寻觅一个能够使身心情思归一的家。于是，吉普赛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与19世纪欧洲文人艺术世界结缘，成为浪漫主义演绎为波西米亚文化现象的结构性环节。”

自称“波西米亚人”的知识分子以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夸张的言行举止与奇异的着装风格展示其身份与思想主张，他们“将此种生活方式与先锋派的艺术创作合二为一”，“当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将目光收敛于自身之上，将他们的乌托邦冲动转化为个人魅力的追求，向世人展示一个‘艺术化’的新人时，这种生活的艺术化实际上表现出两种关怀向度：对艺术的关注，和对生活的关注。”因此，服饰成为波西米亚人以生活践行艺术的途径，他们特立独行的着装风格引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与效仿，并很快与“纨绔主义”时尚风潮汇流。

18世纪晚期出现的纨绔主义（Dandyism）一词来自英文Dandy，意为纨绔子、浪荡子、花花公子。《牛津英语词典》对Dandy的解释为：过分关注外表与时尚的男性。由此衍生出的纨绔主义则指代优雅时髦、注重服饰着装品位的纨绔作风、趣味与审美格调。纨绔主义发源于英国，纨绔主义者多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并极为重视外表（图1）。至19世纪30年代，波西米亚文化与纨绔主义汇流，“具有反叛性的艺术家、诗人、巴黎波西米亚的作家，他们接受了带有纨绔风格的服饰和傲慢的态度，他们基于对布尔乔亚社会的反抗和对自己身为艺术家的优越感的忠实，创立了一种新的波西米亚贵族”，一种精神层面的时尚新贵。纨绔主义时尚是先锋知识分子践行“为艺术而生活”之信条的途径，“就像画家在画布上反映他的思想一样，纨绔子以自己这面镜子反映自己。”在贵族奢华炫耀的服饰风格式微，而资产阶级服饰审美趣味又过于功利和单薄的背景下，纨绔主义在新旧服饰时尚审美过度间形成独特风格，他们在“平民中扮演贵族，在贵族社会中又是平民”“花花公子”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1778-1840）是纨绔主义时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的服饰以精致文雅著称，并通过服饰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在19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布鲁梅尔的纨绔主义，通过对无可争辩的生活方式的建构，来强调自己特殊的优越地位。他们通过对大众的轻蔑，以及在服饰、行为举止、个人嗜好甚至家具陈设等方面的优越性等所有我们今天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东西，来炫耀自己。”布鲁梅尔通常上衣穿着紧身贴体的流线形燕尾服，以清爽整洁的白色亚麻布制作男装衬衫，搭配紧身棕黄色马裤，足蹬高筒长靴，头戴高筒礼帽，通身服装体现男性紧致而富张力的线条（图2）。通过考究的剪裁与简约的造型，他力图通过服装塑造和追求古希腊男性近乎完美的身材比例。在风格上则将优雅与简约结合在一起，追求古典主义建筑般的庄重凝练。细观布鲁梅尔的存世肖像与雕塑作品（图3），我们还能体味到他着装时傲慢自居的姿态。他树立的这种着装样式不仅奠定了现代男装的雏形，而且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时尚品味与约束伦理。“撰写布鲁梅尔传记的巴贝·德·奥哈维利（Barbey d’Aurevilly）使纨绔主义知识化，他给纨绔主义一个定义，这一定义很快被法国艺术家作为自己核心的概念：反粗俗。”如果说以布鲁梅尔为代表的纨绔主义服饰体现的是波西米亚精神超然的优越感，那么，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服饰则代表波西米亚的浪漫、不羁与民主。纨绔主义在法国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自身内在完美性的外在体现。虽然经济拮据，但精神世界如同贵族般富足的波德莱尔将其终生鄙视世俗观念、冷漠高傲的波西米亚式反叛精神融入服饰，他以黑色贯通着装，从礼帽到挺括的外套，从硬挺的领带到锃亮的皮鞋皆为一尘不染的黑色（图4），克制而严肃的黑色象征着精神上的冷静和超然，“波德莱尔认为黑色是哀悼时代最合适的颜色，并且可以像传福音的人潜入《圣经》一样潜入这个时代。”波德莱尔认为：“与许多头脑简单者的想象相反，纨绔主义不仅是那种对衣着和高雅物品的过分挑剔。……纨绔主义在某些方面近似于纯精神追求或斯多葛主义（The Stoics），其具有对立和反抗的特征，表明人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以及现代人中极其罕见的那种对抗和消灭猥琐的欲求。这就是在你的纨绔之心里的高傲之源。这种高傲是一种特别的态度，甚至在其冷漠背后也带有攻击性。”波德莱尔道破了纨绔主义与波西米亚精神内在链接的本质：对世俗的反抗对立性、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性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性。当纨绔主义在英国回潮后，以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r）为首，包括奥格侬·斯威伯纳（Algernon Swinburne）、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西蒙斯·亚瑟（Arthur Symons）等在内的知识分子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赋予到文艺创作中，并使包括服装在内的生活升华为艺术。以王尔德为例，其纨绔主义着装风格体现为历史颓废主义元素的运用：圆形小帽、翻驳领紧身西装、配丝袜的及膝马裤和镶蝴蝶结的黑色漆皮鞋，以及他所摆出的纨绔子般的桀骜姿态（图5）。

图1 19世纪50年代英国时装版画中描绘的纨绔子

图2 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漫画George Bryan Brummell 理查德·戴顿（Richard Dighton）作于1805年

图3 伦敦本杰明街上的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雕像

图4 夏尔·波德莱尔肖像照

图5 奥斯卡·王尔德肖像照

总之，19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形神兼备的波西米亚作风将艺术服务从教堂与宫廷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使艺术“从精神意义的审美追求逐渐变形为一种艺术化生活作风实践的时尚潮流。”被知识分子赋予强大艺术与文化内核的这股亚文化时尚潮流很快受到大众的追捧和效仿，其样式风格影响至今。例如，至今尚在欧美军服中流行的，缀有双排铜扣的海军燕尾服套装（图6）即直接源自布鲁梅尔的服装风格。从审美风格上来看，19世纪的波西米亚时尚是现代主义初期亚文化中最古典文雅的形式。虽以反叛和超越资产阶级时尚为初衷，波西米亚时尚却通过艺术为生活赋能而开创和引领了另一种时尚。恰如布尔迪厄所述：“波西米亚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就是19世纪艺术市场化条件下，艺术家们重新建立艺术场域和确立社会地位的一种策略。”19世纪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已然成为新时尚潮流的主宰者，他们倡导的反主流思想与亚文化时尚成为20世纪所有青年亚文化运动的精神先驱。

图6 英国海军军礼服上衣

三、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为艺术而奋斗”的运动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无法回避诸多社会问题带给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化：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原子恐怖、信仰失丧、环境恶化……这些时代压力促使以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的一批年轻人掀起了“青年亚文化”运动，他们通过创造极端的新兴文化样态来表达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等级藩篱与精英文化的批判与反抗，并试图解决其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祖辈知识分子们所不同的阶级文化困境与身份价值焦虑。如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erdiger）所述，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挡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最具风格表征性的时尚成为亚文化抵抗主流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青年亚文化人群以夸张古怪的行为方式与着装风格为符号，做出具有“仪式特征”的社会行为，并组成多个极具辨识度的亚文化族群，如20世纪50年代的泰迪男孩、摩登族与光头党，60年代的朋克与嬉皮士，70年代的雅皮士等。虽具复杂的样态表征，但特立独行的服饰着装始终是青年亚文化族群进行自我表达、身份认同与圈层意识的重要途径，波西米亚时尚即是其中之一。

罗兰·巴特认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正是在符号内涵意义层面上发生的。波西米亚时尚及其符号内涵与青年亚文化运动在思想意识上有诸多共同性。第一，自由反叛与勇敢坚韧的精神内核。吉普赛民族长期自由漂泊，不循常规的生活方式与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常被用来喻指青年亚文化自由反叛、放浪不羁的乌托邦式生活状态与存在主义思想主张。此外，吉普赛人勇敢坚韧的民族性格也被用来强调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高压下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鲜活张力与韧性。第二，边缘与少数的文化属性。处于社会边缘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群体力图从具有古老东方少数族裔的波西米亚式文化和审美中找到一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的启迪，并借以指代他们对边缘与主流、东方与西方等尖锐问题的探索反思，及对自然、艺术、博爱的追求。第三，多元与包容的艺术特质。波西米亚时尚本质上不仅包含吉普赛传统民族服饰，在长期迁徙的游牧生活中，其吸纳了世界各地和多民族的服饰元素，例如：印度传统服饰的蜡染印花与彩石镶嵌；俄罗斯民族服饰的层叠曳地长裙；摩洛哥民族服饰的皮质流苏与串珠；土耳其的对襟长袍与包头巾；西欧哥特风的纤细造型与复杂裁剪……多种艺术元素与民族文化的堆叠杂糅迎合了青年亚文化运动对规则与秩序的颠覆主张。同时，波西米亚时尚的开放包容性与青年亚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主张与审美诉求相一致。

20世纪60年代，以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为时代背景，嬉皮士运动赋予波西米亚时尚以“爱与和平”的反战思想，嬉皮士们头戴雏菊，身穿波西米亚式纯棉印花或手工扎染的宽松衬衫来表达对和平与自然的倡导及对机器生产与人工合成的排斥，他们提倡手工制衣并喊出“缝自己的衣服”（DIY）等口号（图7）。此外，他们还通过穿着波西米亚风格服饰强调对东方文化、少数族裔的关注与兴趣。当青年亚文化人群通过迷幻剂、摇滚乐与性解放等极端的感官刺激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逃避与反叛之时，东方的禅宗、形而上学思想与艺术帮助他们减轻了西方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秩序和逻辑被打破时带来的二元对立紧张感，成为他们精神超脱的途径与艺术追求的至尚目标。于是，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反叛文化的灵魂”的甲壳虫乐队一行人于1965年至1968年间两次来到印度旅行，并在印度北部小镇瑞诗凯诗（Rishikesh）冥想禅修，这次东方之旅不仅令他们的音乐增添了印度元素，更引发了从欧洲和美国途经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至印度的“东方嬉皮之路”及波西米亚时尚的流行，甲壳虫乐队就曾在多次巡演中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印花衬衫（图8）。这种印花衬衫上多以一种名为佩兹利（Paisley）的纹样作装饰，其又名腰果花或火腿纹（图9）。这种在西方时尚界经久流传的纹样拥有纯正的东方血统，其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于公元3-7世纪盛行于萨珊波斯王朝，流传至印度后发展成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传统染织纹样，并被喻为印度教“生命树”上的菩提叶，具有生命不息的吉祥寓意。因佩兹利花纹多变的形态与丰富的配色构成的旋涡纹装饰所传达的流动迷幻感与嬉皮士推崇的迷幻摇滚乐不谋而合而广受推崇，创立于1968年的意大利时尚品牌ETRO甚至将佩兹利花纹作为品牌象征与设计标志。继甲壳虫乐队之后，创作世界首支MV的英国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在1967年他们发布的首张专辑《黎明之门下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封面上也穿着具迷幻色彩的波西米亚衬衫（图10）。70年代，英国著名设计师西娅·波特（Thea Porter）成功地将波西米亚时尚与民族风、商业化对接，并使之与欧美社会广大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相匹配，成为具有强烈新兴文化气息，讲究生活品位的文艺青年进行“雅皮”造型的重要元素（图11）。随后，克里斯丁·迪奥（Christian Dior）、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和巴黎世家（Balenciaga）等著名时尚品牌也推出大量波西米亚风服装。至此，波西米亚时尚已经从零碎的样式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化的视觉符号，也从一种亚文化时尚转换成为大众流行时尚。80年代，波西米亚时尚之风吹入中国，以三毛、潘越云、齐豫为代表的一批文艺青年也通过波西米亚时尚表达人文情怀。

图7 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穿着自己制作的手工扎染T恤

图8 甲壳虫乐队穿着印有佩斯利花纹的波西米亚风格服饰在英国巡演

图9 佩兹利花纹

图10 Pink Floyd 乐队为专辑拍摄封面时穿着 Thea Porter 设计的波西米亚风格时装

图11 Thea Porter 在 20 世纪70 年代设计的波西米亚时装

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诸多相似性，二者的精神内核都是反叛，与主流社会对抗，而且两次时尚浪潮皆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呈现为非暴力的艺术化反叛形式，并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所不同的是，掀起第二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更趋年轻化和学院派，且有大量女性加入，这使波西米亚时尚中包含着女性对传统文化挑战的声音。总之，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已然成为社会先锋文化的倡导者，他们通过时尚所表达的文化审思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一种强烈而隐蔽的象征”。

四、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与“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

21世纪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到来以美国《新闻周刊》资深编辑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撰写出版的《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为标志。作者在书中首次将源起于美国，却掀起全球性文化热潮的新社会阶层命名为布波族（Bobo），这个崭新的名词将布尔乔亚（Bourgeois）与波西米亚（Bohemian）这两种迥然不同，甚至曾经互为对立的文化属性与价值观结合在一起。顾名思义，布波族就是曾经代表反叛、艺术、非主流的波西米亚思想与追求利益、保守、主流的资产阶级主流价值观融合后，产生的既追逐商业财富又强调精神自由的21世纪新型社会阶层。布鲁克斯认为：高学历的知识精英是布波族的主要构成人群。在布波族看来，资产阶级的物质与财富是追求超凡的波西米亚价值观的物质保证，因此，与以往的“波西米亚人”不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排斥财富与商业，但他们仍持守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意识与冒险精神。因此，可以说，这个极具多元兼容性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代表着波西米亚及其时尚文化的商业化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内核的丧失。

虽然布波族的审美观念具有多元整合性，并将布尔乔亚的实用与享乐主义追求融入进来，但布波族从精神本质上仍秉持波西米亚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保持个性化的自由反叛精神，并反对纯粹物质主义。此外，布波族还成功颠覆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美学上的二元对立，催生了更具后现代主义亚文化属性的新一代波西米亚时尚。

新一代波西米亚时尚具三大特征：一、民俗化。继嬉皮士之后，由曲线造型与绚烂色彩构成的充满迷幻色彩的佩兹利花纹依然是波西米亚时尚“民俗风（Folkoer）”的主旋律，其是布波族热爱自然，经常跨时空旅行的生活方式表征。此外，来自偏远地区的充满原始生命张力与浪漫欢乐精神的少数民族服饰元素也被充盈在波西米亚风格中，这种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的多元融合性与布波族“跨界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十分契合。二、休闲化。克拉克认为：在休闲领域，主导结构、文化秩序和控制力最薄弱，其享有的自由最多。因此，休闲成为一种波西米亚自由生活的范式并被赋予独特意义。波西米亚式休闲强调的是一种更甚于“作为”的“存在”，一种更甚于“拥有”的“体验”；休闲是将生活经营为艺术作品并保留多样感性力量的艺术化生活；休闲也意味着物质朴素而精神丰富。波西米亚休闲化时尚具体表现在几方面：首先，休闲服饰颠覆了工作与休闲的二元对立，将休闲元素引入商务正装，开创了商务休闲的概念。例如，2020年米兰ETRO品牌的春夏发布会上大量用提花面料制作的商务男装充斥着休闲风格（图12）。其次，休闲服饰颠覆了传统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着装目的，概念体验、观念表达与身心解放成为新时尚追求。再次，休闲服饰的反物质主义成为绿色生活与时尚可持续发展的先导，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对时尚品牌、身份象征等服饰附加值的追求更趋理性，小众化、无品牌、返璞归真的“Normcore风格”休闲装广为流行。总之，休闲已成为波西米亚时尚表达叛逆的亚文化生活方式之一。三、去风格化。去风格化后的波西米亚时尚虽在形式上趋于大众化，但其本质并不等同于大众化，而是不再通过具体的时尚风格或视觉符号来简单地对抗潮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可以自如地从波西米亚时尚的形式外壳中脱离出来，而通过时尚生活方式和意识理念来形成潮流，当然，这种方式理念以文化积淀与艺术修养为前提。”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黑色高领衫为例（图13），尽管这件衣服因出自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之手而来头不小，但其去风格化的样式却体现了着装者更为独特的时尚观。尽管在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世界，美在时尚构筑中似乎不再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第三代波西米亚人仍然渴望与周围的粗俗抗争，关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已抹平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而推行“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从时尚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时尚艺术家，他们虽不做服装，但他们知道并持守着艺术品位的界限。

图12 2020年米兰Etro品牌春夏发布会上的波西米亚风格商务休闲男装

图13 惯常穿着黑色高领衫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虽然，第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对主流文化的反叛精神逐渐被商业消解，时尚文化去政治性而呈现微抵抗性；时尚定位去理念化而趋于市场化，时尚风格去符号化而趋于多元化。然而，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仍存在诸多相似性：亚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内核；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先锋力量；呈现为非暴力的艺术化反叛形式；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

五、结论

1.波西米亚时尚的本质追求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波西米亚时尚是波西米亚文化丰富内涵的艺术化表达，“除了在狭义上是一种时尚风格以外，它更多是一种象征，一种反体制，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理念，一种自由的乌托邦式的空间。”波西米亚时尚是知识分子艺术家通过另类服饰风格及其着装行为等反主流的外在生活方式，将波西米亚文化多层思想内涵付诸“艺术生活化”的主题性社会实践。19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强调以波西米亚时尚的形式美介入和改变生活；20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为艺术而奋斗”的亚文化运动将“爱与和平”等思想融注波西米亚时尚，并使其符号化；21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即艺术”的价值观使波西米亚时尚从形式的外壳中脱离出来，将时尚作为一种意识理念融入生活。通过三次时尚浪潮与现当代文化的赋能，波西米亚时尚已完成从形式美感到意识符号，再到生活理念的升华，其最终践行了知识分子艺术家“艺术生活化”的目标。

2.波西米亚时尚倡导者——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文化立场

诚然，波西米亚人是一群不能以一般社会阶层划分来界定的群体，但波西米亚文化内核及其时尚形式的更迭源自各时代以知识分子艺术家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们持续而深刻地对自我与过去的审思，对生活、艺术与人性本质的思考。在呈现二律背反式的反复流浪放逐与寻找回归中，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激荡徘徊中，在反时尚与时尚的矛盾探索中，作为社会文化先锋力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不懈地通过思辨和实践为时代文化寻找定位和赋能，这也是波西米亚精神及其时尚风格延续至今的原因。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目前有两个英文词汇惯常用以表达它的含义。一是intelligentsia，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二是intellectual，这个词专指一群在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时代社会意识的中心。总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通过创造人的精神世界中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艺术家在平淡的现实生活中注入理想的生活图景，这是艺术家参与社会文化塑造与践行批判性使命的途径。作为一种反主流的亚文化艺术表现方式，波西米亚时尚就是知识分子艺术家践行批判性文化使命的一种途径，就如同艺术家通过作品来宣泄情绪，革命家通过暴力行为来抵抗现实，作为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浪潮的主导者，在19世纪的纨绔主义时尚、20世纪的青年亚文化运动与21世纪的布波族时尚生活中，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把自身的服装造型、着装行为与生活方式当作表达思想的途径，以生活与时尚作为媒介表达对主流社会的理性质疑。

在现当代转型期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激烈博弈中，三代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最初皆选择站在更具文化先锋性与批判思辨性的亚文化立场上，扛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通过时尚引导社会反思艺术与生活的对应关系。通过强调艺术的文化批判价值与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意识，艺术家们在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中持守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先锋性、哲学思辨性与文化责任感。正如王尔德所说“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我让艺术成为一门哲学，让哲学成为一门艺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三次波西米亚时尚潮流皆始于亚文化而归于主流文化，这部分应归因于现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矛盾游移的立场抉择，欧洲文化史学家玛丽·格拉克（Mary Gluck）就此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对主流文化持否定批判态度的波西米亚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波西米亚人与资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一文化领域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暗示、需要和吸引。”归根结底，波西米亚亚文化就是处于社会激烈变革阶段的资产阶级主流文化进行自我批判与思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虽然以反叛主流为旗帜的波西米亚时尚终归于主流化的大众时尚，但在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中其必定会生成更富价值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