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花与望
——贺《人大研究》创刊30年

□ 蒋劲松

30年里，《人大研究》汇聚了不少人大制度研究者、关注者，这里成了我们共鸣的志趣之家。

这30年里，《人大研究》环绕人大制度，坚定、沉稳、及时地发表了诸多有分量的文章，助推人大制度进步，助力人大工作改进。它自己由此成长为全国公认的关于中国人大制度的不可多得的理论专刊，甚至还是人们了解代议制其他种类的专刊。

《人大研究》得以成名，得益于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擅长响应时代需求，敏于贯彻党的领导，长于投身人大制度的实践，精于营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刊风。中国人大制度的意义如此重大，显然需要一个有担当、有建树、有分量、能坚守、能成器的专刊为之论说。经过30年的优胜劣汰，《人大研究》胜出了。

我有幸参与了《人大研究》的起步。我频频给《人大研究》投稿的那些年，是我三十岁上下。那时，我的职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研究代议制度。党中央汲取“文革”教训，转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响应这个时代召唤，我遵循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于钻研西方代议制，将研究所得投给《人大研究》，为人大工作规范化提供专业借鉴。《人大研究》发表这些文章，回应了人大工作者、人大制度研究者了解资本主义代议制具体情况的需要。我本人受益于《人大研究》的鼓励，确定以代议制研究为自己的事业。

我们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识时代者为俊杰”，若要建功新时代，必须理解新时代，护旗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我们如何成为新时代人大制度践行者、研究者。这一思想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原理，而且作出了伟大创新。

因此，新时代的《人大研究》和汇聚于斯的我们对人大制度的论说应当登上新时代的楼层。

过去看人大制度，我们难免由于它的初创、简陋，而自愧不如别人。我们忽视了，人大制度不仅对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管用，而且与资本主义代议制比较，也有特色暨优势。认识、揭示代议制大家族中，中国人大制度的特色暨优势，已经成为人大研究者的新时代使命。

我的省悟是，如果我们只知道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那么我们就难免信其为真，从而不知不觉从门缝里看人大制度。实际上，关于代议制度，存在着两种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分别是资本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二者在立场、价值、目的、方法论各个方面针锋相对。我们固然需要了解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更应当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并奉后者为人大研究的圭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习近平领导理论）、关于人大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习近平民主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论述（习近平法治理论）以及关于这三者有机统一的论述（习近平三者有机统一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推进到新阶段。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新成就，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人大制度，并创新人大研究。

人大研究主要依赖两大学科，即政治学和法学。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人大研究必须加大法学投入。而在对人大制度及工作的法学研究中，研究者固然要汲取西方法学的养分，更须敏锐地抛弃其资本主义思维，依据马克思主义公法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法学说。我们应当以必要的概念创新作为人大研究的基础工作，比如，“人民”的概念，“政党”的概念，“国家”的概念。资本主义公法理论已经定义了这些概念，但我们若搬用他们的定义解释人大制度，结果不是不得要领，便是南辕北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概念，我们都知道过去是如何定义它的。新时代召唤我们的公法学说创新人大制度的内涵，健全人大制度的功能。我们尤其要敏于将人大制度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不失时机地采掘中国特色的实定法文本，彰显其关于人大制度的创新性规范。此时，我们尤其应当勇于冲破有关政党的法规的效力范围的陈论，珍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涉及人大制度的规定，在学理上给予其必要的、恰如其分的地位。

这些年里，人大制度正在实现重大自我超越，因而更为雄辩地展示，马克思、列宁当年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超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主张，由豪言壮语而转化为实在的制度文本和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法治实践。我们应当看到并解释，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人大制度的治理能力如何增强、如何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