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黍之交》与《菊花之约》中的格调和观念

刘璇璇

内容摘要：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流行，并且出现了以明清小说为原本的翻案小说。翻案小说的创作，不是单纯的以模仿原作，而是逐渐融合日本的传统故事进行再创作。秋成在翻改《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创作《菊花之约》时，在主体情节依据蓝本的同时，根据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现状及读者层特点，对原本进行了翻改，使得《菊花之约》的故事结局、所蕴含的思想与原作不同，成为一篇非常具有日本的观念和格调的作品。

关键词：翻案小说 上田秋成 冯梦龙 《菊花之约》 日本文学

日本江户时代，上田秋成通过翻改中国明清小说创作了读本小说《雨月物语》。《雨月物语》由九个短篇组成，其中第二篇《菊花之约》翻案自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生死交》（以下称鸡黍之交）。读本小说的翻案，并非单纯的以中国原作为范本，而是逐渐地以中国原作和日本传统故事相融合而进行再创作，在格调与观念上，也更趋日本民族化①。格调，即文学作品的风格。那么，原作《鸡黍之交》的格调和观念是怎样的呢？上田秋成是如何为翻案作品《菊花之约》增添日本的格调与观念的呢？本文意在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作家的文学理念以及文学作品的文本进行剖析，寻找《鸡黍之交》和《菊花之约》的格调与观念。

一.冯梦龙笔下《鸡黍之交》的格调和观念

1.冯梦龙的文学理念。冯梦龙，晚明“公安派”文人，江苏苏州人。明代中叶以后，江浙一带商品经济繁荣，这对社会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市民阶级出现并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手工业者、小商品经济者重利益而轻礼仪，成为晚明社会风气恶化的重要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繁荣势必对晚明的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一方面，适应市民阶级审美趣味的小说、戏剧等通俗文艺作品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旨在教化市民行善，力图挽救社会风气恶化局势的作品应运而生。冯梦龙在这样的文艺思潮下，结合李贽“童心说”以及公安派文学理念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尚俗”以及“情”和“理”的统一。“尚俗”是指在形式上尚俗。“情”和“理”的统一是指在内容上高擎情感论的旗帜，尤其着重于将儒家正统观念与人情欲念调和为一。在情与理的关系方面，不是尚理节情，而是以情为本，以情为尚②。因而，冯梦龙的文学理念虽然是反理学的，但是实际上旨在以“情”来敦化民风。《喻世明言》中的《鸡黍之交》就是冯梦龙文学理念“情”与“理”结合的典型。

2.《鸡黍之交》的故事概要。汉明帝时有一秀才，名叫张劭，在去洛阳应举途中救下了同为应举人的奄奄一息的范巨卿。两人由此相识，并结拜为兄弟，朝暮相随，半年后，范式向张劭告别，并约定一年后的重阳佳节到张劭家中看望其母亲，再次相逢。

一年后的重阳佳节，张劭宰鸡炊饭，整理衣冠以待范式的到来。然而到了夜幕时分仍没有见到范巨卿的身影。到了三更时分，终于隐隐见到一黑影。原来，两人分别后，范巨卿投身商贾，忘记了两人约定的日期，到了约定当日才想起。为不负两人的约定，范巨卿自刎以灵魂来赴约。

张劭得知后痛苦不已，第二日便告别母亲去下葬范巨卿。最终，张劭自杀，其衣棺同葬于巨卿墓中。当地太守听闻此事后表奏汉明帝，汉明帝褒赠两人，并在墓前建庙，号“信义之祠”。

3.《鸡黍之交》中的“理”和“情”。《鸡黍之交》中有关“理”的描写主要是围绕在张劭人际关系展开的。如在主线张劭与范式的约定中，到约定之日张劭等待范式赴约时，张劭说到：“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肯误鸡黍之交？”看到范式赴约的张劭大喜，道“小弟自早直侯至今，知兄非爽信也。”范式投身商贾，因忘记约要自刎赴约也是因为“信”。文中关于儒家纲常最长的一段描写也与张劭与范式二人的约定有关，张劭的弟弟猜测范式自刎以赴约可能只是张劭臆想的假象时，张劭说道：

“人禀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则有垣义、礼、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③

如此看来，《鸡黍之交》首先强调的是“信”。张劭与母亲的关系中，也出现了有关“孝”与“不孝”的描写。如与范式回到家，张劭对日夜挂念他的母亲回复道：“不孝男于途中遇山阳范巨卿，结为兄弟，以此逗留多时。”得知范式为赴约而死，准备启程为范式安葬时张劭说道“不孝男张劭，今为义兄范巨卿为信义而亡，须当往吊。”由此可见，张劭称自己“不孝男”主要是因为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论语》中记载：“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张劭因与兄弟结义而两次远离母亲，在理学兴盛、强调伦理道德的明代，确实属于“不孝之举”。

此外，虽然篇幅较短，但《雞黍之交》中也不乏理学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要求。文中张劭在准备启程时，还说道：“劭于国不能尽忠，于家不能尽孝，徒生于天地耳。今当辞去，以全大信。”诚然，这塑造了张劭守信义的形象，同时也对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做出了要求，而最高层次是“于国尽忠”，也就是传统儒学中的“治国平天下”。可以说，《鸡黍之交》借张劭与范式两个“信义之士”的形象以宣扬传统儒学中的伦理道德和家国情怀，从而教化民众，以挽救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

“情”对《鸡黍之交》的故事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鸡黍之交》中出现的“情”是张劭与范式的兄弟情。二人结拜时，冯梦龙以第三视角描写到“范式自此与张劭情如骨肉，结为兄弟”，以体现两人情谊深厚。两人离别的场景也令人动容：二人饮了数杯，不忍相舍。张劭拜别范式，范式去后，劭凝望堕泪，式亦回顾泪下，两各悒怏而去。其中“不忍相舍”、“凝望堕泪”、“回顾泪下”都是张劭和范式两人情感外露，不忍离别的表现。此外，张劭在等待范式赴约时：如醉如痴，风吹草木之声，莫是范来，皆自惊讶。这些描写中可以分析出：翘首以待的张劭不仅是重信之人，也是重义之人。

“情”在《鸡黍之交》的集中体现当属结尾张劭自刎、与范式共葬这一片段中。

元伯于囊中取钱，令买祭物，香烛纸帛，陈列于前，取出祭文，酹酒再拜，号泣而读，文曰：维某年月日，契弟张劭，谨以炙鸡絮酒，致祭于仁兄巨卿范君之灵曰：于维巨卿，气贯虹霓，义高云汉。幸倾盖于穷途，缔盍簪于荒店。黄花九日，肝膈相盟;青剑三秋，头颅可断。堪怜月下凄凉，恍似日间眷恋。弟今辞母，来寻碧水青松;兄亦嘱妻，伫望素车白练。……

元伯发棺视之，哭声动地，回顾嫂曰：“兄为弟亡，岂能独生耶？囊中已具棺椁之费，愿嫂垂怜，不弃鄙贱，将劭葬于兄侧，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劭曰：“吾志已决，请勿惊疑。”言讫，掣佩刀自刎而死。④

首先，张劭“号泣而读”，足以反映人物的情感波动。张劭的祭文一方面是有感于范式信义而写。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两人兄弟情谊而写。所以在这段祭文中既有“义高云汉”、“金石盟寒”、“言之必践”等强调信义之词，更有以“肝胆”来比喻两人的兄弟之約、“堪怜月下凄凉，恍似日间眷恋。”等怀念两人曾经交往片段的语句。张劭自刎而死，表面上看是出于信义，实际上是出于兄弟之情，不忍范式一人成为阴魂，故而说出“兄为弟亡，岂能独生耶？”张劭自刎，如果单从“信义”这一角度解读，则会显得有刻意说教之意，也不能使故事前后逻辑自洽。若从“情”和“信义”结合的角度解释张劭自刎，不仅能使故事更合情理，也使文学作品达到了“情理统一”的高度。

综上所述，在深入文本、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鸡黍之交》，不仅肯定了兄弟之情，也衬托出“信义”的重量是一篇托兄弟之情言“信义”的“情理统一”的作品。

二.上田秋成笔下《菊花之约》的格调和观念

1.上田秋成与《菊花之约》。上田秋成是江户中期活跃于上方地区的国学家、读本作家。江户时期是日本的封建社会时期，实行幕藩体制。幕藩体制是以武士对农工商、诸侯和幕府对藩士和幕臣、幕府对诸侯有绝对权力为特征的。社会意识为政治体制服务，为了维持作为幕藩体制特征的严密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和武士集团内部的阶层结构，儒教特别是朱子学派是最为适合的。⑤因而强调人格、尊卑的朱子学成为适合幕藩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幕府尊崇，并且与强调“忠义”的武士道精神紧密结合，用以规范君臣名分、维护封建统治。也就是说，江户时期虽然儒教、佛教、神道教三种思想并行。但受政治局势影响，儒教的官方地位要高于佛教和神道教，起着教化统治阶级和平民的作用。上田秋成在朱子学的影响下，结合神道教思想与日本社会结构、在《雨月物语》中将《鸡黍之交》翻案成具有日本特色的《菊花之约》。

2.《菊花之约》的故事概要。播磨国有个叫丈步左门的书生，某日，左门造访同乡挚友时，不顾自己安危救了一名感染瘟病的武士赤穴宗右卫门。右卫门感激涕零，并且表示一定会报答左门救命之恩。二人由此相识，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既为兄弟，右卫门亦登堂拜见了左门的母亲，由于要回故乡出云探望，不能在左门家延留。于是两人约定在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再次相逢。日月如梭，转眼到了九月初九，左门备下美酒佳肴，却迟迟等不到右卫门的身影，终于在月光朦胧深夜之时见到了右卫门的灵魂。原来右卫门表弟丹治侍奉新主尼子经久，并奉命将右卫门软禁在出云。右卫门不能赴约，心急如焚，便切腹自尽以魂魄来赴菊花之约，以守信义。左门听完，哀哀欲绝，翌日便出发去出云国为右卫门收埋骸骨，并拔刀砍死丹治，为右卫门报仇。尼子经久得知此事后，感念两人情深义重，命令不得追捕左门。

3.具有日本格调和观念的《菊花之约》。《菊花之约》的主人公由原作的秀才和商人转变为平民和武士，并且出现了尼子经久这一历史人物，这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了日本的格调与观念。接下来，笔者将从《菊花之约》的文本出发，去探析更深层次文章思想中日本的格调与观念。与《鸡黍之交》中张劭和范式二人的出于兄弟情谊的约定不同，《菊花之约》中二人再会是赤穴宗右卫门为报答丈步左门的救命之恩而约。“报恩”这一行为，符合赤穴宗右卫门的武士身份，也是对贯穿《菊花之约》武士道精神“义”的反映。19世纪末出版的由明治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书，对于武士道精神作了如下的注释：“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义理”即“正确的道理”，是武士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⑥。《菊花之约》中，赤穴宗右卫门被丈步左门所救，因而要报答救命之恩，是正确的道理;承诺在丈步左门母亲的膝下尽孝，是责任和义务。《鸡黍之交》和《菊花之约》都是褒扬“信义”、有教化意义的作品。不同的是，《鸡黍之交》中的“信义”是从儒学出发，强调对人的道德行为约束;《菊花之约》中的“信义”由武士道精神的“义”与来自中国儒学的“信”相结合而形成，如：

左门移膝近前，又道：“吾兄宗右卫门不忘盐冶旧恩而拒事经久，义士也;你却背弃旧主，投靠新贵，不义也！兄长为了菊花之约，舍命赴会，信人也;而你献媚尼子，非难亲友，致兄长横死，无信也！（中略）你却贪恋私利，毫无武士风范，倒颇有尼子的家风，兄长自然不肯留于此地。今日我为信义而来，尔将因无信无义遗臭万年！”话音刚落，左门立即拔刀砍死丹治，夺门而去。当家臣们闻声赶来时，左门已逃遁无踪。⑦

由此可见，在“信义”的影响下，迎来了故事的高潮：赤穴左门前往出云为右卫门收埋骸骨，并且杀死背叛了右卫门的丹治为其报仇。

除此之外，上田秋成还将日本式的“忠”植入了作品：右卫门至死都效忠盐治扫部而不肯再效忠新主尼子经久。日本历史上对尼子经久的评价是正面的。而上田秋成的《菊花之约》对尼子经久的描写却是反面的：尼子经久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且善领率将，但为人却多疑善妒，并无心腹家臣。上田秋成再现历史事件却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蕴含了儒学的“君臣之道”，也突出了被日本神道所浸润的强调忠君爱国的“忠义”精神，更折射出武士道中的儒学源流。

崇尚“忠义”的武士必定也怀有一颗“至诚”之心，《菊花之约》中的赤穴宗右卫门便是这样一位武士，他为按时赴约，维护自己的诚信，不惜切腹以灵魂赴约：

左思右想，无计逃脱，最后想到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而魂日行千里。’于是断然切腹自尽，今夜魂驾阴风，自出云来赴菊花之约，望贤弟体察愚兄之至诚守信。”⑧

在江户时代，武士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要求他们比农民和市民有更高的诚信标准。武士爽约，不仅违背“至诚”，也有损武士的名誉。因而文中右卫门为了自己的名誉和武士所信奉的“诚”毅然切腹自尽。

由此可见，《菊花之约》虽然翻案了《鸡黍之交》，但是故事的结局、故事深处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并没有照抄原作，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加工。上田秋成通过塑造赤穴宗右卫门的武士身份，凸显了融合传统儒学和日本神道、武士道思想的“信义”、“忠”、“诚”等精神，更加深化了作品中“劝善惩恶”的教化意义。《菊花之约》中虽然也有关于兄弟感情的描述，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所占篇幅较少，可以说在文学理念方面，上田秋成舍弃了冯梦龙的“情理统一”，将文章的侧重点放在了教化这一面。诚然，这更适合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观，但这也使得翻案作品教化意义过浓，缺乏原作中“情”的温婉柔和。

《菊花之约》翻案自《鸡黍之交》，从登场人物的相识相约、故事的转折、文体的通俗化来看，《鸡黍之交》对《菊花之约》的影响可见一斑。《鸡黍之交》虽有明显的教化意义，同时也肯定了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兄弟之情，是在冯梦龙“情”与“理”统一的文学思想下形成的文学作品。

从《雨月物语》的“菊花之约”中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包含忠、义、信的日本武士道思想，这使得翻案作品具有明显的日本化的痕迹。然而随着翻案改写，《菊花之约》失去了原作“情”和“理”的统一，成为了只从“理”和“忠义”等日本儒学、武士道思想出发的“劝善惩恶”之作。

参考文献

[1][日]上田秋成.雨月物语[M].王新禧，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朱可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3][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M].冯建新，韩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冯梦龙.喻世明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58.

[5]李凌飞，施晖.浅析《雨夜物语》对中国白话小说的改编——以《菊花之约》和《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27（02）：11-13.

[6]聂付生.冯梦龙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7]潘静惠.通过《菊花之约》浅析上田秋成的“翻案”小说特色[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9（01）：133-141.

[8]严绍璗.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注 释

①严绍璗.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②周群.馮梦龙的文学思想及其儒学根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

③④冯梦龙.喻世明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⑤[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⑥[日]新渡户稻造，朱可人译.武士道.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⑦⑧[日]上田秋成，王新禧译.雨月物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