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生代汉学家的研究

郎乔

内容摘要：目前国内对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多集中在老一辈的汉学家身上。到了二十世紀下半叶，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汉学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很快又重新发展起来。但国内对俄罗斯汉学研究则显得有些信息滞后，尤其是对于新一代的汉学家关注不足。本文对新生代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旨在发现其研究特点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研究 新生代汉学家 汉学研究中心

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不仅仅是缘于两国相邻，更重要的是在数百年的俄罗斯汉学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家，如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比丘林（Н.Я.Бич- урин）、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科瓦列夫斯基（О.М.Ковалевский）等，他们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以扎实的汉、满、蒙语言功底对中国历史、中国律法、儒家思想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末，由于俄罗斯政治体制剧烈变动，经济陷入窘境，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俄罗斯汉学研究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俄罗斯汉学一度陷入困境。但近些年随着俄罗斯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得到恢复，中俄两国飞速发展，友谊日渐深厚，俄罗斯汉学研究慢慢复苏，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一.俄罗斯汉学家数据库分析

本文通过网络收集各个汉学研究中心成员及个人发表成果，并在https：//cyberleninka.ru/上通过关键词搜索对每个汉学家的成果进行补充，然后将所有信息录入统计、建立小型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在具体数据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机器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先通过关键词进行筛选，随后进行人工逐一核查以最大限度保证数据准确度。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出生于1950年后的新生代汉学家共计118人，发表作品共计2564篇。就发表作品的数量来看，俄罗斯科学院研究中心占比76%，占有绝对优势，下属的四个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和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分别占比22%，19%，18%，17%，发展十分均衡。圣彼得堡研究中心占比17%，莫斯科研究中心占比6%，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只占1%。由此可见，俄罗斯汉学内部的研究中心内部发展相差极大，有明显的地域性。

从发表作品的时间上来看，在1980年-1990年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较少，最多的一年1990年发表作品数量总计才20篇，1991年-2000年年平均发表作品略有增长，达到了17.7篇。考虑到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经济因素，俄罗斯汉学能达到这种程度已实属不易。进入新世纪之后年发表作品数量迅速增长，2001-2010十年间年平均发表作品69篇，到了2011-2020已经增长到了121篇，增长了将近一倍。现在俄罗斯汉学研究欣欣向荣，重新焕发了生机。

二.新生代汉学家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本章将对俄罗斯新生代汉学家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简要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特点。

1.中国政治

（1）俄中关系

中俄两国为陆上邻国，一个为人口第一大国，一个为国土面积第一大国，彼此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应该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是俄罗斯汉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重点。这一领域的新生代汉学家依然人数较多，共计35人。研究内容涉及：十一世纪俄中关系的阿加波娃（Н.А.Агапова）;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的西多里娜（О.В.Сидорина）;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的乌达里佐娃（Ю.Б.Удальцова）;研究苏中关系的库里科娃（Г.В.Куликова）;研究当代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丘多杰耶夫（Ю.В.Чудодеев）和维诺格拉多夫（А.О.Виноградов）。从时间上来看，俄罗斯汉学家们对俄中关系的研究具有连贯性。

（2）中国对外政治关系

21世纪以来，各国联系日益增强，国际组织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研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在研究当代俄中关系的基础上维诺格拉多夫（А.О.Виноградов）还研究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乌亚纳耶夫（С.В.Уянаев）关注到了俄中印三大国家的合作问题、中国的南亚和中亚政策;莫克列茨基（А.Ч.Мокрецкий）探讨了中非关系;安蒂波夫（К.В.Антипов）则发表了关于中国与中东国家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

（3）中国内部政治事务

除了关注中国对外的政治关系，新生代汉学家们不同于前人，对中国内部政治事务也十分感兴趣，对此进行了新的研究，比如专门研究中华民国和二十到二十一世纪台湾问题的韦尔琴科（А.Л.Верченко）;研究中国传统行政法和刑法，唐代政治制度的雷巴果夫（В.М.Рыбаков）;从中国法律角度探究中国反腐败的塞瓦里涅夫（В.В.Севальнев）;关注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和电子政务的叶尔绍夫（А.В.Ершов）;斯米尔诺夫（Д. А.Смирнов）和斯维斯杜诺娃（Н.П.Свистунова）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些汉学家不拘一格，大胆求索，他们涉足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能从历史上、思想上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从而帮助预测两国政治未来走向并对其提出建议。

2.中国经济

（1）中国工业

对中国工业方面进行研究的有卡列金科娃（Н.Н.Коледенкова），她关注中国煤炭冶炼和机械制造，从1986-2016年卡列金科娃共发表专业相关论文54篇，学术成果斐然;穆罗姆采娃（З.А.Муромцева）主要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她紧随中国经济动态，分别在2009年发表论文《中国现代产业及产业体系结构改革》，2012年发表论文《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升级的方式和问题（1949-2011年）》。

（2）中国农业

博尼（Л.Д.Бони）就中国农村的改革、中国向市場经济过渡的模式、中国的农业问题以及中国的粮食安全等问题发表了51篇论文;沃尔科娃（Л.А.Волкова）就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及农业发展发表了34篇论文。

（3）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升温，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汉学家自然也不少，共有11人。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能为两国共同发展提供参考。比如，亚历克山德罗娃（М.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а），她对现代俄中贸易和经济合作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研究俄中投资互动的现代趋势，研究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为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进行对外经济活动提出建议。

在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中，丝绸之路是最近的热门话题。拉林（А.Г.Ларин）在《新丝绸之路及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一些意见》文中认为，“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对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活动。以双边投资交易的形式实现了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连接……对俄罗斯来说，中国项目有利有弊。”

（4）中国经济理论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波罗赫（О.Н.Борох）专注于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现代中国经济科学。皮沃瓦洛娃（Э.П.Пивоварова）重点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从工业到农业，从提出的具体意见到指导思想，新生代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三.新生代汉学家对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

1.中国文学

（1）中国古代文学

圣彼得堡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颇有建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有9人，其中有6人来自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乌里扬诺夫（М.Ю.Ульянов）于2011年发表了关于《春秋左传》的评论并于2016年根据《春秋左传》和郭瑜的注疏发表了《春秋时期宫廷中的祭师》;奥尔洛娃（Н. А.Орлова）重点研究对象是唐代诗人白居易，2017年她在《白居易绝句中第三句的写作手法》一文中分析总结了白居易常用的几种修辞手法：对比，悖论和隐喻。

新生代汉学家们往往以一个诗人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们既沿袭了前人的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加以研究，又以此为基点探求古代文学与当时的社会礼仪、古代数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有了前人未想到的，更新颖的角度。

（2）中国近现代文学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仍然是圣彼得堡研究中心更胜一筹。罗季奥诺夫（А.А.Род- ионов）专注于中国20世纪文学和俄中文学交流，先后发表了研究老舍、巴金和鲁迅的文章。罗季奥诺娃（О.П.Родионова）把重点放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上，著有《中国文学史指南（公元前12年- 21世纪初》（2005），《周氏兄弟和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2006）和《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冲突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现的第一步》（2010）。西多连科（А.Ю.Сидоренко）则专注于中国建国之后作品的文学批评，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家作品有着独到的见解。

与此同时，在文学翻译方面，新生代汉学家们也没有落后。切尔尼科娃（О.П.Черникова ）与切尔内赫（Е.В.Черных）合译了邓榕的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扎哈罗娃（Н.В.Захар ова）1983年以《当代中国女作家谢冰心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一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她还翻译有陆文夫的《孔雀开屏》（1995），王蒙的《春堤六桥》（1999）等。

2.中国历史

（1）中国古代历史

研究代表人物有库兹涅佐娃-费蒂索娃（М.Е.Кузнецова-Фетисова），她另辟蹊径，没有选择常见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选择了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历史;乌里亚诺夫（М.Ю.Ульянов）主要研究春秋时期;科罗尔科夫（М.В.Корольков）著有《帝国诞生：回到秦国》（2010），《在吕雉统治下的分封制和汉代早期政治斗争的特征（提纲）》（2007）。

（2）中国近现代历史

韦尔琴科（А.Л.Верченко），他对中华民国（1912-1949年）这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十分感兴趣，发表了《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复兴的某些方面》（2011），《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和开始几年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2016）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对俄罗斯的看法的变化》（2019）两篇论文相互呼应，阐述了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和中国对彼此的新认识。玛玛耶娃（Н.Л.Мамаева）和韦尔琴科的研究时间段比较靠近，但她的侧重点在于政党，著述颇丰，有41篇论文。

总的来说，汉学家们对作为俄罗斯汉学的一个传统方向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十分完整的，从时间来看，新生代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十分连贯，从夏商周时期到当代中国基本没有断档;从研究角度来看，既有从宏观入手以世纪为单位进行研究，又有从微观切入就某一部史料、某一个运动展开分析的。

3.中国哲学

俄罗斯汉学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从十八世纪的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目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研究该领域的新生代汉学家总共24人，可谓是长盛不衰。

《中国音乐文学理论背景下的“感物”概念》，研究“见物兴感”在哲学和文学中的表现与联系;除此之外，他认为，《诗经》与儒家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于2015年、2016年发表了三篇论文对此进行阐述。鲁登科（Н.В.Руденко）则专注于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哲学，在2017年发表了《李贽〈焚书〉卷三的哲学内容概述》，《李贽〈焚书〉：分析卷三的哲学思想和结构》和《李贽〈童心说〉：哲学思想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汉学家都是在1991年出生，可以说是青年才俊，后生可畏。科布热夫（А.И.Кобзев）在该领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研究领域很广，横跨儒学和道教，内容上同时包含了对哲学家具体的分析和对中国哲学的整体概述。

罗曼诺夫（А.В.Ломанов）和上述所有汉学家都不太一样，他紧随时代潮流，着手研究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发表了《台湾和香港的后儒家哲学思想（20世纪50-70年）》（1993），《1993年中国的哲学科学》（1995），并且增加了“俄罗斯汉学中的中国哲学”这个新的研究视角，发表论文有《199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研究》（2012），《二十一世纪初俄罗斯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研究》（2013）。

4.中国艺术

在中国戏剧方面，有领军人物谢罗娃（С.А.Серова）伊利亚欣（Ю.М.Иляхин.）;中国电影艺术方面，有托罗普采夫（С.А.Тор- опцев）和米季金娜（Е.И.Митькина）。但总体来看，俄罗斯汉学对中国电影艺术的研究并未发展起来。现在的俄罗斯电影艺术学主要是针对欧美电影进行研究，而中国电影显然被置于计划之外。

总体而言，虽然新生代俄罗斯汉学家们在地域上仍然数量发展不平衡，各个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也各有偏重，但他们都从1990年代无所适从，踏步不前的状态中慢慢恢复过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积极创新，在新世纪中变得更加严格、深入和多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于艺术领域的研究仍然滞后，反映出新生代汉学家的研究对于纯粹精神层面的研究关注度较低。但这并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他们比起前人来说更加功利化，中俄两国文化差异较大也是一大重要原因。总而言之，新生代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虽然白璧微瑕，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百花齐放、蒸蒸日上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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