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里鲜花盛开

潘小楼

“为什么不送我去镇中心小学？”我问父亲。

“因为担心你会被欺负。”他这样回答。

父亲的工厂没有子弟学校。到了学龄，双职工子女去那坡镇中心小学，单职工的子女去平朴村小学，是一种约定俗成。镇中心小学的学费比村小高了那么一点点。父亲大概也乐于少花钱，不过当时我接受了他的说法。

小孩子总是很好糊弄的。

平朴小学是一个四方的砖瓦围屋。连带学前班，我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只有两个季节：蜜蜂季和蚯蚓季。

一

蜜蜂季大概是秋冬。

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秋天到了》，里面说：“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然而，亚热带的秋天并不应景，绿树成荫，山花烂漫。这里没有南飞的大雁，倒是有如期而至的养蜂人。

说不清是他们驱赶着蜂群，还是蜂群驱赶着他们，他们在秋冬依然追逐零落各处的春天。

能将那么危险的生物打包携带，在我看来，他们是技艺高超的杂耍艺人。

杂耍艺人的到来让村小学变得岌岌可危。门和窗是挡不住的，他们黑匣子里的那些生物没有边界的概念。只要你见到第一只蜜蜂，不到一个小时，整个校园就会被蜂群占领。

混战中我们没法安心听课，但老师并不会因此责难。

课间十分钟，大家奔跑、尖叫，脱下外套生扑蜂群，互拔蜂针、数着对方身上的包，校园里洋溢着莫名的欢愉。

后来我才发现，灾难来临之际，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人还来不及对利弊做权衡时，总会产生这种戏梦的欢愉。当然，这是错觉。不过也多亏了这错觉，小学的生活并不难过。

而在创作中，保有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多重要呢？

扎在我身上的蜂针被拔掉了，但蜂毒还在。一连七年的蜂毒，足以在后来提醒创作中的我，我童年的秋天是没有雁南飞的。

二

蚯蚓季大概是春夏。

平朴小学位于右江河谷的冲积平原，校园里的裸土是沙土，被我们踩硬了，只冒出了几撮针芒一样的杂草。

可一旦下雨，尤其是暴雨，这块土地就松动了，何止松动，简直成了世界上所有蚯蚓爬入人界的入口。

每每这个时候，如何从校门口穿越那片蠕动的土地走到教室，便成了我最大的难题。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害怕那些环节动物，大概是觉得他们既有蛇的形态，就不必以蠕虫的方式爬行;而他们既以蠕虫的方式爬行，就不必有蛇的形态。

还好，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终于要改造了。校长、老师带着我们，用石灰掺了煤渣硬化地面，要堵住那些可怕生物的入口。

因为有私心，对于这项工作，我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

但我留意到他们居然还在校园中心位置留出了一个圈。我一度担心这项工作是否存在巨大的疏漏，并纠结着该如何提醒老师。

但这个圈很快被挖了一个浅浅的坑，铺上水泥，还围了一圈。一些特殊的石头也被陆续运到了池子边。

是钟乳石。之前秋游，老师带我们去学校附近金鱼岭的飞鼠洞，我在手电筒微弱的光里见过。

“一百万年以后，它们会长到一起。”老师指着一对快要够得着的石钟乳和石笋对我们说。

大概是惧怕深藏在洞中的蝙蝠，当时我对那些黑黄的石头并没怎么留意。现在它们在阳光下，色泽和气孔都像极了酥糖。工人们把这些石头在池子里随性堆成一座小小的山，并在池子里注满水。

校长在学校晨会上向全体师生庄重宣布：“我们学校也有假山了。”

大家开心地鼓起掌来。

当时的开心是由衷的。百色市人民醫院有假山，田阳县红岭坡水泥厂有假山，当时所有像那么回事的单位都有假山，我们学校也要有自己的假山。

这一座假山的存在引发我极大的舒适。那个雨季，它都在提醒我，蚯蚓季彻底成为过去式。

雨季结束后，杂耍艺人还没来得及带着他们的黑匣子出现，假山的钟乳石已经在苔痕中黯淡下去。池子里本就没有锦鲤，只有滥生的食蚊鱼。不知道是谁往里边扔了几枚福寿螺，池壁上粉色的螺卵密密麻麻，密集恐惧症者看了怕是要发疯。

我躺在假山池子边上。天蓝得刚刚好，远山也在这蓝底上探头探脑。真山和假山在我眼界里第一次同框了。

我这才意识到右江河谷两面都是山。实际上，整个喀斯特地界从不缺山。它们野气横生又生气勃勃。相比之下，这座钟乳石堆垒起来的仿品笨拙又可笑。

许多年后，我到了苏州的拙政园。那些假山小巧而精致。在远山褪尽的天空线里，在园林之中，它们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这才是假山的原型，但架不住一次又一次投影，它们进入喀斯特地界，面目全非。

而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于仿品的排异反应，是我在创作时的又一个自我提醒。

三

前不久，因为要获取某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我经历了一场答辩。

其中一位评审翻完我的材料后问我：你觉得你作品的正能量体现在哪里？

她不是第一个这么问的人。

她说的是《女孩们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这部中篇小说在我的评审材料中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没办法，在我现有的作品里，它的曝光率是最高的。

那次答辩我的临场发挥并不好，因此在心里打了个小小的结。轻度的强迫症，迫使我事后不得不反复整理。

对于自己的作品，一个创作者是有自己的排名的。不过，他（她）也明白，这份排名和读者的排名不一定相符。

事实上，文学作品的生命不是作者赋予的，作者只是提供了质料，而后，更绵长、更自由的生命，是读者赋予的。

哪怕是误读。

这也许是很多创作者不会和读者正面去聊自己作品的原因。鉴于创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他（她）的定性，只会妨碍作品另一种生命的蓬勃生长。

現在对这部作品，我也会绕开某种定性，从生命体验的角度去谈。

这个故事是猩红花翳里的一个梦魇，是青春期一场隐秘的狂欢。而事实上，我的青春期是黑白色的，极其刻板和无聊，它和这个故事最大的交集，或许是那场考试。

“高考能改变命运吗？”

当然。

这个答案或许让不少人失望，但对于一个小镇工厂出身的女孩来说，为什么不呢？考不上大学，我就要去定向委培的广西建材工业学校，毕业后回到厂里，接过家传的编制，找个工人结婚，如果那个男人既不喝酒也不赌钱，已算和美。

曾是这样的一种人设。

回想那年夏天，我依然能感觉到高考倒计时牌下低压的空气。我们的青春就被放置在那里。它当然不会被一场考试压制下去，它只会通过隐秘的方式来反证自己的存在。那种一触即发的躁动，像霉菌一样生长。

我记得有一场群殴，据说是因一个女生而起，或许不是，两方男生默契度颇高地快速集合，一番拳打脚踢后，又快速退散，让政教处难寻踪迹。

一阵阵来的，更多是针对被孤立个体的冷暴力。有个颇有个性的英语老师，姓凌，同学们察言观色，很快知道他不受别的老师待见，在他课堂上肆无忌惮，还在教学检查调查中对他大放厥词。

有一次，我甚至在厕所看到一个女生被几个女生轮流扇耳光，那个女生被班上的大姐大孤立后，似乎所有女生都获得了凌辱她的豁免权。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段记忆是拒绝的。我甚至试图用市面上流行的青春书写来替代，结果只会出现排异反应。

什么花季雨季梦季，我对这些腔调的反感在于，它们像粉色的霾，遮蔽了我在那个阶段感受到的某种真实。

《女孩们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是我对这段记忆成形的书写和释放。

我对青春暗面的书写，不是出于某种偏执，是因为它是我的，也许它不讨喜，但也比高仿品要和我亲得多。

我相信有的人和我一样，他们会在这个故事里照应到曾经的自己，甚至还有直面和排解的可能。

有人则不。

但我希望自己这种书写能给予他们勇气，去寻找幽闭处的自我，并将它们带到阳光之下。

到那时，他们会说：看吧，曾经我们把这里弄得一团糟，荒草丛生，东风经停不再，而如今这里鲜花盛开。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