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引领伟大历史转折

2022-06-29 22:11石力
红岩春秋 2022年6期
关键词:中央工作

石力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便在启程扬帆之时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热情,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邓小平引领伟大的历史转折,不但使中国找到了新的发展动力,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时代的问卷与人民的呼唤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多次向党中央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郑重提出:“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当场表示赞成。

与此同时,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党中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也未停息。

面对党内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呼声,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表态: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公开亮相。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闭幕式前是这次邀请赛的决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外国记者迅速报道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自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第一次。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并在后半场比赛继续观赛。当他返回主席台的时候,8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谱写出壮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教育领域率先“破冰”

邓小平复出后,极为关心科学和教育工作。围绕怎样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问题,邓小平着重强调,关键是要搞好教育,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意见。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以讲。

会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尖锐地指出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并提出改革招生制度的几条建议。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数学家吴文俊、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大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当机立断,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然而,专家们的意见使邓小平改变了决定。他当即询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

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1977年10月,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一个多月后,全国各地考生走进了阔别已久的高考考场。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这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最后仅录取27.297万人。

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像一把梯子,既是这些考生的梯子,也是中国的梯子。为个人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往上走”的可能。考生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脊梁。因为高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們与祖国相互成就。

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全国上下迅速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教育科学战线率先迎来了“破冰”。

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期刊《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常识作了正面阐述,不点名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赞同支持的,也有反对的。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关注此文,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认真阅读。他说:“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此后,他立刻介入,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以毛泽东的革命经历讲述了毛泽东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并强调“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311B1BE4-D101-4E3F-B401-7F8967C74DD7

邓小平的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的呼声渐高,但也随即遇到了强大阻力。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再次指责“文章有问题”,批评有关单位“没有党性”,“没把好关”,一些原本支持的人,也提出能不能“冷却一下”。但是对这场讨论,邓小平强力推动。

7月和8月,邓小平又先后找了最早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宣部主要负责人、文化部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妨碍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的强有力支持,使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很快由北京向全国各地辐射,由思想理论界向各行各业辐射。

在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岀路,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各方面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决定命运的41天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41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他们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施战略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讨论。经过深入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要发展,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宽最深的是邓小平。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除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之外,邓小平在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以及其他场合,都谈了很多改革的设想,其明确和尖锐的程度,比当时别的同志要高一大截。总之,与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将改革开放的方针具体化了,也取得了共识,正式做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工作会议刚召开时,邓小平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由于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解决,他写了三页纸的大纲,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稿原本没有题目,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定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话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点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重点列举了由“思想僵化”而产生的种种“怪现象”,提出要破除“条条框框”,“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第二部分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三部分阐明“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第四部分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部分讲话集中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任务。

这篇讲话稿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路,清晰地表达了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两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还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农村改革打响第一枪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响了农村改革第一枪。在这套制度下,农户将其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部分给集体及缴纳国家税金外,剩下留给自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一方面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承包到户的土地仍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条件交给农户使用。

安徽凤阳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這对于正常年景也食不果腹的凤阳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小岗村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多数村民都曾出门讨过饭。

一个冬夜,18名庄稼汉在一份没有标点符号的契约上签名,并按下鲜红的手印。他们用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生死状”的方式,偷偷分田到户包干,把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耕种。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来年才有希望。

前所未有的干劲带来前所未有的收成。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迎来大丰收,一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农民种地积极性高涨,感到很自豪。

与此同时,四川省广汉县金鱼乡也在1978年秋实行包产到组。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很快得到云南、广东、贵州、河南、山东等省的响应。

尽管试点的地方取得明显成效,但阻力依然不小,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激烈争论。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只有少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人们都在等待中央的指示。邓小平没有急于表态,认为对于农村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应“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他提议派中央调查组深入农村认真研究改革问题。311B1BE4-D101-4E3F-B401-7F8967C74DD7

6月,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包产到户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7月中旬,邓小平到安徽视察,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用行动表明了自己对于包产到户的态度。

为了将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大范围地推广出去,加快农村改革进程,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说:“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

5月3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話时,进一步强调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在农村形势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发表的这些谈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推向全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但是农民们却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会夭折。

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开放”一词早已有之,但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对外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正如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所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 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来是不行的”。他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及试验场,是在邓小平亲自倡导、推动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希望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以便利用紧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创办出口加工区。习仲勋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和积极支持。

4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在听取汇报时,他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当听说大家意见不一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两个多月后,中央委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广东、福建两省指导、调研,帮助两省起草经济特区的条例。

1980年8月25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在深圳开发的最初岁月里,深圳国贸大厦是一个特殊的地标。在它的建设过程中,建筑工人三天盖一层楼,创下了令人惊叹的“深圳速度”,也诠释了改革开放所激发的活力和效率。从小渔村到现代化工业新城,深圳的飞速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力量。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回到广州,他写下这样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不只是对深圳一地的题词,更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效进行的历史性总结。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邓小平扭转了大局,给历经磨难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贫穷落后的中国由此走出困境。最先向“两个凡是”发起反击的是他;呼唤科技教育战线春天的是他;推动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是他;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是他;默许农民包产到户的是他;拍板特区建设的是他;对改革开放深思熟虑的还是他。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大会上

1977年,考生在高考考场答卷

各地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

1984年2月,邓小平到厦门视察并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311B1BE4-D101-4E3F-B401-7F8967C74D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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