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产品经理跌下神坛

加禾

疯狂

今年3月，29岁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白丽，自愿接受了预想之中的裁员。“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说起自己的选择，白丽语气平淡。她所在的头部社区团购APP，自去年下半年便已开始大面积收缩全国业务、裁减业务人员，而在去年12月总公司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因这一团购业务导致的投资亏损高达数百亿。

白丽所在的工作小组在今年年初被整体调换了业务线，幸存留下却早已感知寒意的同事也在准备下一份工作的面试，只不过“快年底了，大家都在等年终奖”。也就在这个3月，白丽曾经所在的社区团购业务被媒体曝出全线关停。

而仅在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社区团购需求大增，其发展势头一时风头无两，被视作互联网“跑马圈地”的又一新赛道，互联网巨头和资本纷纷入局，其中橙心优选、多多买菜和美团优选因势头凶猛，被并称为“新三团”。白丽加入的公司也在头部梯队，她会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和同事们在总部成都的工作，“好像那种战斗的状态，真的很夸张”。

白丽并非没有互联网初创项目的参与经历。2014年互联网“双创”浪潮席卷全国，刚毕业的白丽很快拿到了一家科技“獨角兽”公司的offer。“我当时是那块业务里年纪最小的，他们整个风格虽然也很卷，但也就是卷到晚上十点多，大家肯定会下班。”虽然都是起步状态，但两份工作给白丽的压力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入职这家社区团购新公司后，白丽习惯了凌晨2点还有人发现问题找她，而她也能随时找到别的同事解决自己的需求。就算是朋友圈子里有名的“夜猫子”，白丽也依旧承受不住这种“病态”的熬夜。“真的是熬得太晚了，再怎么早睡，也是两三点才能睡着。”

2020年10月，滴滴总裁柳青在微博上公开点赞高速扩张的橙心优选团队，提及他们在国庆假期中优化了62个系统问题，经常加班至凌晨4点。而在那年年底，拼多多一位22岁女员工在凌晨下班路上猝死，引发舆论哗然。这个花名“润肺”的女孩刚入职公司一年半，是多多买菜新疆站的员工。在公司内部的通讯软件上，女孩的签名是：“肺宝为多多守边疆”——彼时，多多买菜为争夺市场份额已开启“硬核奋斗”模式。

伴随着新公司规模的急速扩张，入职不到半年的白丽明显感到自己身体在变差，“心脏闷闷的”，焦虑、掉发、生理期紊乱，然后是持续不断地咳嗽、感冒和不可抑制地发胖，接着是失去睡眠。白丽观察过，团队中大多是比她还年轻好几岁的成员，但却要依靠褪黑素来入睡。“不是一颗两颗的吃，是一把。”她强调道。

白丽的师弟、刚工作第三年的某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高书琪也遭遇了“身体警报”，新到手的体检报告上问题一堆，“各种七七八八的毛病都呼啦一下出来了”。

检查的医生劝他：年轻人身体怎么这么多问题？要多运动。高书琪辩解自己平时常有运动。医生又问：是不是老坐在电脑前，干互联网的吧？高书琪答是，医生叹了口气，不再多说。

除去一些看上去让人头昏眼花的异常数值，最困扰高书琪的是颈椎——生理曲度消失，颈6-7椎体融合。对26岁的他来说，脖颈疼痛是日常，甚至有段时间每到下午他“就开始头晕、恶心”。尽管如此，他还是捱到今年年初的述职答辩完成，才赶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理疗。

“你的身体可能在被透支”。高书琪回想起来有些害怕：“我的生命已经不够在这继续燃烧下去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燃烧的资本

与快速衰弱下去的身体不同，入职的前半年，白丽的精神始终是昂扬的，她和同事们都被“五年内一定要上市”的强烈目标感驱动着。

白丽加入的2020年年底，公司正处在高薪招兵买马、疯狂开城铺店的扩张期。她属于执行层员工，接触不到更高级别的财务数据，但仅她看到的种种迹象，就足以揭露公司巨额用人成本的冰山一角——总公司内部员工如果转岗至该项目组成都总部，薪资涨幅为20%，附带单日近500元的交通和住房补贴。而像白丽这样新招募的异地员工，同样享有这样的待遇。

白丽和好友私下算过一笔账，加上各类隐形福利，“如果你原先月薪三万，现在相当于直接提到接近五万。（公司在）本地招的人很少，几万人都是这样在成都‘出差的”。白丽的一位同事选择利用公司房补住品牌酒店，一年下来“升到了会员体系里最高级的‘全球客”，攒下的积分“可以顶三万多人民币”。

但这些支出与业务上的资金洪流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作为负责用户增长的产品经理，白丽和同事们的首要工作任务就是让拉新活动覆盖足够多的人群。“规模是最重要的，可以给到你的预算是无限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只要是有效的。”

刚入职的白丽就赶上了一次拉新活动，老用户拉新可以累积现金，吸引了一亿多人参加，“成本很高，一天一个亿，持续了一周”。而这样的“烧钱”规模在社区团购的头部竞争圈里，只是寻常。白丽看过几个竞争对手的财务数据分析，单日亏损都在亿元等级，“社区团购大家能享受到那么低的价格，其实都是商家自己在补贴，但凡你买东西，我每天都是在亏钱的”。

巨量的资金烧出了可观的用户规模，但市场环境却已悄然改变。就在白丽入职后不久，2020年12月，《人民日报》刊文评社区团购，称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的流量，而应该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引发舆论批评资本扩张。接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反垄断监管落下重锤，互联网行业一片风声鹤唳。2B071A68-9D2F-4F21-BBA3-A0E3002DFBF6

2021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包括禁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行恶性价格竞争等;2月，媒体报道橙心优选正在寻求40亿美元融资;3月，因亏损严重，橙心优选业务被滴滴分拆以进行IPO。

白丽的公司此时也在内部提出了控制亏损、提升留存的目标，开始收缩之前实行的巨额补贴策略。“可用户是非常敏感的，你稍微把补贴收回来，单量马上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铺开的“团点”和线下配送维持成本依旧高昂。

扩张时期，白丽公司所占市场份额曾一度冲到全国前三，但改换策略后很快就跌到了前五;三个月后，滑落至前十。刚转正不久的白丽迎来了她长居成都的第一个夏天，但却不必再为蜀地密不透风的湿热困扰——6月，白丽和异地办公的同事们开始陆续撤离，成都总部将只保留少量员工。

没有方向了！这是白丽回到杭州后的第一感觉，她和同组同事聊天，大家讨论的多是业务的“停摆”。曾去一线调研的同事带来的消息则让白丽觉得“伤感”：一个南方偏远县城的“网格仓”站长为了方便提货，除了仓储建设，还自费为周边村庄修了几十公里路，但随着订单量急剧缩减，整个区域的业务最终关停，站长投下去的几十万成本也都打了水漂。

“为什么我们业务没做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公司走入低谷后，社交媒体上多的是这样的故事，作为产品经理的白丽心有歉疚，但面对行业的收紧、监管和资金上的重重压力，她更多感到的是无力和沮丧：“你真的就是在打工，投入了自己的青春帮公司完成一些项目，但这个项目可能过两年也就不存在了……你会觉得好像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

2018年末，美團创始人王兴曾在他的饭否主页发布了这样一段话：2019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他当时调侃这是听来的一个段子，但在今天看来却像是一语成谶。

新的技术变量尚未验证普及，受疫情、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黑天鹅”事件却接踵而至，2022年初，拥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经验的白丽终于意识到：“快速增长的时代是不是要过了？”

祛魅

产品经理的工作已经不再如曾经那般光鲜，这是高书琪近两年来一个清晰的工作感受。

过去十年，中文互联网迎来了移动时代，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加速普及，开发者面临着亟待移动化的丰富场景与需求，接连诞生了微信、美团、滴滴、拼多多、抖音等活跃至今的移动端巨头产品和数亿MAU的神话。

2015年，高书琪本科毕业前夕，滴滴与快的、美团与大众点评、58同城与赶集网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烧钱大战后相继合并，巨头逐渐成型的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1.16万户，平均每分钟诞生8家新公司，就连咖啡厅里都充斥着“互联网+”的风口故事。

梦想、财富、声望，汇聚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段里，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职业，其中尤以产品经理为甚，他们不仅薪资光鲜，如张小龙等知名产品创始人，更是在超级APP的光环加持下被捧上神坛，“用产品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让无数后来者为之心动沸腾。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随着一本畅销书成为那几年的流行语，高书琪没怎么认真看过那本书，但学新闻的他却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产品经理。2016年9月，高书琪本科毕业，特意从成都奔向北京读研，“就一个目标，方便找个产品的工作”。研一暑假，他开始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每天从学校所在的东五环赶去北五环外互联网公司的聚集地，来回通勤要花去至少四个小时。

“那时候天天加班熬夜，还挺有成就感，跟大家一起创造了一些产品。”在刚接触互联网行业的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是个“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业：“产品经理是定方向的人，你能做出一个特别牛逼的产品，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产品经理，像微信张小龙这样的。你会感觉这个行业真的很厉害！”

不过你很难在今天的高书琪身上挖掘出这样的职业热情。“这个行业就这样了，不要老想着自己能做出什么特别牛的事儿。”高书琪散漫讲述着自己的工作感悟：“大家都是打工者，你就是个螺丝灯，差不多就这么干着就行了。如果非要做个特牛的大数据增长梦，真不如去上上香好。”

在高书琪入行的2016年，9月抖音上线，并迅速集结流量成长为如今日活跃用户破6亿的超级APP，而快手则凭借五环外市场走进主流视野，一并引领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商业变革。但自抖音后，国内至今再无一款用户过亿的APP出现。移动互联网用户红利见顶、增速放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高书琪在2019年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大厂，他觉得自己算是踩着移动互联网的最后高光跑进了产品经理的行当，“算是看着这个产业一点点往下走”。在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是一个极其依赖行业红利的工种。在较为理想的项目环境中，产品经理扮演的是“主导者”的角色，“当你在红利期，数据一路上涨时，只要你说一句话，大家都容易跟着做，事就成了，然后你把这包装成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大家就都很开心，会说产品经理好牛，而不是说程序员代码写得好”。

而现在，包括高书琪在内的产品经理们逐渐意识到：“一旦进入停滞期和衰退期，我们作为顶在上面的人，压力也会分外大。大家都希望你给出更好的方向决策，但实际上你有的信息跟所有人相比没差多少。你要去干领导和方向规划者的事儿，你级别又不高，也没有那样的权限”。

初入职场的新鲜与激情这两年来被加速消耗殆尽，高书琪感觉自己的心态和已经工作十年“不得志的职场‘老油子”没什么差别。“伟大的产品”“增长黑客”……这些刚入行时最喜欢说的词汇，已经不怎么出现在高书琪的嘴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摸鱼哲学”。

“我们内部员工私下有个群，专门用表情包聊天，拉群人每天都会在里面发一个摸鱼段子，核心意思就是大家要加油摸鱼，摸到就是赚到！”高书琪的语气少见地欢快起来。2B071A68-9D2F-4F21-BBA3-A0E3002DFBF6

卷王

尽管高书琪和白丽都对自己所在的头部大厂产生了怀疑，但他们也无法否认，哪怕是在舆论唱衰的今天，互联网行业依旧是很多年轻人最好的去处。

“你想有哪个行业能给毕业生开四十万年薪？如果我很卷、又有一个好业务，那好像年薪百万也很快。”白丽身边要好的年轻同事已经很快找到下家，“二十五六岁，（新公司）给到的‘年包现金加股票的差不多快百万”。

但这样的高薪，也需要年輕的产品经理们付出等价或者是更昂贵的东西去交换。相比主要竞争对手，白丽所在的产品团队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年轻化。“对手公司跟我们做一样事情的，可能是更有经验、年纪更长及薪资更高的人。”白丽1993年出生，却是团队里最年长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则是和她同岁、领着几十人团队的直属领导。

“卷王”是白丽形容这位年轻领导的惯用词汇，她佩服于对方旺盛的精力：“他可以很晚很晚睡，但早上八九点就开始工作，同时也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阅读量以及信息更新量。”年轻的领导还会不分时段在工作群分享自己对业务的心得体验，号召大家一起讨论。

白丽能感受到他对工作的热情，但更能感受到的是他不断向下传达的“隐藏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来自极速扩张的规模——“他本来手底下可能就五六个人，短短几个月，突然扩大到五十几个、六十几个，甚至一百多个人，他要怎么去做这么一个管理风格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则源自互联网公司盛行的“赛马”制度，即各产品团队之间的横向较量。“卷到你真的觉得恶心。”白丽这样描述隔壁团队的表现，她反感这种氛围，将其称为“表演型的卷”，但却又必须参与其中，因为“你不这么做就会被孤立”。

QuestMobile数据显示，近两年国内移动互联网月活增速不断放缓，接近停滞。相较于2020年12月移动互联网月活规模的11.58亿，2021年12月的月活规模为11.74亿，同比仅增长1.38%。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互联网人也不得不陷于“内卷”——这个原本用来表达前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小众学术词汇，在2020年起风靡互联网舆论场，形成了“万物皆可内卷”的文化现象。

“说白了就是行业不太景气，只能不断地挤压人才。一般发展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这么点人，就派更多的事，显示出一种就算没有显著收益、也要保持一种忙碌投入的状态，说好听点叫快速试错。”高书琪总结，自己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不同的“卷”法：“等到后一阶段，整个团队被迫扩充，人越来越多，整体的事慢慢变少，因为很多东西都做过了，也没什么新的可尝试，然后就开始卷活儿，大家互相抢盘子。”

“内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公司证明个人的价值，这也是高书琪整理述职答辩的逻辑：“即使这件事情失败了，但我个人在这个环节里已经尽可能地做到最优，或者说这个失误我已经意识到，我下次会改。”这样能向公司展示，“你这个人至少是个好用的螺丝钉嘛”。

即便工作环境不断恶化，产品经理的职业光环也随之暗淡，但依旧有相当多的优秀年轻人涌向互联网。白丽发现，和她入行的时候不讲究学历背景的情况不同，现在，她的同事基本是985高校或者海外名校的硕士，连日常帮忙打印资料的实习生也是名牌大学的海归，“而他还没有机会留下来”。

因为人才冗余，如今互联网招聘的门槛逐步抬高，另一面，裁员的警钟一直高悬在白丽这样的年长员工头顶，想要存活下来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技能”。前段时间，一家国内著名的电商集团进行了几轮大裁员，白丽的一位老友在这家公司就职，还在朋友圈点评了此事，有人留言问：你怎么没被裁？

“他就说，我会舔，我们聚餐的时候，我都会主动给领导夹菜的呢！”白丽苦笑起来。汇报、向上管理，以及和上司保持更良好的关系，这都是白丽所不擅长的，但在今天的互联网公司里，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能力”。

白丽入职前半年，曾长期为一位年轻同事所困扰，对方比她年轻好几岁，经验不足，过往也没什么成功项目，但却极擅长与领导沟通、包装业务数据，并借此打击其他环节上工作的同事，白丽正是她的目标之一。

这个年轻女孩被白丽称为“卷王中的卷王”，一度给她带来了极强的心理压力和职业挫败感。而这种负面情绪直到一次清晨紧急会议的时候，才稍有缓解——匆匆赶来的女孩没有一贯的精致妆容和鲜艳红唇，头发油腻，脸上也满是油光。

“黑眼圈很重很重，气色煞白煞白的。”那一刻白丽觉得，对方和那个每天下班后筋疲力尽倒在公寓小床上的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

周正新是计算机视觉博士出身，早年放弃科研道路加入BAT这种头部互联网工作做产品经理，先后去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管理风格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和白丽、高书琪不同，与周正新交谈，你能发现他对自己曾经的工作持有很高的肯定态度。

周正新加入互联网行业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希望地在尝试和探索”。那时互联网前景无限，产品经理也是新兴职业，工作没有固守的陈规和清晰的边界。“产品经理作为一个需求的绝对主导者、一个发起者，要把这个推导落地，整个形成闭环。”在周正新看来，产品经理需要打通各个链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更多机会接触内外部的大量资源：“就像海绵一样吸收进来，最后沉淀一小部分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随着“互联网+”的风潮吹入传统制造行业，也为互联网人提供了另外的转型出路。人才迁徙的迹象在2017年已经出现，甚至当时传统汽车圈对转行而来的互联网人“还抱有一点点仰望的姿态”。“因为这是他们现阶段不熟悉的领域。”周正新分析道：“如果还是像十年前的传统汽车行业，我们这些互联网人，是没有机会进入的。”2B071A68-9D2F-4F21-BBA3-A0E3002DFBF6

不过这样的转型，也并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年轻的产品经理们来说，似乎再难有前辈们这样的积累机会。白丽入行稍早，初时还有很大的自我发挥空间，“比如整个频道交互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自己发挥去做，很多人会来协助你”。但现在，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流水线工人，“就是厂妹上工了”。

随着互联网产业体系的日益成熟，岗位职能不断被细化，制度化管理与细致分工让个体面目模糊，退化成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现在做产品经理，比如你负责购物车，就只做这个模块，购物车图标大一点还是小一点，什么颜色……你是把购物车做得十分精细了，但去到另一家公司后，你能去做什么，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吗？我觉得不一定。你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点。”白丽同样忧虑于自我成长，她正计划着转行，但互联网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准，同样难住了她。

“哪怕换算到金融行业，你要想拿到60万年薪，也得是一个什么营业部的总经理吧？”白丽的语气更苦恼了。

这也是周正新无法否认的一点，他现在作为管理者，招聘时会找来很多互联网方向的资深候选人，但即便对方履历优秀，也难以被留下。“因为汽车还是有一些专业的门槛，他的薪资水平其实已经在一个高位了，但又是汽车行业的新兵，没办法把之前的薪资平移到新的岗位上，还是不合适。”周正新解释道。

35岁之后的事

经历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白丽和高书琪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和那些吃“青春饭”的行业没什么不同。2021年脉脉公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全国19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是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平均年龄仅为27岁。

白丽身边没有35岁以上的执行层同事，“我也不知道年纪更大的人都去哪了”。高书琪身边多是从业三五年的产品经理，年纪再大点的也就八年左右工作经验，如果把2012年看作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发源之年”，距今也已过去十年时间。

“能升到高管的不就那么些人了，那剩下的人干啥去了呢？”高书琪最近频频思考起未来的退路，对他来说35岁虽然遥远，却依旧是高悬在头上的魔咒，他想知道除了父母嘴里的考公务员之外，他还能不能有别的选择。

白丽的前同事、拥有十年产品经验的周正新，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从传统互联网公司去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转向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产品的研发。

红利

不久前，一个在腾讯工作的应届生找到高书琪，说自己想离职，向他寻求建议。“他觉得腾讯没有产品理想，说自己要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产品，想找个创业公司去搞。”对方的薪资待遇不错，参与的项目发展较为稳定，但高书琪也没怎么费力劝说。

“难道我要跟人家说工作都是没意义的？我跟產品新人不会去说这些的。”高书琪觉得，自己的那套“摸鱼哲学”不算“正能量的事”，不应该到处宣扬，“工作这事情他要悟到他自己就悟到了，他就悟不到了他有自己的想法”。

高书琪有时会羡慕那些比他早入行几年，“吃到互联网红利”的前辈，“再怎么着，手里面股票都不少，这些人其实生存压力没有那么大”。而对于打定主意离开北京、定居二线城市的他来说，大厂产品经理带来的最大红利，或许只是他这几年快速增长的思维模式和表达能力，“回去以后，给家乡父老乡亲去吹一吹，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而作为高书琪眼中吃到足够红利的老前辈，周正新却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赶上了一部分互联网的红利，在这个红利的带动下能走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但作为“80后”，他也要面对自己的代际焦虑——“现在公司里高层实际上大部分是‘70后，下面又是‘90后的年轻人，我们这个‘夹心层要突破，可能就需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

在周正新看来，懊恼着失去互联网机遇的“90后”们，才是时代红利最大的享有者，他们的父母是“赶上国家的红利”的“70后”，能从家庭角度给予更多支撑，不像自己这样的“80后”，大多都要从零开始积累财富。至于互联网造富浪潮的退去，“现在也有很多类似像汽车这样的新兴行业在不断地萌生”。周正新能理解后一代人的焦虑抱怨，“‘80后有‘80后的苦，‘90后有‘90后的怨”，但他还是觉得：“90后肯定不会比80后差。”

“90后”白丽最近过上了两年来最闲适的日子，主动接受裁员后，她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做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并重拾荒废许久的身体锻炼。愚人节那天，白丽想到了减肥的新方法，她注册了饿了么的外卖骑手，兴致勃勃地蹬上共享单车去送外卖。一个小时完成两单，入账11元。不过去远郊的路并不好走，她把脚上一千多元的运动鞋踩进了泥坑，还弄撒了套餐里的豆浆，并因此收到了客户投诉。

但这都不妨碍她的参与热情，作为曾经的产品经理，她觉得自己认真体验了这款外卖C端APP的产品设计流程，回到家来不及收拾，就在之前的工作群里和前同事们讨论起优化策略，“能多思考，多有意思！”

她又一次强调起自己入行的初心：“我想要做对人类真正有用的、有价值的，而不是圈个概念骗投资的产品。”她的口气雀跃，你能明显感知她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并未消褪，但尽管如此，白丽还是决定要离开这个行业。

“为什么不去换个产品做？可能还有机会实现梦想。”

“不不不！我身体吃不消，卷不动了。”电话那头，白丽迅速回复道。2B071A68-9D2F-4F21-BBA3-A0E3002DFB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