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坚守阵地的人走了(外一篇)

2022-07-04 03:36梁思奇
广西文学 2022年7期
关键词:舅父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火第三天,我舅父去世了。舅父九十八岁,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他靠在一张竹躺椅上休息,然后就去世了。

这是后来舅母和亲戚们告诉我的。舅父去世那天是周日,我像往常一样到止泊园看父母,母亲说你回不回去,你要是忙就不回了。

我知道母亲是希望我回去送行的,她叫舅父五哥。父母的话跟热恋中情人的话一样,有时你要反着听,他们是怕让你为难。后来到了舅母家,她说起舅父之前两天有点发闷,像是感冒了,吃了药,打电话叫大儿子从镇上回来送他到医院看看。姨娘在一边说,他那时候一定觉得很难受了,要不然不会叫儿子的,老人对身体的病痛常常都是忍着。

我请了两天假。从北海回去给舅父送行。从北海回老家不到三百公里,开车只要三四个小时,但我好多年没回去了。忙是一种借口,到一个只剩下记忆的地方,就像掉进一口深井,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舅父家在同镇的另一个村子,离我家不到十公里。上一次回老家还是2016年春节,我去了舅父家,我见到的他根本不像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蒙,身板挺直,手脚灵活。舅父家在村子最高的岭头顶,表哥表弟表妹们的微信群就叫“情系岭头顶”。在春节群发的小视频里,舅父小跑几步躲闪着鞭炮。山区过去的房子都建在山腰或山顶上,因此,高高的石级,还有清晨傍晚到山脚挑水是许多人的回忆。舅父几乎每天从那个陡峭的山坡走下来,有时还骑电动车到两三公里的圩镇。舅父有一个百毒莫侵的身体,他自己说几十年没得过感冒。他们家族似乎有长寿基因,我外婆香港回归那年去世时九十四岁,另外几位舅父和姨娘也到了耄耋之年,全都身体康健。我觉得舅父一定能寿享百年,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走了。

我努力搜索关于舅父的记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脑子里泛起的全是外婆:外婆从黑色斜襟衣服的口袋里把红包掏给我,外婆脑后盘着一个黑髻,外婆说话嗓子沙哑,外婆在天井里不停地搓衣服……我上高中前每年春节都去外婆家,却想不起与舅父有关的事,唯一记得是他站在廊阶,手里拿着喂猪的潲勺,和我说话的样子。他对什么事情都既不着急也不惊奇,“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他似乎一直秉持这样的世界观。

我与大姨家的表哥同行,他在北海给儿子带孩子。表哥一路滔滔不绝地说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农村的事,就像一只鸟傍晚回到树林总是叽叽喳喳。当然我也是一只鸟,感觉飞倦的那种。陶渊明说鸟倦飞而知还。他当年也曾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吗?

表哥说起他中学的同学,他们的职业、经历和轶事。有一些我认得,有一些只知其名,他们大部分都散落在老家农村。学校是个过滤器,网眼不同,小学大部分同学漏落在村里,中学同学多数在镇里县里,大学同学在各个城市,个别到了国外。天涯若比邻,地球现在也成了一个村。

经过平山镇时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夏天在镇对面初中下面的河里戏水;想起学校食堂那个说话总吃女生豆腐的师傅;想起教过我的所有的老师,我平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回到这里它们一个个跳了出来……那时候我头发乌黑,胸怀大志,懵里懵懂,情窦初开,一个头发扎成马尾巴的身影在面前闪过。

桂东南的春景与秋冬没有什么区别,山上的灌木一如既往地苍翠,路边的竹子一成不变垂头丧气,稻田里去年秋收的根茬长出青绿的新芽,就像刚插下的秧苗。田野里种满了房子,一幢挨着一幢,高低错落,朝向不一,有的很巍峨,有的不怎么巍峨;有的外墙有装饰,有的外墙没有装饰;有的贴着对联,有的没贴对联。这么多的耕地变成住宅,即使最迟钝的人也感觉得到出了问题。这些堂皇宽敞的楼房很多大门紧闭,看得出平时根本没有住人,它们的主人已经外出打工。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往每个村子,哪怕只有孤零零一两户人家,都铺上了水泥路,汽车可以通行无阻。

舅父家前面的斜坡也铺了水泥路,车子可以开到半腰。一切跟记忆和想象的一样,景物依旧,斯人已矣。很多人在空地上忙碌着,洗碗切菜,烧火做饭,我打着招呼,自我介绍或被介绍着,一些人依稀认得,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从脑海里浮起;大多数人毫无印象,我自报家门,说出父母的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与我切磋着彼此的称谓是否恰当。时间如河,生活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鱼,生活在不同的河段。

大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悲泪长流麻衣上”,下联是“哭声哀绕白云间”。对着天井的厅堂门头有两个大字:读礼。两侧也有一副挽联:

严父近期颐 抱病辞尘留遗训

儿孙今满座 披麻戴孝忆亲思

对联应该是村里的秀才写的,合辙合韵,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得懂。文化在农村往往不需要懂,它只是一种符号或象征,就像浮在水上的油花。每个村都有个把这样的秀才,他们是农村红白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虽然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但术业有专攻,自学成才,熟能生巧。他们是村里受尊敬的文化人。

我在屋子周边转了一下,想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小时候的痕迹。舅父家后面有一条巷子通往老厅屋,那条巷子比印象中逼仄了很多。我大学第一个学期回家也觉得簸箕状的村口特别小,不知道是我眼大还是心大了。巷子的右边是外公的弟弟二公的家,他生前和父亲相熟,我模糊记得他满脸慈祥的样子。他是平南县的一方名士,读过黄埔军校,吟诗作对,盛名在外,他撰写的诗歌对联四处传诵。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每个村民都认为他是四乡八邻最有文化的人,他简直就是文化的化身。

丧礼是按传统的规矩办的,冗长而烦琐,儿孙辈在厅堂守灵,“作道佬”在大门前唱斋,声音清亮,我在那儿站了半晌,听不清一个字。丧礼过程的细节让我想起祖父去世时的情景,那时候要比现在更加讲究。风俗总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迁演,这套入土为安的仪式,随着农耕文明的式微已经变得浮皮潦草、粗枝大叶,毕竟熟悉它的人越来越少。

我夹在络绎不绝的吊客中,蹲在天井听着“作道佬”的吟唱,這种吟唱形式大于内容,声音刻意地拖长,变调得根本听不出吟唱什么,但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我一次次起身,一次次鞠躬,表哥和表弟不时从厅堂出来还礼。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下午吃过饭后终于出殡,我们蹲在路边,等着抬棺的人经过,跟在后面,把驾鹤归去的舅父送到半路,晴空万里,我心里空空荡荡,跟着前面的人把手里的线香交给一位拿孝棒的亲属,每个人在路边折了一把桂叶,慢慢走回来。

在一个放着柏枝和桂叶的桶里洗过手,吃了一块发糕,拿着装着茶叶、红包和两只瓷碗的袋子,我匆忙离开。车子发动时,我忽然想起忘了和舅母道别,好在进门时已经见过她。舅父去世后,八十四岁的舅母就会搬到儿子或女儿家,岭头顶从此不再有人居住,儿女们只有在清明或重阳扫墓时才回来。高寿的舅父和舅母,像两个顽强的战士,抵抗着岁月的入侵,一个已经倒下,一个不得已撤出了阵地。

舅父居住的老宅叫“逢吉堂”,是偌大的岭头唯一有人气的地方。它的左邻右舍均告沦陷,一些房子空着,墙脚爬着青苔,青砖长出白硝。紧邻的“厚德堂”屋顶塌陷、房梁朽坏,杂草和灌木从残垣断壁中不失时机地长出来。

现代化为去世前的舅父提供了生活便利。儿女们像鸟一样远走高飞,隔一段时间回来探望一次,像运送弹药给养的后援。他们给两位老人配备了风扇、冰箱、热水器、煤气灶、手机,还安装了水泵,轻轻合上闸,就能把水从山脚的水井抽上来。这些与时俱进的“武器”,帮助两位故土难离的老人进行着顽强抵抗。

其实这样的战斗无处不在,没有硝烟,只有沦陷,农村很多老人伴着老宅正在老去,守兵日益减少,“友邻”不断撤退。随着人的离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风俗也会随风消散,沉淀成回忆。那些矗立在道路旁、田野里,靠着打工挣钱建造的青砖或水泥楼房,只是徒劳无用的“马其诺防线”。

一切就像里尔克的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回来头一天我住在表哥家里。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在农村过夜了,吱吱唧唧的虫鸣灌满耳朵,一夜未歇。三月的夜晚凉意逼人,居然有这么多虫子。我猜想着虫子的种类:蚯蚓、地狗、蝼蛄、蟋蟀、蜢蚱、龙虱、蝎子、青油虫、臭屁虫、屎壳郎、雷公狗……白天是人的世界,夜晚是虫的天地,它们不知疲倦,纵情欢唱,不知道是否因为感觉到田野重新成为它们的天堂。

夜幕沉沉,天上没有星星,听不到狗吠,也没有人声,我在睡梦中醒着,村子在清醒中睡着。

被藤蔓劫掠的村庄

九月初我下乡的时候,看到很多藤蔓挂在路边的灌木丛、房屋的围墙,还有房前屋后的篱笆或果树上。以前貌似没有这么多的藤蔓,它们像土行孙一样,一下子冒出来,生机勃勃,气势汹汹,好像要把全世界都占领了一样。

我喜欢下乡,每次下乡就像鱼回到水里。到任何一个村子,我都感觉像故地重游。形状大同小异的房子,像儿时伙伴一样能叫出名字的树木和作物,让我触景生情想起与黄鳝泥鳅打交道的田埂,田埂上颠着走路的狗,田头悠闲地低头啃草的牛,连倒映在水田里的蓝天白云也和城里不同。以前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很亲切,现在无处不在的藤蔓,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

镇里到村里的路基本都是水泥路,不是已经修好,就是正在翻修或新修。农村的路越来越好走了,但路上的人和车并不多。政府像阳光普照,努力照进每一处角落,不能让一个儿童失学,不能让一个受灾群众得不到救助,不能让一个村子掉队……而农村正在“空壳化”,许多房子都空置着,包括那些新房。每个村见到的几乎都是老人,他们像是被筛出来的谷壳,三三两两“堆”在村头某棵荔枝树、龙眼树或榕树下,打麻将、甩扑克或下棋,抑或漫无主题地吹水(聊天)。

也许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永远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一边是使用效率不高的道路设施,一边是故土难离的老人就医、留守儿童上学,还有逢年过节外出打工的、当老板的、做干部的“游子”们回乡,他们渴望的交通便利。

“空壳化”最明显的就是学校。一些学校已经不再使用,关门闭户,墙皮剥落,球场长满杂草,每个新学期开学,都有一些教学点“拼”到别的学校。村干部说,现在留守儿童也少了,父母外出打工大都把小孩带在身边。除了废弃的学校,其他的公共设施越来越健全,村委会办公楼都是崭新的,几乎每个村都有戏台,有篮球场,有养老院和图书室……但我经过的两个篮球场都野草茂盛,有一个倒是平整光滑,它是新建成的,就在一条河沟旁,场边却没有围网或栅栏,打球时篮球“分分钟”会掉到河里。

南方的秋天阳光充足、雨水充沛,人们夸口的这种宜人气候,赋予植物无限的生命力。远山近岭、坡地和田野仍旧葱茏蓊郁,植物仿佛都在攒足劲生长,吱吱地往外冒气——这是一股杀气吗?这些繁茂的树林和丛生的野草,像一支绿色大军,正在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包抄和驱逐着人类。

它们实在太强悍了,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仅快速占领了不再耕种的田坎,侵入村落里遗弃的破败老屋,连一些新建的水泥楼房,野树和藤蔓也公然“登堂入室”,攀爬在墙壁和屋顶上,门口和天井的水泥地板,也有野草见缝插针地生长,仿佛存心欺负这些巍峨宽阔的房屋里那些七老八十的长者,奈何不了自己。

我认得大部分的灌木和野草:孑然独立的鸡屎木,枝茎和叶脉都是红色的鸡冠花,叶片粗大、绿得滴翠的野芋,叶子三叉的牛奶树——要是开五叉就好了,它可以顶替名贵的中药黄芪;还有野芭蕉、苎麻、蓖麻、野菊、姜黄、毛蕨、鬼谷子、鸭脚木、香丝草、田淡菜、板蓝根、车前草、两面针、山蒌……还有一种辣蓼,小时候父母挖回来煲水给患痢疾的小孩喝。它们在路边的坡地或水沟旁,肆无忌惮地舒展着,有的还把“胳膊”和“脑袋”伸到路面上,丝毫不害怕被践踏或碾压。在不少路段,它们的进攻居然得逞了,已经占据了道路,让经过的人望而生畏,担心里头会藏着蛇。

在侵袭的野草中,一种金黄色的藤蔓最为猖狂,它只有牙签大小,我叫不出名字,随便掐一截丢到树上,很快就会像天女散花一样,密密麻麻地缠满树枝,每一棵树都会变成一個金发女郎。另外,明显是瓜子乱丢长出来的南瓜或丝瓜的藤,在房前屋后乱爬,爬上了围墙和电线,黄色或白色的小花绽放,像在飒飒秋风中吹着胜利的号角。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跟藤蔓一样,灌木也十分嚣张。在靠近水渠或河沟的堤埂上,一种比人还高的无名树,开着像满天星一样的白色小花,它们肆无忌惮、张牙舞爪地伸展着枝条。一位村民说,这是外来的野生物种,十分滥生,过去砍它的枝条做瓜棚或豆架,现在没人砍了,它的花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长出来。

同样难以对付的还有人们熟悉的水葫芦。从一个水库附近经过时,我看到路边的河沟里塞满了水葫芦,把水面挤得密不透风。我太熟悉这种水生植物了,小时候在长满水葫芦的池塘里捉蝌蚪,只要拎起一个水葫芦,就会带起来一大串,蝌蚪就藏在它暗红色的根须里。村里人把它们打捞起来,剁作喂猪的饲料。大概是大量用做猪饲料的缘故,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泛滥成灾。

说到养猪,我一下子意识到,好像下来后一直没有看到过它们。以往每次下乡,见得最多的,除了狗就是“二师兄”,它们腆着触地的肚皮,在竹根里转悠,或者在垃圾堆里乱拱。村里的狗几乎都在睡觉,它们却总是在觅食。谁说它们懒呢?懒是因为人们喂得太勤,把它喂得太饱了。它们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把屋前屋后弄得污水横流,难以插足,散发出的那股又馊又臭的味道,钻进人的头发和毛孔里。今天居然一头猪也没见着,仿佛全部死光了一样。不过我想就算家家户户都养着猪,也对付不了这么多的水葫芦,因为现在喂猪都用兑好的现成饲料。再说,家里留守的老弱病残,哪里会有力气打捞它们呢?

与这些一阵风种子就四处播撒、落地生根的树木,一场雨就舒枝伸叶、拔节而起的野草相比,人的力量似乎软弱得多。人们明显在抵抗。挂在路边树上的标语,矗立在草丛中的宣传牌,还有田头的线杆,线杆上的广告,像蛇一样蜿蜒伸向所有村子的道路,都在宣告这些村落仍然掌握在人的手里,但这些向“最后一公里”进军的人类活动,处于咄咄逼人的绿色包围中。

大自然在进攻,而人在坚守。無人居住的房屋里,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丢弃在屋角,门楼下的石磨、石磙被废弃,情形一如撤离阵地时的丢盔弃甲。水田里青绿的晚造秧苗,在微风中像千军万马在晃动,但它们不像是人类栽种的作物,相反是与野草挽起臂膀的同盟军。偶尔看到一个扛着铁锹放田水的农民,让我想起鲁迅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也许人们应该把“阵地”构筑在镇里,把教育的、文化的、娱乐的、卫生健康的、体育的、福利的公共设施布置在镇里,毕竟镇里人更加稠密,毕竟已经修了道路,分散在各个村子的学生可以在资源整合的镇里入学,五保老人可以集中在镇里供养,电影院和戏院也不会无人问津,不致因为“战线”分散漫长,顾此失彼。

我参观了一个大族的宗祠,它整洁而空旷,黑乎乎的瓦面和斑驳的墙壁,仿佛从时光的枪林弹雨中冲出染上的硝烟。赭红色的大门门框已经变形,天井里的青砖长着苔藓,廊阶和耳房则留着修修补补的痕迹。

与分散的民居相比,宗祠像是这场农耕社会转型鏖战中坚守的重点阵地。大多数村落的宗祠早已沦陷,这里还算坚固。大门外墙上,挂着一块县政府颁发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在它的旁边,则是前不久同族金榜题名的准大学生名录,以及捐资助学的乡贤大红榜。在每个数额不等的奖金获得者后面,都用钢笔写着“某一房后裔”字样。我注意到一些人的住址分别在北海、合浦、浦北、防城,显然宗族的后裔早已在别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些受嘉奖的学子也许还记得这里是他们的根,但他们的下一代呢?

我站在宗祠外拍了几张照片,无意中低头看到,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卵石地板上,密密麻麻长满了地锦草。这种暗红色的野草非常滥生。可以想象,一旦宗祠人迹不到,它们很快就会乘虚而入,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像在这之前在一个客家围屋看到的情形:布着大小射击孔的墙壁上,薜荔像一张披散的绿色大网,网上挂着一个个鸡蛋大小的果,显示出它们旺盛的繁育能力,让我想到那句熟悉的“千村薜荔人遗矢”的诗。

我脑子里闪过一部纪录片的画面: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在人们陆续迁走之后,那些厂房、办公楼、宿舍很快爬满了藤蔓,屋顶塌陷,窗棂开裂,灌木在墙壁上扎根,石板生满苔藓,野草从水泥路面的裂缝里钻出来,蛇、野兔、狐狸、猫头鹰、蜈蚣、老鼠等动物成为废墟的主人,大自然仿佛用一只巨大的魔爪,捂在这片一度机器轰鸣、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把它变得阴森可怖。一位红树林专家曾经告诉我,人类活动是对自然界最大的影响,大自然有着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被损毁的红树林根本无须人工种植,只要把原来生长红树的滩涂圈起来,不再允许人们进入其中赶海和养殖,红树林很快就会繁育成林。

春华秋实,物候常新。植物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凋落,草木荣枯,如一只嚓嚓行走的自然之钟,提醒着我们岁月不居、时光倥偬,提醒着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发生的变迁和更替,引发怀旧的惆怅和年华老去的伤悲。行军道上一棵柳树,让途经金城的东晋大将桓温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宗庙遗址的几株野麦,让周朝大夫感受故园不在的黍离之痛。从某个角度,这千年未遇之变局,何尝不是发生在乡村的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人类一直以大自然征服者的身份出现,现在这些居民日渐稀少的村落,这些越来越多被野蔓杂树占据的故乡,固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这象征蓬勃生命的绿色,提醒着人们怎样去认识自然、善待自然,怎样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梁思奇,广西作家协会理事。曾任新华社记者,现在机关供职。近年来在《广西文学》《作品》《天津文学》《青年文学》《美文》《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苦旅》,杂文集《世说“辛”语》《我的动物故事》。长篇纪实散文《生于六十年代》获第七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责任编辑 韦 露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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