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考述

李吉远,初晓帅

(1.杭州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2.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体育赛事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121)

近代以降，国人面对国困民乏之境况，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近代中国武术被纳入到救亡图存的历史叙事中，武术也因此而获得“国术”的称号。西风东进，中国传统武术受此影响，为适应西方的近代的潮流，国术提倡者们“取法西学”积极探索其传承发展路径，代表“土体育”的国术开始了以西方体育的标准审视自身。“两两相当”比试作为国术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其比赛方式也开始以西式体育竞赛体制为模板，进行近代化转型探索。第一届国术国考、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第二届国术国考，这些重大国术赛事的成功举办，则成为彰显了这一时期国术大繁荣的代名词。而作为由地方主办的全国性国术比试，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不同于《国术考试规程》规定下每两年一届的“例行常规”，其举办原因既是历史趋势的必然，亦有诸多偶然因素。通过此次比试，把当时的国术事业推向巅峰，直至民国覆灭，地方上再无如此国术盛况。目前对民国专门武术赛事的研究多集中于两届国术国考，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虽在不同版本的武术史、体育史书籍中广为提及，但仅对其概况进行简要的介绍，或多着眼于比试过程，对于大会前后的相关问题缺乏深入探析，对大会的开展过程研究不够细致。作为一种民族体育而呈现的武术，是伴随清季“西风东进”浪潮的兴起而逐渐转变的。回顾民国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武术的生存环境、价值体系发生转变，而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也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通过重塑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这一重大武术事件的史实，既可展现彼时拳种的发展状况及武术的基本样貌，又能反映武术与国家、社会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发展样态。故此，本研究在搜集文献的基础上，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为对象，辨析其发起背景、梳理其组织经过、总结其利弊经验，旨在重构这一国术赛事的原貌，为当今武术发展提供思路。

1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会前诸事

1.1 国术复兴与西学东渐

近代中国对外军事、外交、文化交锋的败退，使得“天朝上国”如梦初醒，国人意识到诺大中国宛如病榻之侧，需求妙术以去沉疴。故近代以降，国困民乏的历史现状下，无论政权如何交替、社会思潮如何涌动，探求救国之法始终为国人共同诉求。一国之存亡，恒视民族精神之良莠，以为断，是故，必有强毅独立之人民始有强毅独立之国家[1]。国之将亡，其根源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国民性问题。故自清末严复的三民主义、梁启超的尚武思想、至民初孙中山提出尚武精神，无不将提高国民之素质，视为重铸民族之魂的根基。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一环无不是要养成国民强毅之体魄。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国人认识到，习练武术不仅可以增强国人体质，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习练者坚韧和勇敢的意志品质，并以此来塑造国人的尚武精神，“国技”“国术”称号的获得也昭示着武术成为寻求救国之路、弘扬民族精神的一剂良方。外怵于强邻之威压，内鉴于民族之荼疲，大批有识之士亟起而提倡国术。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国术又因不具科学性被打上封建迷信的标签，没有科学化的国术，使一般民众认为国术不及西洋各种体操。官方的支持纵然可为国术的发扬提供保障，然民众的认可则为国术复兴的基础。欲破除民众对国术的隔膜，实现国术的普及，改变人们对国术固有印象，也就需要对国术进行宣传与革新。“欧风美雨”的沐浴中，国术科学理论探索的同时，西方的竞技体育的竞赛制度也为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供了思路。受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大批的国术家认识到，国术的改革不能只依靠西方理论，要破除门派畛域，还要通过比试之契机，期观摩之实，以切磋之机会，舍己短而采人长，方为切要。

1.2 浙江的契机

以提倡国粹，强身强国为名，在国术改良的科学化探索中，各地也陆续开展各种形式国术活动，但规模仅限于地方，唯有浙江以地方之力，成功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比试。这也说明，全国提倡国术的社会风气外，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举办，也必然有其地方因素。浙江山青水幽，号称东南文弱之邦，省民先天之体质既受地理影响，而不甚坚实，后天之锻炼复以历史之熏陶，习武之风而落后全国。作为国术统治的核心区域，浙江更需要一个契机来使民众了解国术，调动省内民众的积极性，以此在全省普及国术。1929年6月至10月历时长达四个月的西湖博览会于杭州举行，此次大会规模之宏大、观众之热情、反响之强烈，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展会期间，除各地商品在此展出交流外，为了增进参观者的兴趣，博览会特设游艺一项，展会期间伶人演唱、电影歌舞等，不胜热闹，浙江国术分馆此次被划定在博览会西冷桥畔，设立国术比试处，广延海内国术名家，来处表演[2]。因国术表演之精彩，至此参观者络绎不绝，借助西湖博览会国术表演的契机，国术得到更多民众的了解。在博览会期间，以一场专门的国术游艺会来展现国术形象，为国术的发扬提供了思路。然欲要举行一专门国术赛事，承担运动场的修缮，组织筹备处、颁给奖品、一切招待费用的经费开支问题，以当时普遍经济困难之境况，筹备此笔资金，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恰逢此时，为解决西湖博览会内国术表演费用浩繁这一困境，由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炳垣、事务长苏景由，会拟发行章程，拟发行有奖参观劵。参观券额设二十万张，每张售银一元，每张分五条，每条之端设有国术参观券一纸，可任意入内参观，不另收费。该券由西湖博览会发行，分两期出售[2]。西湖博览会国术比赛有奖劵的发行收入，除提发奖金外，充作西湖全国运动会经费、全国国术游艺大会经费，亦将在此余项中开支[3]。这一措施不仅解决了博览会内的资金问题，也进一步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开办提供了经济基础。作为此时浙江国术馆馆长亦是主政浙江的张静江，其自身的地位、声望及政治资源和号召力，为大会的开展赢得了政治支持。鉴于本省民风孱弱，武风不兴，为唤起民众注意国术起见，张静江最终决定于九月间，定于西湖博览会内，召集全国国术游艺大会[4]。其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其八岁幼子表演太极拳可以看出，其本人对国术也倍加推崇。可以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发起，既有客观的环境因素，又有主观意识的提倡。全国提倡国术的浪潮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办的前提，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是国术游艺大会的诉求，浙江政治、地缘、文化特点及社会环境则是大会举办的推动剂。

1.3 “游艺”之辩

游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与其他文化活动一样,起源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着社会的进化不断地发展完善[5]。《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较早地提出“游艺”一词，孔子将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视为整体，四者相辅相成，既是孔子其自序修身治学之旨，也是他对孔门弟子、青年后进的期望和提点。孔子所谓游于艺，魏晋何宴《论语集解》对其注为“艺，六艺也。艺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6]。后来,朱熹从理学的视域释“游”为“玩物适情之谓”,释“艺”为“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并认为此“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7]。由此可见，在游艺的理解方面，其内容始终限定在六艺之中。时至民国，游艺所指的范围已大不相同，透过史料不难发现，民国各种娱乐游戏活动普遍以游艺而命名，与此同时，国术也成为各类游艺活动的内容之一。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前，各种国术游艺会也时有记载。如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前夕，宁府各要人，近于提倡技击拳术一事，殊饶兴致，本月三日曾在府内大校场，开国技游艺大会，颇极一时之胜，当时参观与参加表演者，有数百人之多[8]。1928年昆山国术研究会，于中秋日午后二时，在公共体场开游艺会，并函请各机关参观者指导……各个机关领袖及民众不下四五千人，开会行礼如仪后，各会员相继表演种种国技，并有来宾显技，全场掌声如雷[9]。国术与游艺相结合已成定式的逻辑下，以“游艺”而定大会其名似乎正合社会潮流，但此事却备受争议。李定芳致函浙江省国术馆提出：游艺者，游于艺术之，请也似乎视国术途尚美观，运动之功效全般抹煞……并提出，鄙意对于贵会名称，应将“游艺”二字改为“运动”二字，顾其名得符其实，且不失国术之本旨与贵会提倡之原意。国术的不同表现方式、举办目的，影响了比赛性质、名称，国术因观赏价值被发掘进而成为游艺的一部分。可以发现，民国各种国术活动以游艺命名者，其内容皆以国术拳械演练的表演为主。以打擂比试为主兼具各家拳械表演的大会之所以采用“游艺”而命名，浙江省国术馆作如是解释：运动会之名称为体育家之专用，若竟以运动标名易滋误会，且本省已有全国运动大会，不另定名称难以显示区别；比试仅为国术中片面之词，惟有游艺二字，较为笼统，内分表演和比试两种[10]。鉴于土洋之间的隔膜，弃用“运动”之名尚在情理之中，而以游艺而概括表演与比试却难以让人信服。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提到，游艺即为游戏的艺术，并其内容包括杂技、弈棋、搏戏[11]。以讲武为主的武术，虽与游艺相近，游艺却以技巧以供人娱乐为目的。出于对大会名称的不认同，故此次大会也被称为“全国擂台赛”“浙江国术比试”“全国大比武”等。大会名称即框定了内容范围，又是性质的确定，针对这一被人所诟病的不恰当的命名，反观当时状况，国术游艺大会的命名似也符合其举办宗旨与原意。纵览民国各种游艺会可以发现，其特点是凑合各式各样的娱乐项目，供给参观人共同娱乐的一种临时集会，其目的有的是为了筹募捐款，有的是为了集体联欢。与运动会与国术国考不同，此次国术游艺，不在选拔人才、争锦夺标，参加此次比试，是仗诸位的表演，昭示民众，注意国术事业，并非争彼此胜负[12]。浙江财政竭蹶，所有费用皆来自门票奖券的发行，游艺更能够引起游客的注意。大会取“游艺”之名，即有利于资金筹集，更是为弱化派别争斗，促进交流考虑，游艺之名，看似不合惯例，却是当时最恰当的选择。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一览[1]

2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实施

2.1 会前筹备工作

1929年5月3日，确认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1]。然而，此前计划用于西湖运动会与国术游艺会十万元，仅前者预算已达到十五至二十万元，大会的资金已无结余[13]。为解决财政困难，借鉴西湖博览会经验，浙江省国术馆决定，开始发行有奖参观券以筹措资金。先期发行参观券，分组出售，券价四元，门券则分为一元及五角两种[14]。筹备委员会成立前，附设券务处于国术馆内，分推销、总务、券务、交际四股，每股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其外埠销售，另设干事一人，分别进行发售，至大会闭幕时止，其每组收支，由该处开具清单[1]。这种有组织的奖券门票发行与推销，展现了近代以来独具特色武术比试的运作模式，开创了武术商业化的先河，奖券的发行也再次为此次大会的相关筹备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同年8月24日，浙江省国术馆第三次董事会就筹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相关事宜进行讨论。作为民国首次全国性的擂台赛，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认为，非得有国术声誉及经验者，不足以孚众望，李景林、褚民谊、孙禄堂为吾国国术泰斗。在与张静江馆长商准后，遂函聘此三人为国术游艺大会的正副主任[15]。10月3日李景林膺浙江省国术馆之聘，莅临杭州，寓居圣塘路友常别墅。因此次国术游艺大会的主办方浙江省国术馆以国术比试事属创举，为了有计划、有效率地举办此次大会，不能不有大规模之筹备，故于10月10日先于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成立筹备委员会，统筹赛前的相关工作。

为促成门派交流，使一般民众对于国术之热情，一变之从来鄙夷之心理，而为深切之认识,就不得不有相当的国术人才，来此一展奇技。同时,人才的范围也决定了比赛的规模，为广纳全国国术人才至杭参会，浙江省国术馆致函各地。阐明鉴于武术的衰歇久矣，爰有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之发起，定于十一月十日为集会之期，与会人员不论男女无论僧俗，祗求与国术却有声誉或为特异技能者，宗风崇尚，在所不拘。所有适馆授餐之资以及归里川资悉由浙江国术馆供给，以此选拔国术人才参赛[16]。此函一经发出，得到了各地函复，为支持国术的提倡，各地方出事公告，广为延揽市项人才，并为参赛选手开具履历保证书，以凭此汇送。较于此前的国术国考，比试优胜人员并不能获得相应的职位安排，为保障国术人才参与，此次大会特设奖金一万元，登报通告，以促进人才的积极性。自通电后，各地多已响应，均表示赞成外，此外以私人名义，函电至杭者，已达百余起之多[17]。截止开幕日止，先后报道表演者三百四十五人，登记比试者百二十人。通电各处揽才通知中，纵使声明不论男女皆可报名，然不仅无女子报名比试，参加表演者也是凤毛麟角，可见此时，女子习武之禁锢虽以解放，女子习武之风尚未普及开来。比试会场为大会的主要部分，又是大比试的载体物质保障。比试会场的选定和建设亦为筹备的主要环节。会场原拟借拨西大街官地嗣经财政厅函复，以该处官地已属民有，未便收用，乃改借通江桥旧抚署遗址。因固有之墙垣为临时之建筑，计至得也。此次工程要以比试台为最关紧要，台为正方形，高四尺，广六十尺，袤五十六尺。台后建屋五楹，为评判检察各委员主席，左为军乐台，右为新闻记者席台，后为休息室计七间，又后为供给室计三间，左为西医疗养室两间，右为中医疗养室两间。其旁为男女厕所，台前作半月形外高内下为参观者席，其高出略于台平，可容两万余人，左右排列长椅为优待席、为比试人员席、为职员席，外为进出口大门各一，其进口大门内左右各建屋五楹，右为售券处、招待室、职员休息室，左为停车室，其后沿墙建屋二十间，为临时商场，惟场内隙甚多，高下不平，瓦砾满目，殊不胜荆棘铜驼之慨[1]。与传统的擂台比武相比，大会比试会场的建筑已更具规模，为适应西式竞赛模式，会场也融入更多新式建筑。在与会人员的保障方面，大会委员会分别在赛前函公安局、公路局、医院等机构，以做好维持会秩序，输送相关人员，疗治受伤选手等方面工作[1]。近代以来，西风的东进，西方器物、制度的先进有目共睹，本会虽以提倡旧有之国术为目的，但其采用方法并不泥古。浙江省国术馆以此次国术之提倡，非一时游观，为对于本会蓬勃荼火之印象，不以逾时而泯灭，后之有志继起者更得以此动观而资考镜是。大会除了用西式竞赛方法外，张静江主席欲籍电影之力量，留为永久之纪念，故派专员至沪，与摄影最完备之本(明星)公司、订立摄影专约，本公司遂选派程步高、周克诸君携带最新式之摄影器械前往拍摄[18]。影片之记录，为树国术之基础，而广为流传。

2.2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赛会组织

关于古代的打擂活动多见小说描述当中，其比试原因，或战时选将出征或是民间的武师之间的一较高低，动机多属随机性，比试双方在相沿成习的规定下，而定下比试契约或是生死文书，比试均未成统一成文的规则，以此来确定胜负的判定标准。考正史中，两两相当的比试活动自春秋战国就有记载，今虽无法查证是否设有擂台，但已武术比试初见雏形。宋代勾栏瓦舍中已有经常性的“以膂力者争交”比试已设立了相应的奖项，以集天下英雄相竞，这也意味着有了一定的组织规程，也标志着古代擂台比武已近成熟。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古代打擂的基础上，以运动竞赛体制为模板，设立了较为完备周密的组织部门。张静江作为此次大会主要发起人担任游艺大会正会长，朱家驿、郑佐平以浙江省国术馆担任副馆身份担任副会长，李景林为大会主要策划者担任正评判委员长，褚民谊、孙禄堂两位作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副评判委员长，另有评判委员26人，监察委员37人。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委员会[1]

从大会的人员配置中不难发现，此次大会国术评判阵容汇聚张兆东、田兆麟、杜心五等几近当时所有国术名家，其阵容堪称武术历史之最。与国术国考主试委员为清一色的的政府要员相比，大会主要由国术家担任评判与监察工作，较于国术国考为更为纯粹的国术群英会。在大会内容安排上，根据武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设表演与比试两种形式。国术自古以技击为尊而兼具演绎，循此逻辑，本次游艺大会的拳械演练只做观赏，最终以拳脚比试成绩决定名次。比试规定给优胜者二十六十名，其第一至第八名并奖给现金共一万元，计第一名奖五千元，第二名奖一千五百元，第三名奖一千元，余则分奖第四名至第八名，其第九名第十名各奖宝剑一柄[19]。大会在汲取了传统的打擂与西式的竞赛方法基础上，设置了较为完善的比试章程细则，使参赛者在一定规范体系内进行比试，以保证比试过程有序的进行。

比试章程[20]

(一) 所有比试人员，临时用抽签法行之，以防流弊，如有亲属师生之关系，准陈明回避，另行抽签。

(二) 比试不得戴面具手套等件。

(三) 比试时不准着皮鞋及皮腰带及有铜带扣者。

(四) 比试人员内着衣服不得带有暗器及铜铁质之物品。

(五) 评判检查章程另行规定之。

(六) 比试终了，另定时日拍照电影。

(七) 两人比试时之胜负，当时宣布

(八)比试最后之胜负名次，另行宣布。

比试章程规则是进行比赛的基本前提，又是对参赛者行为的限定，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大会的价值取向。民国多数武术比试大都采用戴手套面具等手段，以保护参赛双方。大会更加细化了规则，在规则的设置上，尽可能地为参赛者的安全提供保障。唯比试不得戴面具手套等件，此举意在最大限度发挥参赛者的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地还原擂台比武原貌。

2.3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过程

国术游艺大会原定于1929年11月10日西湖博览会闭幕后，继而开幕，但因筹备之仓促，会场建设尚未完工，开幕日期延期至15日下午，当日又因天降大雨，开幕再次延迟至16日上午九时。开幕当日，会场门前车水马龙顿成闹市，钟鸣九下，台前早已万头攒动，到会者不下一万余人[21]。会场之布置，颇为周密，大门售券出，每座售洋一元，可以凭此票于优待席就坐，持有奖参观券者则至观众席观看。进出口处扎松柏牌楼雨座以红绿绸缠之，有提倡国术发扬民气等字。表演台前悬有“愿国民均国术化”横额，旁有联云“一台聚国术英雄虎跃龙骧表演毕生工力，历来运动会中无比壮举；百世树富强基础顽廉懦立转移千载雄风，民众体育史上应有余思[22]。对联的内容生动地诠释出了，国术不再是各门派的专利，大会意在将武术作为一种重振民族雄风的手段而普及全民。开幕典礼共十一部分，包括奏乐开会，各代表致辞后，继由评判委员长李景林、副委员长褚民谊、孙禄堂、委员苏景由孙少江等演说，大旨不外提倡国术，壮健国民体育等语。演说既毕，即事表演，各委员大都系拳棒名家，如李景林之剑，孙禄堂、张恩卿之拳，最后由张静江公子(八岁)演太极拳，态度从容，颇为难得，观者鼓掌不止，表演之中午十二时半，乃散会[21]。下午，国术游艺大会正式开始拳术表演，除中央国术馆、江苏国术馆等国术系统人士，上海致柔拳社、国防军第四十九师、南通大学国术团及地方保送人员，包含军、警、学、商、医、农各届国术人士192人表演登台表演。其中拳术表演展现太极、少林、形意、八卦已经流行于全国的拳术的同时，孙膑拳、燕子拳、麒麟拳、等地域拳种纷纷亮相[1]。表演期间各家各派登台献技，不仅展现了国术博大丰富的拳种，满足了观众兴趣，也为拳术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11月19日起开始器械表演，其种类共包括刀、枪、剑、棍、铛鞭、铜锏、禅杖、九节鞭、流星锤、月牙锤、三节棍、虎头双钩等，主要内容已呈现出刀枪剑棍为主要内容的器械演练格局。

11月21日大会第五日，至表演完毕后，继以拳术比试，比试用摇珠方法，先用圆木刊明比试人员号码姓名，由监察委员将号珠投入铜球中，先后摇出，以号珠先后为比试之次序，计参加比试报道者109人，分四组，第一、二、三组每组三十二人，第四组十三人。比试人员均服灰布短装，腰际各束一带，带分红白两色，以示识别，比试时双方对立台中划定粉圈之上，俟评判委员长笛声一鸣，即开始比试。考虑到自开幕以来，未参加表演者及乍到者为数尚多，比试过程前后穿插国术表演，对为未参加比试者，为不无遗珠之憾，特安排未到者进行补试，可见大会对国术人才的珍重[23]。为吸引民众对此次大会的注意，提高影响力，广泛的宣传必不可少，大会除了发行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日刊实时更新比赛状况外，不遗余力地对运用新闻媒体对大会进行宣传。张静江于国术游艺大会期间，特十七日，宴请上海新闻届，其目的不独请报界诸君，对于国术应力事宣传，并希望诸君本身应加注意，又分赠国术游艺大会新闻记者出入证，邀请记者前往参观[24]。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期间，《新闻报》《中央日报》《申报》《民国日报》等主流报纸，均对整个比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良好的舆论宣传条件下，大批游客前往参观，据报道，沪上人士前往参观，致沪杭车上非常拥挤[25]。报刊媒体的宣传，也为国术游艺大会打开知名度，使国人关注国术的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整个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武术史料。11月27日，比试最终决出最优胜者六人。第一名王子庆，于名次评定后，即对观众宣言，略谓本次此次参加比试，完全係提倡国术，却非贪图名利，现承大会给奖金五千元，愿与昨日比试之二十六人共同分摊[26]。武者以武德为先，此举展现了展现国术人重义轻利的情操。即江湖卖艺者流偏见的回击，又是习武之人形象的重塑。11月28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行闭幕礼，正副会长暨评判检查各委，参加比试表演各员亦到，演说、给奖，行礼如仪后，为期十一天的国术大会就此闭幕[27]。

3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评价

3.1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诸多问题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因筹备之仓促，未能面面俱到，既为创举，其比赛组织、规则尚无前车之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迫于财政窘困 ,大会发行有参观券以头奖两万元奖额为诱导，实则已带有赌博成分。奖券之赌并非常见的几个赌徒面面相对而较输赢，其赌性隐匿于购彩人对其中头奖的角逐。民国彩票的发行，为彰显正义，常以“募捐赈灾”的名义，此次大会筹措资金，售彩票广告于各报刊中大肆宣传，必然引来社会各界一片禁绝的呼声。民众以国术有奖券与赛马赌博相归类，国术也必然受到国内的指责和讥评[28]。在大会的人才选送过程中，甘肃、辽宁、宁夏等纷纷复电，选送人才，参加前往参加比试，而至大会开幕，多数边远地区代表均缺席大会，许多身怀其地方特色国术拳师，未能亮相一展拳脚，当属一大憾事。由于初次办赛，大会的比试规则方面也存在诸多漏洞，经过一天的比试发现，原定的三次两胜制，双方拳脚往来判别殊难，且易起争端。鉴于此，大会第六日，经议决，改订比试规则，双方比试以跌倒为负；双方比至四分钟仍未见胜负，准休息二分钟再行比试，如仍无胜负，作为平手，准下次加入比试后。规则改订后，则出现比试人员，各取守势，相互盘旋，且笑且语，平手的情况大量出现。比试规则二次修订为，比试时不得言笑一律只准比试十分钟，过期无胜负取消比赛资格。至最后决试比试规则再次改为，拳脚一律解放，踢击各部位均可[1]。比试规则中的三次改动，既反映了考虑的片面性，也暴露办赛经验的不足。同时，组织比试中，已报到选手至第三组比试开始已有半数未到者，第四组报到比试者仅六人。此种状况，固有组织的问题，参赛者与在此过程中的缺席也与己诺必成武士精神相悖。

3.2 浙江国术游艺大举办意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土壤而生长的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的封闭性及宗教、巫觋文化的渗入，其外表笼罩着神秘主义外衣。清末以习拳练艺为组织的义和团，其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诸多神化的行为，则将武术的神秘、蒙昧一面展露无疑。实现武术的科学化、民众化，需要摒弃封建残留的糟粕与虚妄，建立对其客观全面的认识。此次国术比试广征国术人才，山野名流皆可以个人名义报名参赛，汇聚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国术能手，为展现国术的样貌提供了绝佳的平台[29]。大会之摄影虽于杭州沦陷后遗失，比试的具体情形今天已不得而知，然从报刊的记录中依然可以管窥比试细节，章殿卿、纪雨人比试中两人互钩互跌；霍儒生、王琴南，双方互相猛扑，约三分钟始相抱持，王君终以力不如霍而跌倒。至决赛时，胡凤山与朱国禄胡君始取守势按兵不动，朱君猝然向之猛攻，拳如雨下，直向胡君头部击去，胡君一不及防，面部突中一拳，眩晕而倒；胡凤山与王子庆二人抱持，互相扭结，约三分钟同时倒地[1]。从比试仅有的文字描述中可知，选手其技法多以摔或两人互击为主，飞檐走壁等奇门绝技不仅未曾出现，各家拳术独有的技法特色在实战中也未见报端。式贵于简，如戚继光所言：拳法名势各有所称，而实用大同小异，不同拳种特点，并未有技击技术上的不同，而在于演练风格的不同，用科学之方法还原国术本来面目，大会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彼时中国传统技击最真实的底色，为理性认识国术提供样板。通过此次大会的切磋和交流，诸多拳种亮相，门派间的畛域相应弱化，加速了国术向民众的推广。同时，通过此次比赛，组织协调、项目设置等方面的经验的积累，推动了各地国术赛事的举办。

此次大会浙江籍的选手在比试中人数最多，占比百分之三十。这与在国术人才选送上，各县均派选代表参会，不无关系。各县进行国术人才选拔的过程中，为浙江各地国术事业积累了人才，提高当地人们习练国术的积极性，并最终推动各县国术事业的发展。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后，浙江各县国术馆也先后创立。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术名家、名手汇聚于杭州，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国术的发展。其中国术名家孙禄堂莅杭期间，携书籍多种籍供研究，闻孙君以南方之学拳术者，多未获观以上各书，特在本埠再版，拖各大书局代售[30]。国术游艺大会后，杨澄浦、刘百川等国术名家纷纷留杭授技，充实了浙江国术人才数量，进一步丰富了的当地拳种流派。通过此次国术游艺大会，浙江的尚武之风渐浓，为浙江省国术复兴拉开了序幕。

3.3 当代武术发展的思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今天的武术的样态既是过去变迁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开端，知古方为今鉴。从大会比试中可以见得，比试者所习拳术不管是少林、武当或是形意，在均势的情况下，拳术特有技法大都难以展现，人体相同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最简单、最实用、最快捷的技术才能在实战中真正的发挥效果。大会表面上舞对合彀，实际上击舞分离已见端倪。既言武术的本质为技击，若武术去除了所谓“舞”之部分，其“本质”则与西洋拳法无异。拳械套路已不仅仅是身体的技击，而是中国古人世界观、价值观的折射和凝练，这是其存在文化价值。经过千年的沉淀，武术不仅仅是一种原始暴力的技击术，更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大会以表演与对试结合的形式，也正以出于民族文化坚守与尚武精神弘扬为考量。今天无需诟病，散打运动脱离传统，全盘西化，它是武术原始技击能力在今的表现；武术套路的舞蹈化、体操化，当中也继承传统文化因子，这一结果是武术这一项目特色与当今社会发展所决定，它符合武术技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中国武术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为追赶西潮，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积极将武术与近代大变革的时代相融入，以致大会取得巨大的反响。然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武术发展到今天，也只有将武术竞赛规则、艺术包装、比赛观赏等与现在社会需要相契合、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才能发挥其价值。运动项目生命力在于民众基础，深谙于此，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尚以报刊摄影为媒介，以促使民众对国术的了解，今日武术的发展重要保障也在于武术运动的社会化程度。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也应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武术发展相融合，充分发挥武术的多元功能，开展武术创意项目，利用其丰富的内容，除拳术套路、散打外，开展短兵、射箭等不同形式的武术活动，满足不同人群健康、休闲、审美、文化的需要，展现既有民族特色又彰显时代精神的民族传统武术。

4 结 语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筹备、组织、开展的整个过程，在展现了国术近代转型探索的趋向同时，也反映出地方办赛的特殊性。浙江以一省之力，开办国术游艺大会，经济上没有专项资金支持，在此境况之下，尽其所能、积极筹备，可见浙江对国术的重视及以武强省的决心。大会以师古而不泥古的姿态，在传统擂台基础上融入西方竞赛制度外，广泛采纳新式的媒介，推动了民族对国术的了解，同时为了解近代武术比试状况，提供很好的研究范例。尽管筹委会竭尽所能保障大会能够顺利开办，然困于开办之仓促，财力之限制，也在筹备、组织、实施诸多事项未能如愿。大会诸多问题，也反映了东风与西风之间的抉择矛盾，近代国术转型探索的艰辛。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作为主办方的浙江，通过举办此次大会，促进了浙江武术的发展，也为中国近代武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