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建构的象外之境

陈阳

《边城》是沈从文的主要作品，也是最能代表其写作风格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隶属于乡土小说，通过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地方特色的故事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了湘西地区的地方特点和风俗人情，呈现出了一幅美好的湘西画卷。这幅画卷未被现代社会所浸染，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是故事的主旋律。

一、世象变换：湘西世界和诗意世界

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复杂，但是其所有作品都具有非常明确的主题。比起其他京派文人，沈从文显得更加纯粹。《边城》是这种纯粹的主要代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便是以《边城》开始的。

《边城》所构建出的，不仅仅是乡土小说层面的地方世界，更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世界，这一点从小说的环境描写中可见一斑。例如，清澈的溪水、地方的码头、岸边的吊脚楼以及溪水边的白塔等，这一切都勾勒出了一个与现实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乡土文学的作家是鲁迅，《故乡》便是其乡土文学的代表作，鲁迅在写《故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他写《故乡》的目的除了怀念自己从前的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故乡中的人，如杨二嫂、祥林嫂以及闰土等故人的生活经历及思想变化展示封建社会和思想对人的荼毒，以此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乡土文学的出现主要是受“为人生”创作思想的影响，描写乡土文学的作家流派不同，但是其中描写诗意世界的，大致只有废名和沈从文两人。

《边城》中的翠翠，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无论是她的爱情观还是人生观，都是在湘西地区自我淬炼出来的，完全没有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故事就围绕翠翠、天保和傩送展开，如果这个故事里只有翠翠和傩送，那结局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但是故事的立意和层次也就远远达不到《边城》的高度了。《边城》是在诗意世界中的一个悲剧，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无论是傩送、天保还是翠翠都不是所谓的“坏人”，他们都是在湘西山水滋养下的好儿女，即便如此，故事仍旧未以喜剧收尾，而以悲剧收尾。不过这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并不是传统人物间无法缓和的冲突，而是“美好”所创造出来的悲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湘西世界是一种实打实的诗意世界，却不是一个美好世界。

这里的“美好世界”是相对意义上的，如果要用“世外桃源”来精准定义，未免有些苛刻。从小说的整体环境中看，《边城》中的世界仍旧是超脱现实之外的世外桃源，但是沈从文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现实过于庸俗要逃避现实世界，而是要重构现实世界。世象变换便体现在此，现实的湘西世界是如何的，只有生活在本地的人才知道。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种被美化的诗意世界，人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找到与《边城》中一样美好的世界，但是这样的美好世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人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感受到《边城》世界中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沈从文想通过这部小说向人们展示的。

二、人象呈现：庸俗人生和理想人性

上文已经提到过，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描述的湘西世界并不是真实的湘西世界，这个世界是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是在精神上体现诗意世界的世界，是现实与虚幻交织的世界，现实的湘西世界自然不是如此，甚至在當时的现实世界中很难看到《边城》中诗意世界的影子。

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回过湘西，这时候的湘西世界已经和他记忆中的家乡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从这句“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便可以看出来。沈从文这次回乡，觉得家乡过去所拥有的那种正直、朴素的人情观完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唯实、庸俗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体现得是现代社会思想对古老文明的入侵，这一点使沈从文的思想受到了冲击，他想写一点儿东西去展现他记忆中的湘西和理想中的湘西，《边城》就是他展现记忆和思想的产物。

在现实的湘西世界之中，人们是无法找到翠翠、爷爷和天保这样的人的，也很难感受到小说中的纯粹情感。翠翠是《边城》的主角，更是沈从文心中理想人性的寄托。关于翠翠，沈从文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由此可见，在沈从文的心中，翠翠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边城》所要展现的并不是自然的“神性”，而是自然孕育之下的“人性”，翠翠便是沈从文理想“人性”的代表，她生长在自然之中，看起来不谙世事，但是这种纯粹并不是痴傻，她和自然融为一体，可以轻松地判断人们是好意还是恶意，也有自保的能力。比起世俗定义上的“人”，翠翠更像是山中的“小兽”，她的思想和行为都没有受到现代社会一丝一毫的影响，是完全理想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

《边城》中的爷爷也是理想人性的代表，几十年来，爷爷免费摆渡，他把摆渡当作是一种本分。但是沈从文对爷爷的偏爱明显不及翠翠，爷爷的形象主要是为了表现当地人民热情好客及爽朗大方的优秀品质，但是因为感情过于丰沛，难免显得有一些夸张，不够真实。

沈从文想象中的湘西世界有时过于理想化，在《边城》中，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女性是重情重义的。尽管她决定跟商人在一起，但是心中想的却是水手。或许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她的选择并不能被称作是“重情重义”，但是这一点沈从文主要从民间的朴素价值观出发。她自身谋生手段的选取和最终对商人的依附，归根结底是因为她要生存。

对当时的社会底层阶级来讲，生存永远是比一切都重要的东西。其实这一点不仅是民间的朴素价值观，也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表现。无论是感情还是品质，都需要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建立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主要代表。在这种价值观之中，人求生存实际上与人拥有品质和感情并不冲突，在《边城》中，迫于无奈的底层女性不仅重情重义，还重义轻利，在这一点上甚至强于城市中的某些乡绅（从这里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现代文明，特别是对于城市文明的厌恶，他厌恶城市之中人们的虚与委蛇和钩心斗角，觉得所谓的“现代文明”中并没有可取的品质，同时他也厌恶人们在面对现代文明中种种诱惑时的自甘堕落，认为“理想人性”很难建立在绚烂浮华的都市文明之上）。

在《边城》中，也没有明显的阶级区分，这也是沈从文的“理想”之一。无论是在乡村世界还是在城市文明之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阶层。阶层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礼”所针对的就是阶层，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但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却没有这种明显的阶层区分，船总尽管在当地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势，但是他从不仗势欺人，反而是乐于助人。他教育的两个儿子，拥有当地年轻人身上一切美好的品质，他们一家受到当地人诚心诚意的尊重，这些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或地位，而是因为他们的为人，这正是沈从文理想中的民风和人情美。

《边城》讲述的不仅是爱情，也是人性。沈从文希望通过《边城》展现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之处”，人们的品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沈从文眼里无疑是负面的，他将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展现民族失去的东西。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展现这些东西，而是意在民族品德的重造。重造针对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是民族的希望，所以小说中有大量描述翠翠和天保的文字，他所描述的这些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但也是空洞的，因为这些人物是他重塑青年人品格的象征，代指的是所有民族中的年轻人，而并非某一个年轻人。

现实和理想终究是有差距的，沈从文明白这一点，所以《边城》并不是一部以喜剧结尾的小说，反而以意想不到的悲剧收尾。这里的悲剧看似是一个误会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其中不乏现实的因素。尽管沈从文为了展现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已经尽可能地避免了一些现实因素和矛盾冲突，但是实际上误会所导致的破碎的爱情仍旧是由现实因素所造成的。

上文提到过，因为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向往，所以《边城》中看起来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这仅仅是看起来如此。在实际社会阶层中，哪怕在小说之中，这一点也无法避免。就像老船夫和船总哪怕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阶级性，老船夫在面对船总的时候总是自卑小心，无法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是船总面对老船夫的时候却总是漫不经心，这就是阶级所带给人的差距感。此外，在涉及婚姻这种利益关系的时候，船总这样的富人更在意的还是“门当户对”，这样根深蒂固的阶级性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这样美好的农村中都是无可避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沈从文对于现代文明和不合理制度的厌恶。

三、神幻隐喻：白塔之上的希腊小庙

作品的末尾，老船夫去世了，溪边的白塔也倒塌了，这里的“白塔”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建筑物，无论是从老船夫的死还是从故事情节来看，白塔都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意象，也是一种隐喻。白塔所象征的不仅仅是湘西当地，也是整个民族。白塔倒塌意味著当地人心中的希望倒塌，无论是一个地域还是一个民族的人，心中的希望一旦倒塌，都会出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边城》中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隐喻。

《边城》这部小说从翠翠和老船夫的美好生活为切入点，故事的最后，翠翠的爱情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悲剧，一直陪伴她的爷爷也去世了，小说中一开始的美好在结尾完全被打破。这正与鲁迅所说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的”相符。白塔在这里具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象，它不仅是当地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更是人们心中希望和理想的象征。白塔坍塌对于当地人来讲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把这个意象扩大至整个民族，也会有一种荒凉感。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说道：“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地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是京派文人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京派文学的特征是其纯粹性。京派文学远离政治，曾一度被称为“纯文学”，京派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关注人生，对艺术的独特品格进行着重强调。作家们的思想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体现出了文学本体观。京派文学的基本原则是“和谐”和“节制”。沈从文的小说与一般小说不同，他的创作目的是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边城》也确实如此，但是沈从文要造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但这座庙的建造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文学和社会是相关的，甚至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文学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坚持“纯文学”，京派的文学主张在特殊时期不停地被质疑。但是实际上，文学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关系、与社会毫无关系，而作家身为社会中的人，更无法通过创作作品的方式逃离现实世界。所以，尽管《边城》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此之上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但是背后所蕴含的是作家对于文明的思考、对于民族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的思考。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渴望，恰恰也是他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边城》通过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向人们展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也展现了作者沈从文心中的理想人性。这个故事虽简单，蕴含的却是深刻的内容。他通过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展现了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入侵，也展现了对民族复兴的渴望。“象外之境”指的不仅仅是他供奉“人性”这座“希腊小庙”的虔诚，更是他对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