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建党四十周年的献礼

原豪杰 陈游

《山乡巨变》是由周立波原著、董子畏改编、贺友直绘制的一套连环画。该套连环画共四册，讲述的是1955年湖南省一个僻静的乡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斗争，使经济基础、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观点与人和人的关系都起了变化，整个山乡出现了新的面貌。

贺友直（1922-2016）绘制的《山乡巨变》，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并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获得绘画一等奖。原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姜维朴评价这部连环画时说：“《山乡巨变》连环画的出现，将中国连环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连环画艺术以至中国人物画新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山乡巨变》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贺友直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创作机缘

1956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到来，艺术创作也相对繁荣起来。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此时反映“土地改革”的胜利，以周立波编著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为原型，改造资本主义内容的《山乡巨变》连环画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献礼而创作。

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开始创作于1959年。当年春节前，贺友直回到上海，完成了第一册的草图及部分正稿。他最初坚持西洋画法，最终被拒后放弃。于是放弃了多年的民族线描艺术，以自身不熟悉的、暂时还不易掌握的明暗表现方法去表现，再加上制版条件的限制，于是印出来的作品黑乎乎一片，看不清内容。未达到周立波原著中湖南农村所具有情调气氛。限于当时的印刷工艺及纸质，初稿及第二稿暗部有些不清晰，画面效果不够理想。定稿对画面构图及内容做了一定修改。修改后用线精细，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白描。

因为他喜欢原著所描写的真实农村景色、细腻人物关系、生动朴素文风，该连环画以白描的形式刻画形象、安排情节，风格真实细腻生动，艺术性较高，为中国连环画史上的代表作之一。

为创作《山乡巨变》，他两次到湖南益阳体验生活，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体会，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无论是专业级的，还是爱好者的，评论人物刻画也好，评论场景绘制也罢，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评价都很高。

细腻的笔触最动人

贺友直天资聪颖、善于观察生活，他虽出身于宁波乡下，并未接受过系统化的专业教育，但得益于新中国社会主义艺术体制的涵养，他的创作在建国后迅速地成熟起来。这部作品作为建党40周年的献礼之作，其创作背景离不开50年代对各个文艺门类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连环画的改造尤为强调一种移风易俗、启发大众、展现社会主义新风貌的政治诉求。

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突破了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僵化地表达生活世界的普遍局限，他以丰富、亲切的画笔，将不同层面的人物一并带入，还正面人物以普通的身形，为边缘人物点缀微妙的情感，丝丝入扣汇聚乡村的人情事理，系于政治又溶解了概念化的束缚。贺友直为了创作这套作品，曾经几度到益阳体验生活，两次推翻画稿，第三稿才找到满意的表现方法。体验生活也是这些连环画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他平等地对待日常中每一件器物，将生活、劳动的痕迹洒落在毫不起眼的边边角角，微小如坛坛罐罐、竹筐上的霉点都得到了细腻的观照。

贺友直的笔触十分生动，不仅表现在物品细节的处理上，也传达了人物形象与微妙的情感。贺友直以白描的手法创作《山乡巨变》，使得周立波小说中的“亭面糊”“刘雨生”“秋丝瓜”等人物跃然纸上，有的人物甚至比小说里的更加入木三分。贺友直就像一位电影导演，以布置电影镜头的方式，画面的角度在不断变化，有俯视、仰视还有镜头的偏移，把冬夜农舍里发生的故事和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大的山乡场景到屋场农舍格局的细节描绘，无不精彩绝伦。在连环画《山乡巨变》第一卷第76页中，站立的共产党员刘雨生，他没有概念化的高大英武身形，而是微微驼背，被小孩抱住大腿呈木讷呆立姿态，生动传达了人物此时的处境。旁边蹲着的是正与丈夫闹矛盾的年轻村妇张桂贞，虽然看不到面部表情，我们却从人物背对丈夫、下蹲盛米的动作中感受到她强硬倔强的性格。画面后方，有桌椅和坛坛罐罐等家什，近处左侧的竹筐有发霉的细节，右侧垂下的布帘构成了局部留白，烘托出故事情节中夫妻二人僵持的关系。

兼顾文艺创作与社会环境

以整个中国现代连环画艺术为参照，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在创作形式和思想锤炼上所达到的高度，都非常值得重视。在这部作品中，賀友直创造性地展示了新中国思想意涵所诉求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真切再现了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下沉到农村基层的图景，以淳厚的笔法勾勒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对生活世界的重构，赋予日常一个健康的位置和意义。同时，贺友直将农业集体化所带动的劳作生息和人物关系拓展到景物世界，房屋、农田、树木、蔬菜、飞鸟都与人/情形成了灵动的呼应，人在家中，家在村中，村在景中，由远及近、由景及人，充盈着有机的、循环往复的关系，即便画面留白，也内含情致，达到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

贺友直《山乡巨变》中的浑然之境并非隔离政治、超然物外的。相反，这部作品恰恰完成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世界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背景之下，贺友直通过人与物、情与景、边缘与中心的多层次圆融贯通，使得激昂的革命主调和自然的乡村生活在张力中呈现出和谐。政治在行进中重构着乡村，乡村的日常生活又以淳化的底色承托着革命。

这部连环画作背后同样值得深入体会的是，在社会主义文艺改造与创新的历史氛围中，艺术家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对贺友直这样并无深厚专业底蕴的新中国第一代连环画作者来说，不仅要在创作上补习中西方的传统绘画技法并寻求符合时代旋律的创造性转化，更要兼顾文艺的社会功能，贴近现实生活、直面大众读者、开拓崭新题材，以实践的方式重建艺术、知识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贺友直《山乡巨变》所达到的高度显示出画家深入生活后卓越的思想领悟能力以及将思想落实于笔端的艺术创作才华，融汇了传统、通俗与社会主义三方面的文化精义，对小说进行了既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的二次创作。而这一高超艺术成就同样离不开贺友直面对政治要求和艺术挑战时难得的从容、耐心和一丝不苟的笃定。

从善如流，才有连环画《山乡巨变》今天的巨大成就。这部连环画与原著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基于作家周立波深厚的创作底蕴，为同样底蕴深厚的画家贺友直所深刻理解，使二者的气韵和气质达到了空前的和谐一致。

“连环画是画故事的，但如果只画故事情节，没有大量细节动作让画面生动饱满，势必只落得个图解故事的浅薄，成‘跑马书。”作家蔡小容曾说。

《山乡巨变》是两位大师的传世之作，周立波写《山乡巨变》，贺友直画《山乡巨变》，都曾去往故事发生地湖南益阳待了三年，深入乡村生活。从原著小说到连环画，这种在艺术上追求现实主义的高度真诚和努力，对当下创作仍有启发。

（据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