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晋书·嵇绍传》看嵇绍之死

钟鹤玲

嵇绍（253-304），字延祖，谯国铚（今安徽淮北临涣）人，称嵇侍中，西晋时期文学家。嵇绍之父乃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更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人物。其父临终前将嵇绍托予山涛抚养，并留下一封《家诫》，以告诫幼子。嵇绍所著文集，皆以佚失。本文欲从《晋书·嵇绍传》文本着手，分析嵇绍之性格特征、为人处世，从而探析嵇绍之死背后所蘊含的“忠孝”问题。其孤身护卫天子，最后死于敌军之手。这一举动，本是忠君之举，却遭后人口诛笔伐，毁誉参半，又是为何？

一、身世经历

嵇绍十岁之时，其父嵇康死于司马之手，嵇绍也受牵连不得出仕。后在养父山涛努力下，嵇绍被举荐为秘书丞，历任汝阴太守、豫章内史、徐州刺史等，后因长子去世而辞官。元康（291-299）初年，嵇绍任给事黄门侍郎。但嵇绍不慕权贵，不与贾谧等权贵往来。等到贾谧被杀后，嵇绍因此被封为弋阳子，升任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建始元年，赵王司马伦谋权篡位，司马伦任命嵇绍为侍中。等晋惠帝司马衷拨乱反正后，嵇绍仍任职为侍中。随后嵇绍被罢免，齐王司马冏又任命嵇绍为左司马，后因司马冏被杀而返归乡里。不久之后，嵇绍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又官复原职，任职侍中。长沙王司马乂征嵇绍为平西将军、使持节，以安稳军心。嵇绍的为官经历还算得上是平顺，虽然不免起起落落，但仍算是受到重用。而后不久，在朝廷征讨司马颖之时，嵇绍又官复原职。嵇绍至荡阴时，王师溃败，将士四处逃窜，而嵇绍却拼死保卫惠帝，最终遇害。后来，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赠嵇绍司空、进爵弋阳公未成。东海王司马越路经嵇绍墓时，上表怀帝赠嵇绍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进爵为弋阳侯。晋元帝司马睿为左丞相时，赠嵇绍太尉，司马睿即位后，赐谥忠穆。嵇绍著有文集二卷，都已流失。嵇绍虽年幼失怙，却秉承其父之风骨，才华出众，气度不凡。据史书记载，曾经有人对王戎说：“我昨天在市集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见到嵇绍，看到他气质风度不同凡俗，就像是一只鹤站在鸡群当中一样。”而“鹤立鸡群”一词也是由此而来。

二、《晋书·嵇绍传》

据《晋书》之记载，可知嵇绍生平主要事迹与为人处世。其一，慧眼如炬，不任人唯亲。沛国戴晞，少有才智，而戴晞又与嵇绍之侄嵇含熟识、交好，时人以为靠这层关系，戴晞必会受到重用。而此时，嵇绍手握任职之权，但嵇绍却认为此人品行不端，不堪重用。戴晞后来靠自己的本事，任职司州主簿，因为行为不端被驱逐，州里民众都说嵇绍有知人之明。其二，不畏权贵，直言上谏，刚正不阿。元康初年，嵇绍任给事黄门侍郎。当时侍中贾谧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受宠爱，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潘岳、杜斌等人都依附他。贾谧请求与嵇绍交好，嵇绍置之不理。后贾谧因与贾后合谋陷害太子而被处死，此时嵇绍正任职官署，因为他未趋炎附势，而被封为弋阳子，又升为散骑常侍。太尉、广陵公陈准身死，太常奏请加给谥号，嵇绍反驳说：“谥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自顷礼官协情，谥不依本。准谥为过，宜谥曰缪。”嵇绍认为谥号是用来流传后世永不磨灭的，大的德行得到好的名号，小的德行得到差的名号。由于近来掌礼治之官附和情弊，加谥号便不依据原则。加给陈准的谥号过誉，应该加谥号为“缪”，这件事交给太常处理。当时嵇绍的意见虽没被采纳，但是朝廷大臣都有些畏惧他。齐王冏执掌政事以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骄横奢侈，嵇绍上书劝谏道：“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他说夏禹因为住室低矮而被人称赞，唐尧虞舜也都因为住在茅草房里才彰显出他们的美德。齐王应该减少建造楼宇的麻烦，深切地想一下“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齐王冏虽然口头上答应顺从他的建议，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嵇绍曾经到齐王冏处咨询事情，正赶上齐王冏举办宴会，召董艾等人共商时政。董艾对齐王冏说：“侍中嵇绍善于弹琴，您可以让他演奏。”侍从呈上琴，嵇绍推辞不接。齐王冏说：“今天我们欢聚，您又何必吝惜呢？”嵇绍回答说：“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于后。绍虽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意思是说：齐王匡正恢复国家社稷，应当遵循法度以身作则，让美名能够流传后世。我虽说身份寒微，但也忝列伯爵之列，身穿朝服，头戴冠冕，出入于朝堂之上，怎么能够手执乐器，去做那些伶人所做的事情呢！假若是脱下官服参加私人宴会，那我就不敢推辞。齐王冏听后很是惭愧，董艾等人也很不自在地退身而去。其三，忠心护主。朝廷北伐，征召嵇绍。嵇绍因为天子流亡在外，受诏令奔赴天子所在的地方。恰逢军队在荡阴战败，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溃逃，只有嵇绍庄重地端正冠带，挺身保卫天子，军队接近銮驾，飞箭如雨，嵇绍于是被射死在皇帝的身旁，鲜血溅染了御衣，天子为他的死沉痛悲叹。等到战事平定，侍从要浣洗御衣，皇帝说：“此嵇侍中血，勿去也。”

嵇绍有其父之风范，不攀附权贵。嵇康鄙视权贵，最为著名的当属钟会事件，嵇康拒绝与其往来，而钟会怀恨在心，钟向司马氏进谗言，也是造成嵇康之死的原因之一。而房玄龄众人将嵇绍列为《晋书·忠义传》中，可见编者对嵇绍的态度。其云：“夫君，天也，天可仇乎！安既享其荣，危乃避其祸，危乃违其祸，进退无据，何以立人！嵇生之陨身全节，用此道也。重义轻生，亡躯殉节。劲松方操，严霜比烈。白刃可陵，贞心难折。”认为嵇绍为忠义之士，护卫君主而死，乃忠义之举。历代君主纷纷赞扬嵇绍的“忠诚”，以宣扬儒家的忠节思想，维护其封建统治。杜甫、文天祥等人均在自己的诗中赞扬了嵇绍的忠烈。而在赵王司马伦篡夺皇位之时，任命嵇绍为侍中，却无嵇绍推脱任职的记述，或许也证明嵇绍是司马伦的附庸。

三、嵇绍之死

嵇康之死，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归根结底，还是“忠”与“孝”的问题。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而嵇绍却为司马氏之臣，又因护卫晋惠帝而死，这是否违反了“孝”呢？其父嵇康选择隐退，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然而，当他为钟会构陷，被司马昭处死时，却又将自己年仅十岁的幼子，托付给了昔日断绝往来的山涛。山涛也不负好友临终所托，将嵇绍视若亲子，养育成人。后更是为了嵇绍的仕途，劝解晋武帝。最终嵇绍才得以入仕，且多次升迁。八王之乱时，随从帝王的官员、将士纷纷逃跑，“惟绍以身捍卫，飞箭羽集，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帝衣”。从表面上来看，父子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嵇康拒绝出仕，拒不与司马氏合作。但其子嵇绍却对司马氏赴汤蹈火、鞠躬尽瘁。而“君为臣纲”，嵇康的君为曹姓，而嵇绍的君为司马姓，各事其主，忠贞不贰，这便是儒家“忠臣”“义仆”的思想观念。而嵇康之所以退隐，虽然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看破了当时官场黑暗与腐朽。他身为曹魏皇室的贵婿，又是朝廷命官，一方面，儒家的正统观念使他无法“一仆事二主”。另一方面，他又深知皇权宗法制下的种种黑暗。嵇康正是在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才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并且毅然决然地选择退隐。因此，二者之间也并不矛盾，均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使然。而嵇绍入仕前，山涛举荐嵇绍时，引用《康诰》里的话对晋武帝司马炎说：“‘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垝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晋武帝信任山涛，所以嵇绍得以进入晋室为官。既然父子罪可不相及，那么怨是不是也可以不相及呢？晋武帝没有因为嵇康的罪过而加罪于嵇绍身上，并且征用他入朝为官，到最后成为皇帝近臣。诚然，二者各为其主。嵇中散是魏臣，嵇侍中是晋臣，忠于各自的君王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03E69849-66FA-488A-A3B1-77A92F2904C7

而晋朝士人对嵇绍的态度，令人玩味。魏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儒学逐渐衰微，而玄学日渐兴盛，乃是一种大势所趋。按照儒家的传统观点，应该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危孙”（《论语·宪问》）。而魏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士大夫失去了精神寄托，迷茫无措，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魏晋思想始终围绕着“名教”与“自然”之辩而展开，而在时代的影响之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逐渐走向调和、统一。如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观念，主张挣脱儒家那些禁锢人性的思想束缚，遵从自然本性。而“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等观念的提出，顺应自然，亲近自然，顺心而为，解放心性。这也为迷茫的士大夫们找到了新的道路。因此，晋朝的大多数士人借此为嵇绍的“不孝”开脱。

生活于同一时期的郭象、郗鉴等人都不赞同嵇绍的行为，郭象认为嵇绍不孝于父、忠于昏君，贪图名位。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则把嵇绍和山涛一起指责，近代也有不少学者与顾炎武持相同意见。王夫之与顾炎武认为嵇绍既非忠义之士，又非仁孝之人，并对其强烈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言：“嵇绍可以仕晋乎？曰：不可。仕晋而可为之死乎？曰：仕而恶可弗死也！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死而不得其所者，谓之刑戮之民，其嵇绍之谓与！绍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节以殉仇贼之子孙也。惠帝北征，征绍诣行在，岂惠帝之暗能知绍而任之乎？司马越召之耳。冏也，外乂也，颖也，顒也，越也，安忍无亲，而为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托于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风，犹将避其腥焉。绍曰：‘君子扈卫乘舆，死生以之。妾言耳。乐为司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其父者，恶知有君。名之可假，势之可依，奉要领以从之，非刑戮之民而谁邪！”可见，王夫之认为，嵇绍乃不忠不孝之人，且为贪图名利之小人。嵇康死于司马昭之手，而其子嵇绍奉仇为君，又因护卫司马氏而死。而当时执政者昏庸无道，其所护卫的也并非“明君”。且违背了父亲嵇康的志节，其父拒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嵇绍却为司马氏之忠臣。正因如此，嵇绍多为人诟病，视之为“不孝之人”。顾炎武也认为嵇绍仕晋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提出其仕晋便是“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因此，嵇绍在生前就已是不孝之人，而其所建功勋也不足以弥补罪过。

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忠孝两全，即传统上所说的“以孝事君则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两全”的思想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之言，培养出的忠义之臣，有益于朝廷，使君王的统治更为稳定、长久，从而走向太平盛世、繁荣昌盛。但自古，往往“忠孝难以两全”。然而，一旦二者有冲突与矛盾之时，“忠”总是凌驾于“孝”之上，这才是统治者所期许的。而晋朝司马氏一直奉行“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但讽刺的是，对于嵇绍忘记“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明训却视而不见，反而大肆赞美、褒扬其“执德高邈”“大明至节”的德行。可见，“以孝治天下”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而唐太宗之所以表彰嵇绍，更是显而易见，因唐太宗本人即通过残害手足、逼迫生父而登上皇帝宝座的，而这恰恰是封建伦理所不容的。统治者们多对其称赞，其目的多是为了培养更多“忠臣”，以巩固自身的统治罢了。

由嵇绍之死背后而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涉及了儒家“忠”与“孝”的观念。嵇绍其人，为人子，而事杀父之人，视之为不孝，且为护卫昏君而死，此举也多为后人诟病。而作为臣子，嵇绍直言劝谏，忠于君王，为历代君王称颂。由单纯的有父仇者能否事仇，忠孝孰本、可否不孝而忠，到对“忠君”内涵怎样理解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知古代忠孝观发展的轨迹，意义深远。03E69849-66FA-488A-A3B1-77A92F2904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