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燀考

李勤璞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蒙古语里表示主子、君主的词是“ejen”,元明时代进入汉语，音写为“额毡”“额镇”。明代凉州白塔寺重修白塔树立汉藏二体石碑，碑文中“ejen”借入藏语，记音作“e cen”，再由藏语借入汉文，写作“也燀”；明代藏文书另有一个写法“e chen”。元明时代藏文中，称呼对象是蒙古人的时候用蒙古语“e cen”“e chen”,称呼乌思藏人则用藏语旧有的“mngav bdag”（主子，所有者）等词语。白塔寺藏文碑用“e cen”称呼蒙古阔端，表示其个人身份和那时主仆制的社会结构，更展现藏蒙二者之间文化同化（语言）与族群分异（蒙古对色目）的政治社会状态。

河西走廊文化深厚而且多样，从传说时代起，持久深入影响古代中国文教与政治制度的内涵和天下地理想象。甘肃武威的白塔寺（藏文名pēthāzi,shar sprulpa sde）历史悠久，几经废兴，在政治文教与交通上起重要作用的佛教寺院。(1)李勤璞：《西藏的佛国境界：盛京四郊喇嘛寺塔的敕建》，《美术学报》2012年第2期，第41～43页。明宣德五年（1430年），陕西行都司（衙署在庄浪）凉州卫城（藏文lang gruvumkhar,lang cumkhar,蒙古文langjung,šilang,今甘肃武威）东南方四十里的这座白塔寺，因修竣白塔，树立汉文与藏文合璧《重修凉州白塔志》石碑（藏文题lang cu lamchod rten kar po gsar du bcos pavikar chags），根据历史事实判断，碑文写到了窝阔台汗十二年（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阔端（火端，ködön,köden,1205年—1251年）招请萨思迦叔侄三人至西凉府的事，相应地提到阔端的名字：

藏文“rgyal-bu”，意即“王子”“皇子”，汉文碑所书“火端”的身份“王”；“火端”“ko dan”就是时人“阔端”。至于“也燀”，显然跟“e cen（）”对应，笔者最初注意这个词，是20多年前阅读宿白先生的论文《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其中援引了汉文碑文。石碑发掘出土以来，可以读到藏文碑文，考证文章已经不少；(2)目前研究或考释此碑的论文有很多：宿白：《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1992年），收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4～274页；乔高才让：《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考略》，《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第144～150页；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魏文斌、李明华：《武威白塔寺调查与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1～113页；魏文斌、李明华、王辉、李裕群、刘瑞：《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6期，第52～69页；周飞飞《明〈重修凉州白塔志〉考述》，收入李丽、段小强主编：《敦煌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杜斗城教授荣退纪念文集》，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64～572页。周飞飞对汉文碑考证得很细。以下系藏文论文：恰嘎·旦正：《重修凉州白塔志碑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07年第1期，第13～19页；才航多杰、甘措：《重修凉州白塔志的汉藏碑文考析》，《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0年第2期，第45～50页。最近关于阔端与萨思迦班智达所谓“凉州会谈”的论文更多，(3)《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凉州会谈”专栏，一共6篇论文。此前此后西北各地一直有这类文章发表。但对出现于其文中的“也燀”和“e cen”，至今藏汉论文作者均忽略，不做解释；虽有日文论文指出了“e cen”的语源，(4)伴真一朗：〈明初における対モンゴル政策と河西におけるサキャ·パンディタのチョルテン再建——汉文·チベット文対訳碑刻，宣徳5年（1430）「重修凉州白塔志」の歴史的背景——〉，《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84（2012），第46页，注释74。此文藏文录文不论，汉文碑文录文错字很多。但未做细究与论证，没有指出这个词所包含的社会政治语义，而且国内研究者未见称引。从碑文上下文看，它显然属于音译词，是“阔端”的头衔或身份。本稿对这一词做一番考校，加深元明时期西藏蒙古社会语言和权力结构(5)藤島範孝：〈河西走廊における地名の変遷——武威（涼州）と永昌（番和）について——〉，《北海道駒沢大学研究紀要》21（1986），第19～63页；藤田高夫：〈中国西北における中国支配と中国文化——河西地方の场合——〉，《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2009），第181～186页。的理解。

一

《重修凉州白塔志》汉文碑文系竖行，全文十五列文字（阿拉伯数字表示列次——引者添），按原格式抄录，并加标点：(6)根据碑文拓片照片过录，汉文拓片比较清楚。魏文斌、李明华、王辉、李裕群、刘瑞：《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第64页。乔高才让以下作者在文字标点上多有错漏，例如“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王重修”，乔氏误作“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生重修”，因引起该作者误解，也就无法跟藏文碑文语义照应（第147页）。伴真一朗录文错字更多，“也燀”一再误作“也禅”，“撒失加”一再误作“撤失加”，等等。西僧妙善通慧国师琐南监參的行事，已有根据汉文满文（译文）史料的考究：张芦丁、李勤璞《西宁普法寺小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6（1996年），第57～61页。参看上举周飞飞的新研究。

其中第三列语片“乃前元也燀火端王……”之语，所对应藏文石碑文中的在第四行至第五行：

“de nashor rgyalpovidus，rgyalbu e cen ko tan kyis(7)藏文碑文系根据拓片，并参考乔高才让的录文。拓片：魏文斌、李明华、王辉、李裕群、刘瑞：《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第65页。乔高才让：《〈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考略》，《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第145～146页。行次是依照乔高才让的算法，但碑文正文之上方还有三行，各一个字，系经咒“唵啊吽”：om ah hūm。”

那 从蒙古 皇帝之 时 皇子 也燀 阔端 以，因（主格助词）

自那蒙古皇帝的时候，皇子e cen火端……

汉藏二体对照，前元指明朝（dayiming ulus）前一个朝代元朝（daiön kemeküyekemongγolulus,(8)Francis 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4,No.1/2（Jun.,1951）,p.53.渡部洋等：〈汉文·モンゴル文対訳「达鲁花赤竹君之碑」（1338年）訳注稿〉，《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纪要》29（2010），第113页。See Francis 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2,No.1·2（Jun.,1949）,pp.17,62.1206年—1368年），亦即藏文碑中写的“蒙古皇帝的时候”；“火端王”对应藏文“rgyalbu ko tan”。至于“也燀”与“e cen”,既不是汉语词汇也不是藏语词汇，因而在碑文中语义不明，周飞飞称“也燀火端王”就是阔端，(9)周飞飞：《明〈重修凉州白塔志〉考述》，第565页。几位藏文论文的作者也没有言及，仅乔高才让翻译藏文碑文时音写作“爱金”(10)“蒙古王时，皇子爱金阔端……”。乔高才让：《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考略》，《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第146页。。

元明二代汉语的语音极相近，“也”字在《蒙古字韵》里用八思巴文字记音为（“je[jε]”上声）。(11)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按在性质上，《蒙古字韵》并非蒙古语词典，是元朝至元六年至十二年（1269年—1275年）编成、标注八思巴字的汉语韵书《新刊韵略》。宁忌浮：《重读〈中原音韵〉》，《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2辑，上海书店，2014年，第171页。方括号内是国际音标记音，取自柯蔚南：W.South Coblin，AHandbook of’Phags-pa Chines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175.这里汉文的“也”对应藏文译音“e cen”的“e”，“燀”字对应藏文碑的“cen”字。元代《蒙古字韵》中的“燀”有三个读音：

那么，这是什么词呢？从字音和当时社会状况看，应该是蒙古语的“ejen”，意思是“主人”。先看藏文里的“e cen”。上举元朝汉蒙二体《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1362年）蒙古文碑文有：

köden ejen（主人阔端），qaγan ejen manu（我们的〔成吉思〕汗主），delekeiyin ejenčinggisqaγan(14)FrancisWoodman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pp.66,67,79,119-120.Dobu,Uyiγurjin mongγolüsügün durasqaltu bičigüd（Begejing:Ündüsüdenükeblelün qoriy-a,1983）,qaγudasu 378,384.按《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的汉文碑文，收入张维《陇右金石录》（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元代部分。参看蒙古文著作：Tulγaγuri（王鼎柱）,Indu ong un küsiy-e yin mongγol bičigün sudulul（Qayilar:Öbör mongγol un soyol un keblelün qoriy-a,1992）,qaγudasu 433-435.蒙古语tulγaγur,tulγaγuri,支柱，栋梁。（天下之主成吉思汗）。

这其中的“köden ejen”是直接称呼“阔端”为“主人”的前代事例，不过“ejen”（主子）一字在人名字之后，与藏文“e cen ko tan”词序颠倒，这是蒙藏句法不同使然，语意相同。由此可知，藏语词汇“e cen”是来自蒙古语词汇“ejen”。

比较语音，汉文碑文“也燀”借自藏语“e cen”，是白塔重修立碑的时候，临时从藏语碑文音写过来的一个词。蒙古语“ejen”这个词，明代汉语记为“额毡”“额镇”，系直接音写自蒙古语的词汇。《元朝秘史》有几处，如，“额毡”（主，ejen）（第149节和205节），“额毡”（主人，ejen）（第8节、53节、121节和281节），“额者惕”（主每，ejed）（第9节和272节）(15)栗林均：《『元朝秘史』傍訳汉语索引》（仙台：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12），第552页。“主每”意即“主子们”，“每”是名词复数标记。等，都属此种情况，还有《华夷译语》人物门中的：“ejen，主，额毡”(16)《华夷译语》，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丛刊》第六册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第29页。明代藏语里，《西番译语》（商务印书馆影印龙威秘书本，1936年，第13页）人物门：（字）bdag-po,（字义）主，（字音）卜达播。。《登坛必究》译语、人物门，以及《北虏考》人物门中的：“主人，额镇”。(17)Manduqu,Mongγol i ioi tolibičig（Ündüsüdenüheblelün qoriy-a,1995）,qaγudasu 311,630.

二

《重修凉州白塔志》汉藏碑文，内容总体一致，堪称合璧碑文。一些细节完全一致，例如，“西僧”对应“bod kyiban dhe”（西藏的班第），“千百载后”对应“dus phyis（后世）。(18)伴真一郎把汉文碑的“西僧”误解为“自西方来汉地的僧侣”，把“千百载后”误解为“1100年之后”，显然是未对照相应的藏文碑中措辞。见其〈明初における対モンゴル政策と河西におけるサキャ·パンディタのチョルテン再建——汉文·チベット文対訳碑刻，宣徳5年（1430）「重修凉州白塔志」の歴史的背景——〉，第43页。藏文碑文增加了一些内容，像正文第三行至第四行的sngar rgyavi rgyal po gang gi ring la bzhengs,mishes pavisde rnying pa,de nas minyag gi ring la yang gsos,亦即“一处不知道往昔中国皇帝什么时代修建的古寺，那以后西夏的时代又修过”；第八行再写到萨班灵骨塔是帝师八思巴修建的，补充了汉文碑文的简洁叙述。汉文碑文的差异，令人对碑文草拟过程中汉藏二者如何合作产生遐想，而“也燀”词在汉文碑中显得突兀。

查检藏文书籍，元朝当代写成的藏文史书《红史》（deb ther dmar po,1363年）对“阔端”没有“ejen”这样的说法，直称其名“go dan”，或称之为“rgyalbu go dan”(19)Mchan vgrel vgod mkhan 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1927-1997）,rtsom pa po Tsal pa Kun dgav rdo rje,Deb ther dmar po（Pe cin: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1）,shog grangs 29,47.（阔端王子），但是到明代，《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1434年）等书提及阔端等人的名字，其中对阔端的称呼值得注意：

“echen ga（go）dan”（ejen阔端）

“go dan”（阔端）

“hor rgyalpo echen go dan”（蒙古皇帝、主子阔端）

“horgyi rgyalpo echen go ston”（蒙古之皇帝、主子阔端）

“rgyalpo go dan”（皇帝阔端）

“e chen go dan”（ejen阔端）

“hor rgyalpoechen go don”(20)dPal vbyor bsang po,rGya bod yig tshang chen mo（Khren tu:Si khru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5）,shog grangs 256,257,266,323,330,351,357.（蒙古〔之〕皇帝、主子阔端）

《汉藏史集》对于蒙古语“ejen”的音写是“e chen（）”。句法上，白塔寺藏文碑文的“rgyal-buecenko tan”与《汉藏史集》中上举句式除了第二条以外其余完全一样。藏文《汉藏史集》成书，一般认为在明宣德九年（1434年），而白塔寺白塔重修碑文写成于宣德五年（1430年），时间极近，地点则一在乌思藏，一在河西著名的通衢，两者相距遥远。句法遣辞一致，表明合璧碑文中藏文一体经过了深通西藏语、佛教史与河西地区掌故的人的修订甚至重新译写，具有西藏语言文化的背景，是一位博学的西僧（bod kyiban dhe），因而藏文碑文详细而具体，传达很多在汉文碑文中没有甚至中原地区也没有记录的信息，就是说，“rgyalbuecenko tan”渊源有自，是西藏腹里地区的看法。

过了二百年，到明末期，藏文《萨迦世系谱》（1629年）记述蒙古汗国时代阔端派专人送给萨班的徵取命令（“vjav-sa”,法度。借自蒙古语“jasag”,札撒）的时候，这样称呼阔端：

stobs kyi vkhor los sgyur bavi rgyal po jing gir gan gyi sras po tho lo no yon zhes bya bavi srase chen go dan gyis(21)Ngag dbang kun dgav bsod nams,Sa skyavigdung rabs ngomtshar bang mdzod（Pe cin: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86）,shog grangs 118.此处误记。阔端是窝阔台可汗的儿子，拖雷的侄子。

转动力轮皇帝成吉思汗的叫做“拖雷（tho lo,tolui）官人（no yon,noyan）”的公子；拖雷的公子叫做“e chen阔端”……

清代萨思迦宗族大长（bdag chen,达钦）贡嘎洛哲（1729年—1783年）撰写《萨迦世系谱续编》，追述第十一饶迥水羊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这一年清朝皇帝使者来到萨思迦大寺送上敕书，作者误认为这位皇帝是蒙古阔端后裔，用这样的言词：

de lo hor yulnasmidbanggo dan gyigdungbrgyud stobs kyidbang phyug

那年蒙古域 从人 王阔 端 之 骨系 力量 的 自在

gongma bdag po chen po bho kha tho zhes pa rje vdi nyid kyis…(22)Kun dgav blo gros,Sa skyavi gdung rabs ngomtshar bang mdzod kyi kha skong（Pe cin: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91）,shog grangs 366.木雅贡布先生写有达钦贡嘎洛哲的小传。Mi nyag mgon po,Gangs can mkhas dbang rim byon gyi rnam tharmdor bsdus bdud rtsivi thigs phreng（Pe cin:Krung govi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1996）,shog grangs 522～533.

圣上 主人 大的 博 克 多 叫做 主子 这 本人 以

那年从蒙古地方，人王阔端之后裔、这位称作威力自在大圣主的博克多（boγda）的主子……

比较而言，“e chen”阔端即“midbang”阔端，语义上“e chen”等同于“midbang”。

这样记述阔端的身份，一定依循了元明时代藏文史料和口碑的说法，体现了乌思藏社会的观感。

总的看来，明代藏语里的“e cen～e chen”，语音上微有差异的两种翻译，词源是元代蒙古社会蒙古语“ejen”，意思是“主子”“主人”“君主”。由藏语音写为汉文，表现在白塔寺碑文上，书写作“也燀”，明初和明后期，蒙古语“ejen”两次借入汉语，则写作“额毡”或“额镇”。

“ejen”是显示社会身份的一个词。伊利汗国创建者旭烈兀（Hu lahu,Ilqan Hülegü,1217年—1265年）在乌思藏有分地和应供喇嘛，《汉藏史集》记载了这件事，提到他的时候这么说：“rgyal povigcung po e chen hu la hu”(23)dPal vbyor bsang po,rGya bod yig tshang chenmo,shog grangs 280.（皇帝的弟弟e chen〔主子〕旭烈兀），比较而言，这确切表达了“身份”这一面。

满语也有“ejen”这个词，后金和清朝汉文里先后音写作“厄真”“额真”，意谓“主子”，“君主”，显示女真社会的特征。清朝八旗的各旗（gūsa）统领者，满语称为“gūsa iejen”,汉语音译“固山厄真”，入关以后汉语改称“都统”；八旗之内，皇帝（han）也是旗主中的一位，领有三个旗，习称上三旗的旗主。另有“梅林厄真”（meiren iejen）、“牛彔厄真”（niruiejen）等旗人组织的统领者。康熙年间江苏太仓人沈启亮的《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yoonibithe,1683年）是第一部满语词典，卷二有“ejen，主子”。康熙皇帝《御制清文鉴》（Han iarahamanju gisun ibuleku bithe，1708年）是一部用满语解释满语的词典，其中含有“ejen”的诸多词语，词义则规定专指皇帝：“ejen”（人主、天子），“enduringge ejen”（圣主），“genggiyen ejen”（明主，英明的君主）。清代蒙古人称皇帝为“圣主”，“boγda ejen”(24)“boγda ejen 圣主”。汪睿昌（Temgetü,1888-1939）：《Mongγol nanggiyadüsügün toli bičig蒙汉字典》（neyislelün mongγol bičigün qoriy-a.北京：蒙文书社，1928），第115a页。（神圣的主子）。同在清代中国，旗人社会、外藩社会与民人（irgen）社会构造差异，未能一致。

元代乌思藏本地社会也有“主人”这个身份，检讨史书，其藏语表达为“mngav bdag”(25)mchan vgrel vgodmkhan 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rtsom pa po Tsal pa Kun dgav rdo rje,Deb ther dmar po,shog grangs48.（主人，所有者，主宰）等词语，“e chen”进到乌思藏社会，是限于指称蒙古人（藏语hor,hor sog）的场合。这一语文运用上的分别非常清晰，饶有深刻的原因，显现在蒙元时期，中国社会封闭的分层结构和先赋的地位差异，即蒙藏人之间文化同化（语词借用）的一面与族群等级分异（蒙古人对色目人）的一面。当时蒙古社会与乌思藏社会共同特征是，人皆有其主，主皆有其仆（奴仆、奴才、属民等），而蒙古社会是属人原则的封建制社会，蒙古汗国是家产制国家。(26)蒙古社会的分析：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76～192页；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0～276页；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47页。清代，外藩蒙古和八旗也是这样主仆制的社会（蒙古语ejen对albtu,满语ejen对aha）。(27)参考杨珍：《满文档案翻译的历史内涵》，《满语研究》2018年第1期，第85页。所以，透过“也燀”这个称呼（“ner-e”“名位”），隐约看到阔端在当时蒙古人和吐蕃人中之威权者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