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照对象返看活着的坚强
——黄其龙散文读后

潘大林

在广西青年作家的创作中，黄其龙的散文是个日渐彰显的存在。

从2018年至今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广西文学》《民族文学》《星火》和《散文海外版》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十来篇作品，引人注目地开始了一个文学青年走上文坛的初始历程。

他出生于1989年6月，与大多数同龄人一道，经历了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背后，是无数农民离乡背井，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泪汗兼流地奋斗着。他的父母抛家弃子到广东打工，他成了留守儿童。看着父母远去的背影，他只能与祖辈依偎着，守候在岁月的风雨中。他父亲因长期搬运水泥，得肺病辞世。经历丧父之痛后，读完了大学，同样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作为新一代打工族中的一员，在庞大而嘈杂的车间里研磨着自己的青春。最后，他转回家乡，成了基层干部中的一员，开始了另一段同样不易的人生。

这就是黄其龙的简历，与许多同代人没什么两样，但他心地柔软，目光敏锐，接受过大学外语教育，喜欢读书，对当下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观照与发现，他用笔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来篇散文。

如果他只是记述，将自己的生活如实写来，即使是个诚实的记录者，也会很难让人看出与他人有什么不同。但他有一双锐目，宛若从空中俯瞰大地，具备常人看不到的视角；他充满独具的感情，渗透在绵密细腻的描写中；他有着自己的语言，以此描绘出独特的意象。他随未婚妻去向未来岳父求婚，见到的岳父“头顶秃得光亮，头皮反射一些太阳光线到我的眼睛，让我感到阳光灼灼。是的，我不应该这样看着他的头皮的，何况我即将请命于他”（《川上的婚姻》）。即使是一位秃头的普通农民，在未来女婿眼里，依然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因为他拥有着他婚姻的裁决权。这里的描写充满张力，也就是语言“有意味的形式”。

正是他的语言，决定了他作品的品位。他接下来写到未来的岳母：“她母亲是个瘦弱的女人，身上穿着宽松的衣物反而使她的骨骼飘立起来，整副躯体离肥胖相隔世纪之远。我进门的时候，她正提着一只烫了毛的鸡往厨房里赶。”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在他想帮忙做点什么家务时，“我提前被他们喝住了，她母亲命令我不要动。我突然变成了傻子一样，脑子失灵，杵在客厅里什么也做不了，承受孤独与空气对峙。”一个在陌生环境中惶然无措的未来女婿，就这样活生生地现于纸上了。

语言有意味的形式，决定了其龙散文比之他人更为生动可感，但他知道这还是不够的。于是，他从形而下的生活中，反观出了形而上的意义。一只飞蛾掉落江中，挣扎在水面上，随时都有被鱼吞没的可能。“它震动着的躯体和翅膀，在水面上荡出一圈又一圈的细细的波浪，那波浪呼应着天上洁白的云，呈现某种流动性的洁白影像。那是一场极美极美的舞蹈。牺牲的悲剧和舞蹈的审美突然在了同一个层面的纬度和空间里，让我感到欢喜，也让我感到忧伤。”一只小小的飞蛾，在其龙的笔下，有了天鹅垂死般的壮美，他由此生发开去，想到流水无声无息的线性流动，想到人生时间无时无刻不在流逝，想到两千多年前徘徊在川上的孔子那番著名的感慨，再想到自己的年龄与婚姻，“我霎时觉得婚姻的那两道围城也自有风光，那扇窗户的里头，有绵密的幸福弥漫着。”并且终于确定：“回家，喊那位父亲为爸，那位母亲为妈。”胸中动荡回旋之气，终于平静地回落到丹田之中，整篇文章由此结穴。

其龙笔下写的是他和他的父辈，从他们的生存状态，从他们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写到了生命的艰难困苦与瑰丽丰赡，他犹如反刍一般，不断从亲人和自己的生存困境中咀嚼着人生的意义。养蜂的祖父与蜜蜂的相互依存，是在失去儿子之后能摆脱孤独困扰的唯一选择（《蜜蜂飞来飞去》）。他从每年盛开的梨花、金樱花和稻花上，看到了一生辛劳的父亲影像（《父亲的花事》）。仰视天上的火烧云，他看到了那个住在密闭的出租屋中，三百块钱可以顶一个月十四天、承受鸡蛋和面条轮番折磨、还毅然宣称“我能吃苦，能加班。我是一个不断给人生设置难度，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去突破的人”的自己（《火烧云少年》）……

由此不难看出，其龙散文最大的特点，在于由彼及此、物我相融，从观照对象上返看到生命在艰难环境下的丰富与坚强。

这种手法，让人想起《诗经》之中常用的比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和雨雪，既是眼前景物的具体描写，也是作者心中的某种隐喻，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彼时或者此时的心绪。

其龙的散文往往以某种事物贯穿始终，那是眼前的可见之物，被作者赋予了自己的情感，与作者的行迹融为一体。在他的散文《南方多芭蕉》中，那些芭蕉无处不在，不管作者在老家、在深圳，还是在现在工作的地方，它们都如影随形，随时会跳进作者的笔下。文章开头我们看见：“芭蕉长在垄上，长在地头，长在屋前屋后。它们在南方的生长并无规则，我早晨推门擦眼看沃野，看见它们一簇接着一簇，聚集或分散，孤独，热闹，沉寂，盎然，直愣愣地耸立在视域里头。”

作者由此写到祖父去割芭蕉叶，写到用芭蕉叶做成的糍粑散发的香气，写到芭蕉果“那透明的黄不是晕开的、漂浮的黄，而是冷静的、深邃的黄，我望着它们出神，感到莫名愉悦——从身体里涌出来终又无法克制的愉悦”，这里从芭蕉转到了写人，写自己童年因芭蕉而获得的精神感受。

芭蕉果成熟了，十分软糯香甜。但自己的父母亲却总看不到自家芭蕉果的成熟，更尝不到芭蕉果的香甜，因为生活所迫，他们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转折背后，不知埋藏着多少家庭难以言喻的悲欢。多年之后，作者到深圳一家硅胶工厂打工，附近也有几树枯黄的芭蕉，作者在工厂里艰辛而疲惫地挣扎着，夕阳下偶尔看到的芭蕉便形同残霞，“它们的轮廓逐渐模糊起来，有半枯的蕉叶低垂下来，抵到我的额头产生机缘似的抚摸，就好像残霞要启发我的心性，伸出手来将食指和中指提点到我的印堂，欲要让我获得‘能忍’‘能寂’的过人智慧”。——在这里，芭蕉树成了我精神上的导师，开悟着我的生命体验。

又是多年之后，作者回到中越边境的小城工作，散步时他看到了一片芭蕉林，“几株芭蕉树已经塌在地面，冠层均不见塔状的芭蕉果串，只见梗上的刀切面，很显然果串被它们的主人取走”。翠绿的芭蕉树蛙从暗处跳出来，他蓦然想起那幅画满青蛙的巨大岩画，作为骆越后代，祖先的精神突然由此注入他的内心，给他赐予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篇散文一波三折，写物又不执着于物，行文通透跳脱，没有胶柱鼓瑟般的板结，在文气氤氲中完成了物我交融，不落入那种“是什么”或“像什么”的窠臼。这种散文写法，犹如苏东坡名篇《后赤壁赋》中那只横江东来的孤鹤，这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隐喻，无疑大大增强了文字的耐读度和感染力。

在黄其龙众多的散文里，《蜜蜂飞来飞去》中的蜜蜂，《火烧云少年》中的火烧云，《奔走的石头》中的石头，《高处和低处》中的短翅树莺等，诸如此类，都体现了作者这种惯用的手法，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对事物和自我的双重描写，犹如合唱中的两个声部，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相互映衬，水乳交融，组成了一部动听的旋律。在当代散文家中，曾获鲁迅文学奖的李修文可谓深得其中三昧，他的《猿与鹤》，别出心裁地借助他者的描摹，出色表达了作者对人情世事形象性的评判。

具象绵密而境界开阔，目光向下而诗意高蹈，语言明快而虚实相生，在此基础上，如果其龙能继续打开心胸，将会看到更为广阔、更为异样的世界；如果他在写作上也不断地设置难度并且实现跨越，相信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