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桂林知州（府）选任诸问题研究

2022-07-15 11:33张远欢

广西地方志 2022年2期

张远欢

（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南宁 530028）

桂林（为行文方便，下文涉及桂州与静江府的统称桂林）作为广西的路治，其知州（府）兼领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经略使、安抚使，职责范围涉及广西全境。高宗在南渡前，曾领桂州静江军节度使。南渡后的绍兴三年（1133），桂州“以高宗潜邸”升为静江府，设置广西制置大使，可以看出桂州在南宋时期的战略地位明显提升。近代学者对桂州知州和静江府知府进行了考证和统计，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考证出桂州知州58人［1］386-395、静江府知府71人［1］583-594；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考证出桂州知州57人［2］382-390、静江府知府65人［2］579-590；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系列中的《宋两广大郡守臣易替考》考证出桂州知州65人、静江府知府72人［3］286-324。之所以会出现人数不一的情况，要么是学者所掌握的史料不全，要么是考证不严谨，错把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的知州（府）统计进来。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考证出宋代桂林共有知州（府）134人，其中桂州知州63人、静江府知府71人。

一、入仕途径与选任

宋代科举兴盛，大部分官员是进士出身，但宋王朝为了笼络士人阶层，还以恩荫的形式让官员子弟进入仕途。除了进士科，还有不定期的制举，以期网罗更多的优秀人才。宋代桂州知州、静江府知府入仕途径可考者共计96人，具体比例见表1。

从表1可知，科举出身者有81人，占可考人数的84.4%，南宋进士出身的人数高于北宋，而且有4位状元任职静江府知府；恩荫入仕的有15人，占可考人数的15.6%，北宋和南宋恩荫入仕的人数相差不大。科举入仕的人数是恩荫入仕的近6倍，说明宋代的入仕途径以科举为主。

表1 宋代桂林知州（府）入仕途径①本文所有的表格数据主要是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安抚使考》《宋两广大郡守臣易替考》《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等史书中搜集整理而来。

宋代桂林知州（府）虽然大部分通过科举入仕，但是因为地处偏远，环境恶劣，其选任还是有别于其他地方。宋代一般知州（府）的选任，初期是以朝臣出任为主。“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4］3972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赵匡胤将诸镇长官、节度使留在京师，分赐良田美宅，然后以朝臣出任各地知州。自开宝四年（971）平定广南，两广正式纳入北宋版图，“赦广南管内州县常赦所不原者，伪署官并仍旧”［5］261。宋太祖仍旧让原南汉在广南路各州的官员担任原职，并“诏吏部流内铨于唐、邓、随、郢、襄、均、房、复、安、申等州以南及荆湖诸州，选见任令录两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录年五十以下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满三考，即依资叙注拟，更不守选”［5］263。同时从广南路附近州县选调符合条件的官员携带家眷就任岭南各州所缺的官职，满三年者即不用守选。“以岭南儋、崖、振、万安等四州隶琼州，令广州择官分知州事。”［5］263同年四月，准许广州选派官员到琼州就任知州。驻扎于各路治所的知州一般兼领本路的军政，“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4］3973。比如桂州知州“领广南西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4］2239。

二、籍贯与任职年龄分布

宋代桂州知州、静江府知府有籍贯可考者共110人，其中北宋46人、南宋64人。具体情况见表2。

从表2可知，在北宋桂州知州中，河北路籍贯的人数最多，有8人，约占17.4%；其次是两浙路与江南西路，有7人，约占15.2%；福建路紧随其后，有6人，约占13.0%。而南宋的静江府知府，两浙路籍贯的人数最多，有19人，约占29.7%；紧随其后的是福建路，有15人，约占23.4%；随后是江南西路，有7人，约占10.9%。因为北方的沦陷，所以基本上没有几个北方籍的官员担任静江府知府了。从两宋的总体情况来看，两浙路籍贯的人数最多，有26人，占23.6%；福建路次之，有21人，约占19.2%；随后是江南西路，有14人，约占12.7%。从北宋到南宋桂林知州（府）籍贯的变化看，两浙路与福建路的变化最大，其中两浙路由7人上升到19人，福建路由6人上升到15人，两者差不多增长了1.5倍。

表2 宋代桂林知州（府）籍贯分布表

两宋桂林知州（府）的籍贯分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人才地域分布的特点：北宋前期北方籍的官员多于南方，特别是河北路常年与辽朝征战，人才辈出。但是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直到南宋末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两浙路、福建路以及江南西路的经济、文化已经有超越北方之势，科举上南弱北强的局面从宋真宗中后期开始已经逐渐被打破。据程民生统计，“两宋时期，两浙路有宰相29人，福建路有18人，河北路有16人，江南西路10人；进士方面，两浙路有进士9375人，福建路有6902人，江南西路有3857人”［6］140-143。桂州知州、静江府知府的地域分布情况与两宋时期的人才地域分布格局大致吻合，“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7］682。这也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高宗南渡后，两浙路与福建路的文化风气比以前更加浓厚了。为了平衡南北官员比例失调的问题，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下诏：“闻河朔诸州解送举人，艰于考核，颇多黜落，令转运使于落解举人至多处，遣官别加考试，合格人送礼部。”［5］1740北方举人在真宗时期的科举考试中，成绩已经大不如前，导致很多举人落榜。为此，宋真宗不得不以其他的选拔方式让北方举子谋个一官半职。

广西边患频繁导致其战略地位上升，为了稳定对广西的统治，宋朝政府在桂林知州（府）的选拔上往往会考虑有多年地方任职经验的老成官员前往任职，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宋代桂林知州（府）任职年龄分布表

从表3可知，桂林知州（府）的任职年龄主要集中在50—59岁，有36人，占可考人数的46.7%；其次是60—69岁，有22人，约占28.6%；40—49岁的有18人，约占23.4%。桂林知州（府）的任职年龄大于50岁的有58人，占总数的75.3%，可见作为执掌地方大权的一州（府）长官，必要的资序和历练是担任知州（府）的重要条件，而任职桂林知州（府）所需要的条件相比其他地方官员更要苛刻不少。此外还有1人不到40岁就担任静江府知府，乾道元年（1165），张孝祥以33岁的年龄任职静江府知府。张孝祥能在而立之年担任一路的长官，是与他的才华分不开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22岁的张孝祥状元及第，授承事郎，从而正式步入仕途，然而因为上书向受冤的岳飞辩驳，而遭到秦桧的打压。宋孝宗继位后，张孝祥开始得到重用。隆兴元年（1163），张浚出兵北伐，张孝祥被任命为建康留守，乾道元年（1165）任静江府知府。张孝祥从考中进士入仕到担任路的长官，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在两宋官员的仕履升迁上是少有的，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政治才能的卓越。

三、任职年限

宋代规定知州（府）三年为一任，偏远地区如四川、两广则延长到四年一任。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下诏：“国家提封既广，吏职尤繁，边远效官，所宜轸念，政成受代，素有规程，苟或逾时，谅难为劝。自今委所司点检到官月日，才及三年，便与除替。”［8］606从开宝五年开始，宋太祖鉴于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基本被消灭，战事趋于平静，国家统一太平，规定各级官员的任期为三年一任，以便有规可循。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下诏：“诸道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及监榷物务官，任内地满三年，川、广、福建满四年者，并与除代。”［5］494宋太宗时考虑到四川、两广、福建“地远险阻”，所以特地将地方官的任期延长到四年。但是随着科举取士与恩荫入仕人数的增多，形成冗官的局面，所以官员调任频繁。到宋真宗时，“京朝官候阙既久，奉朝请者颇多”［9］3304。因为待阙官员增多和待阙时间过长，于是朝廷下令：“审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远地二年以上权与差替，不为永例。”［5］494朝廷下令缩短官员的任期，以增加官员流转的速度，从而解决官多阙少的矛盾。自此之后，直到南宋灭亡，官员的任期基本以两年一任为主，中间虽有宋神宗、哲宗时调整官员任期为三年一任，但收效甚微，而且宋代官员的任期往往不能达到规定的两年一任即被调走。所以表4统计桂林知州（府）的任期也是以两年任期作为参照点。

表4 宋代桂林知州（府）任职年限表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所以太祖朝的桂州知州从开宝四年算起，只有乐继能一任。从表5可以看出，任期数超过10任的是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宁宗和宋理宗7朝，最多的是宋理宗朝的21任；知州（府）平均任期达到两年或以上的有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哲宗、宋钦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宁宗、宋度宗和宋恭帝12朝，其中宋哲宗朝知州的平均任期最长，达3年之久，其次是宋仁宗朝，达2.93年。平均任期未满两年的有宋神宗、宋徽宗、宋光宗和宋理宗4朝，平均任期最短的是宋神宗朝，只有1.5年。未满任职年限所占比重最高的是宋徽宗朝，达60%。

分析每个朝代的知州（府）任期之后，再对比分析两宋知州（府）任期的变化，北宋桂州知州的平均任期是2.31年，南宋静江府知府的平均任期是2.05年。北宋的平均任期高于南宋的平均任期，但都没有达到两宋知州（府）三年一任的规定，更不用说符合两广四年一任的特殊情况了。

宋太宗规定地方知州的任期是三年一任，广西则是四年一任。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宋太宗朝16年有8位知州，平均任期是2年，远没有达到规定的三年任期。达到三年任期规定的只有前期的符嗣和张颂，刘守均则是在宋太宗颁布四川、两广地区四年一任的节点上任满四年。之后宋太宗朝的五位知州都没有再任满三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从宋太宗朝的科举录取情况分析一二。“宋太宗在位21年，共举行了8次科举，录取了1487位进士，平均两年半举行一次科举，每次科举录取186人。而宋太祖在位17年，举行了15次科举，但是总共才录取了进士188人，平均每次录取13人。”［10］19可以看出，宋太宗朝一次科举录取的人数，就是宋太祖朝15次科举的录取人数，足足多了14倍以上。增加录取人数，除了疆土面积扩大需要更多的官员，也有朝廷笼络士人的需要，这样就会造成官员待阙时间增加，所以只有加快官员的迁转，才能尽可能多地安排官员就任。

宋真宗时，为了鼓励官员去边疆地区任职，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令审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远地二年以上权与差替，不为永例”［5］494。宋真宗以京朝官候阙既久，奉朝请者颇多，故有是诏。同时也因为待阙官员太多，所以才缩短官员的任期。宋仁宗沿袭宋真宗关于边远地区两年一任的惯例，但是因为广西经常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桂州知州的任期一般比同时期其他地方的知州任期长。景祐二年（1035），“诏知广州兼广东路钤辖，知桂州兼广西路钤辖，及权增置东路驻泊都监一员，西路钤辖一员。时高、窦、雷、化四州蛮獠寇边，去朝廷远，事不可申覆，故令广、桂知州兼钤辖，以便宜从事也”［5］2735。时任桂州知州的是田丙，因为广西少数民族时有反抗，他在桂州知州（府）任上长达9年，是两宋桂林知州（府）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庆历到皇祐年间，广西发生侬智高起事，“皇祐四年四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横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横州、贵州、龚州、藤州、梧州、康州、端州、昭州，围广州”［11］252。侬智高部的迅猛发展，引起朝野震动，为了迅速平定此次起事，朝廷以余靖为桂州知州兼兵马钤辖，配合狄青征讨。事情平定之后，余靖留任桂州知州5年，以处理后续事宜。除此之外，宋仁宗朝41年的14任桂州知州中，有8位知州的任期达到3年以上。

北宋中后期，冗官问题非常突出，官员的迁转频率也更加快速。虽然宋神宗下诏恢复三年一任的规定，“内自台省寺监，外及牧守监司，宜一切依元丰旧诏，并以三年为任”［8］617。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官员迁转速度快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桂州知州在宋神宗朝的平均任期只有1.5年，为两宋桂林知州（府）最短的平均任期。宋徽宗朝桂州知州的任期同样比较短，没有达到规定的两年任期，只有1.67年。而宋哲宗朝桂州知州的平均任期最长，达3年之久。元祐三年（1088）诏四川、两广地区的知州、通判，“除有专法指定及酬奖外，不论见任新差，并以二年为任”［5］10017。虽然有规定，但是在15年之中却有3位知州连任。元祐二年（1087）十月，“直龙图阁、知桂州苗时中为宝文阁待制再任”［5］9876“朝请大夫、直龙图阁、权知桂州胡宗回为宝文阁待制再任”［5］11740，这与当时政局的变动极不相符。

宋室南渡后，因为疆域缩小，冗官问题严重，官员的迁转速度比北宋还快。绍兴五年（1135）有臣僚上书说：“比年以来，郡守更易不常，固有交印视事，席未暇暖，又复改命，或与他州守臣两易其任。”［9］4279指出了当时官员任期短的弊端。但是这个现象对静江府来说却是特例，除了宋理宗时期的知府平均任期是1.90年，未达两年（光宗朝5年时间有3任知府，其中一位跨越孝宗、光宗两朝，所以他的1.67年任期并未计算在内），其他时期知府的平均任期均在两年以上，应该是与广西地区的恶劣环境有关。

有一些知州（府）的任职年限比较长，达到5年以上的有田绍忠、田丙、余靖、潘夙、苗时中、程节、蔡怿、周因、许中、张宗元、张维、李曾伯、朱禩孙共13人，其中乾兴元年（1022）的田绍忠、天圣五年（1027）的田丙均任职9年，任职3年、4年的也有很多。这与宋代官员任期短的规律有些出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广南地区环境恶劣，极少有官员愿往桂林任职，所以宋王朝在任命桂林知州（府）时往往给出一些优惠条件和特别的奖励措施，并尽量延长任职年限。将桂林知州（府）的平均任期与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桂林知州（府）的任期是最长的（见表5）。从宋代所有地方的知州（府）平均任期看，桂州知州的平均任期虽然不是最长，但也属于比较长，这相对于宋代因冗官问题导致官员任期短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表5 宋代部分地方知州（府）平均任期表［12］

四、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

广西在宋代处于何种地位，可以通过任命地方官的级别和官员离任后去往何处得知。有宋一代，桂林知州（府）离任后官至宰相的有北宋的曾布、南宋的董槐，其他去向如担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六部尚书、六部侍郎、地方官员以及其他官员的数量见表6。

表6 宋代桂林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

从表6可知，北宋时期桂州知州官至六部侍郎及以上的只有10 人，占北宋桂州知州总数的15.9%，余靖任尚书左丞，曾布为右仆射宰相，其中六部侍郎占了6位；而继续待在地方的官员还有28位，占北宋桂州知州总数的44.4%。宋室南渡后，静江府知府官至六部侍郎及以上的有27人，占南宋静江府知府总数的38.0%，其中董槐曾担任右丞相，另有6位官至参知政事，4位官至六部尚书，14位官至六部侍郎；专任地方官员的有24人，占总数的33.8%。从中可以看出，南宋担任静江府知府后升任高级官员的人数从北宋时的10人上升至27人，比例则由15.9%上升至38.0%，足足多了1.7倍。从桂林知州（府）的去向可以得知，南宋时期桂林的地位比北宋时期高。

另外，卒于任上的桂林知州（府）共10人，其中北宋7人、南宋3人，占总数的8.2%。为什么北宋桂州知州卒于任上的人数多于南宋？主要原因是北宋时桂州知州以北方人为主，他们任职后水土不服，不能适应广西恶劣的气候环境。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吏部郎中边珝自广南转运使代归，庚午，以珝为右谏议大夫，领吏部选事。珝任广南，始至桂州，会知州张颂卒。颂，潍州人。”［5］477张颂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任桂州知州，在任三年，有关张颂的史料只能找到其卒于任上的记载。从史料中得知，张颂是河东路潍州人，地属北方，而他的死应该与不适应桂林恶劣的气候环境有关。他死后，“州人槁葬城外，仆妾利其财，悉分匿之”［5］477。真可谓人走茶凉，其仆妾竟然分了他的财产而不给其置办丧事。后来广南西路转运使边珝知晓后，对同僚说：“张使君没于远宦，身后之计，吾侪安可不为致力！”面对张颂死后的凄凉境遇，边珝认为应该给予他帮助，于是“乃委官追治其财，并其丧部送归潍州，人以此义之”［5］477。边珝追回张颂的财产后，还派人将他的灵柩送回了潍州安葬，时人称为义举。咸平二年（999），桂州知州马诰因病卒于任上。他祖籍河北大名，咸平元年（998）“即出知桂州兼总广南西路兵马，岭外常燠，石药发疡，而终于郡，享年五十”［2］383。马诰是因为广西常年都处于高温状态，身为北方人的他忍受不了暑热，所以服用了古代流行的治疗热气的石药，不料却因为服用太多，导致患溃疡而死。第三位卒于任上的是侬智高起事时的桂州知州陈曙。当时，“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曙将万人击智高，为七寨，逗遛不进。十二月壬申朔，智高与曙战于金城驿，曙败，遁归，死者二千余人，弃捐器械辎重甚众”［13］260。因为陈曙逗留不进，贻误战机，在金城一战中败给侬智高，导致伤亡惨重。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立陈曙于庭下，数其败军之罪，并军校数十人皆斩之，诸将股栗，莫敢仰视”［13］261。为了树立军威，狄青将陈曙等数十个逃将置于大庭广众之下，一一列举其败军之罪，全部斩首，以儆效尤。第四位卒于任上的是嘉祐六年（1061）任桂州知州的吴及。吴及是两浙路静海人，担任桂州知州一年多后，“得暴疾以卒，年四十九”［14］308。尽管吴及是南方人，但是两浙地区与广西的气候差异很大，虽然不知道吴及得的是什么病，但时年49岁即暴毙，当与不适应广南暑热湿气的气候环境有关。萧注虽然不是卒于桂州任上，但“会沈起以平蛮自任，帝使代注而罢，注归，卒于道，年六十一”［4］10734。萧注是在回京师的路上死去的，距他离开桂州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所以也可以算是卒于桂州任上。此外绍圣元年（1094）任桂州知州的谢麟（福建福州人）、崇宁三年（1104）任桂州知州的程节（江西景德镇人）也都卒于任上。

南宋时期，卒于任上的有3人。嘉熙四年（1240），荆湖南路衡山人赵范“知静江府，后卒于家”［4］12509。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入广西，知府邓得遇因为与都统马塈议事不和而移治梧州，后辗转至郁林，“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辞，书幅纸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侣。悠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4］13280。邓得遇以死殉国的壮举，充分体现了南宋士大夫的气节精神。邓得遇离开静江府后，马塈留在静江府摄任知府。元兵围攻静江府城三个月，最终城池被攻破，马塈至死不降，“塈率死士巷战，伤臂被执，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4］13270。马塈家族世代忠勇，迭出名将，而马塈死得最为惨烈。马塈选择与元军战至最后一刻，邓得遇投江殉国，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帝昺及数十万跳海殉国的将士一样，选择了与南宋共存亡，他们悲壮、慷慨赴义的精神令人敬佩。

余靖和曾布在担任桂州知州后均官至宰相之职，这在北宋众多桂州知州的仕途上是独树一帜的，他们比其他桂州知州走得更远，与其个人的才能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分不开。余靖出任桂州知州之前，已是宋仁宗朝与欧阳修、王素、蔡襄齐名的四大谏臣。西夏李元昊庆历请和后，契丹“以兵临西境”，宋仁宗派遣余靖作为使节三次前往辽国与契丹谈判：“靖至契丹，卒屈其议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北边亦无事。”［4］10409余靖成功地说服契丹退兵，这充分证明了他的外交能力。所以当皇祐四年（1052）广西侬智高起事后，有着与少数民族丰富谈判经验的余靖被任命为桂州知州，协助狄青前往征讨。平定侬智高起事后，“独留靖广西”［4］10410，余靖作为朝廷派遣的中央高级官员，以桂州知州的身份从事后续的安抚工作。余靖因其突出的贡献，才能在离任后官至尚书左丞。曾布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7）担任桂州知州，在此之前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在变法初期与王安石的意见甚为统一，所以得到王安石的大力举荐和神宗的重用。后来在市易法推行中与王安石产生分歧，曾布认为吕嘉问执行的市易法是“官自为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惠卿以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后来又遭到吕惠卿的排挤，曾布于是前往地方任职。宋哲宗亲政后，励志恢复新法，曾布作为变法派的主要成员，随即得到重用，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在宋徽宗继位的问题上，曾布出力甚多，“会哲宗崩，皇太后召宰执问谁可立，惇有异议，布叱惇使从皇太后命”。曾布领会到皇太后的意思是要立端王为帝，即宋徽宗，所以力斥章惇，遵从皇太后的意思。宋徽宗继位后，“复召曾肇草制，拜布右仆射”。［4］13714-13716因为曾布拥立有功，所以宋徽宗在继位之初便任命曾布与韩忠彦分任左、右丞相。南宋时离任后官至宰相的是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任静江府知府的董槐。董槐出任静江府知府之前，在淳祐四年（1244）即“迁权户部侍郎，赐紫，进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出任建康府行宫留守，证明董槐作为地方长官还是有独当一面的政治能力。董槐离任静江府知府后不到四年，于宝祐元年（1253）权知参知政事，二年“进参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4］12430-12431。几乎是一年升一级，终至宰相之职。

五、结语

通过对宋代桂林知州（府）选任诸问题的分析，可以得知桂林知州（府）以科举入仕的占比达84%以上，出身地域则主要是来自江南地区的两浙路和福建路，这与宋代江南地区高产进士的地域分布相一致。宋代桂林知州（府）的任职年龄在50—59岁这一年阶段的比例是46.7%，几乎占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广南西路这一南疆重地的长官——桂林知州（府）的职位，一般需要历练丰富、老成持重的官员才能担此大任。桂林知州（府）的平均任期为两年左右，比相邻的广南东路长官广州知州的平均任期几乎要长一年，比其他路治地区的知州平均任期也要长。宋代桂林知州（府）离任后的去向，总体来说继续担任地方官的比例占大部分，但是南宋静江府知府进入中央担任高级官员的数量要比北宋时期多，这与桂林战略地位的上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