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
——基于能耗和产值视角的城市层面分析

胡汉辉 ,申 杰

(1.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山东交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能源革命”的战略思想。工业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中国电力消耗的主体,提高工业电力效率作为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的关键环节,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电力供需矛盾失衡,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电价上涨,电力成本抬升进一步影响了工业品成本和生产,对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能源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入推进,提高工业电力效率,降低工业电力强度成为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传统研究一般将电力强度定义为单位GDP 所对应的电力消耗,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义工业电力强度为单位工业产值所对应的工业电力消耗,它反映了在推进工业增长过程中工业电力利用的效率。工业电力消耗的增加和工业产值的降低均可以推动工业电力强度的提高。土地作为基本的工业生产要素和一切工业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工业发展的方向和潜力,能够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集合”和经济结构,影响一个地区的能源资源效率。中国土地配置的突出特点是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由此带来的土地资源错配使得商服用地高价频现,工业用地低价使用。廉价工业用地导致大量本可以被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低端产业得以生存,并蔓延扩张超常规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包括工业电力在内的能源资源效率的提升,而且也从政府创新性投资、初创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对城市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进而抑制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提升和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附加值增加的驱动作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土地资源错配是否显著提高了工业电力强度? 这种影响在不同城市有什么差别? 哪些因素能够改变土地资源错配与工业电力强度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土地资源错配与工业电力强度

过去十几年,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持续推进,以“招拍挂”形式出让的土地面积一度超过土地出让总面积的一半,但是相对产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仍显滞后。在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和管制的现象仍然比较常见。辖区内土地等要素资源的管制权、分配权和定价权仍然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能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业用地,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高价、限制性提供商业和住宅用地,并以土地为抵押实现土地资本化,为城市建设筹集巨额资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控制土地一级市场,以协议出让等多种方式廉价提供大规模工业用地,创建工业园区,引导工业集聚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以达到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增加就业的目的,从而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以地谋发展”。以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为核心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引致的土地资源错配能够影响不同层次产业的规模和效率,形成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可能推动工业电力强度不断提高。

首先,土地资源错配带来的廉价工业用地导致高能耗低端产业超常规发展,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考核标准逐步由过去的政治忠诚度转变为官员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唯GDP 论”的政绩观。政治绩效的“唯GDP”观使地方官员尽最大可能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以期在有限任期内获得更多政绩,从而赢得晋升优势。而工业的生产效率普遍高于服务业,是大多数地区的第一个经济支柱,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广泛青睐。许多城市大量建设用地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被低价划分为工业用地,工业用地的价格显著低于土地开发成本,不仅会催生更多高能耗低端产业,还会使众多本应被淘汰的高能耗产业得以生存,对能源资源效率的提升产生很大阻力。此外,陶然等研究发现地方主要官员平均任期不足四年。在短暂任期内,地方政府官员为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更关心土地引资规模而非质量”的短视行为,在工业用地价格的底线竞争中赢得更多外来产业项目(以地引资),导致低端产业进一步蔓延扩张,包括工业电力在内的能源资源被低效使用,这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增加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土地资源错配带来的廉价工业用地会引致工业体系降低电力强度的惰性。工业缺乏地域异质性,工业品消费市场不仅局限于本地市场,还包括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全球市场。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工业生产对地价极富弹性。所以,地方政府低价出售工业用地,可以显著降低高流动性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获利水平。降低工业电力强度虽然能带来绿色效益,但面临清洁设备采购、生产工艺改进和产品技术含量提升等问题,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无法尽数收回。所以,已经获得廉价土地的工业企业缺乏降低工业电力强度的压力和动力,助长其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的惰性。然而,廉价提供大规模工业用地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具有低配置、低效率、高代价的内在特点,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土地出让价格歧视也终将为不断推进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所熨平,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的短板最终会成为工业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产业)长远发展的绊脚石。

最后,土地资源错配带来的寻租机会使企业家热衷于与地方官员建立联系,也可能会对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产生负面激励。工业是短期内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地方政府有能力操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工业生产成本。认识到这种政商互利关系的企业家可能热衷于与地方官员建立联系来获取低成本土地要素,筑起的政商互利关系也会使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高污染、高能耗工业发展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部分地区能源强度居高不下。同时,在充斥寻租机会的市场环境中,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能源效率的提升变得扑朔迷离。这些都将成为降低工业电力强度的桎梏。

据此,提出假说H: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提高工业电力强度。

(二)土地资源错配、城市技术创新与工业电力强度

土地资源错配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限制商服用地供给、抬高商服用地出让价格。一方面,较高的商服用地出让价格推高了初创企业的要素成本,使其只能保持低价生存,技术研发投入被迫削减,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不足,可能被迫选择山寨或低端研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被弱化,最终会降低城市乃至国家层面的创新创业水平。同时,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的做法在无形中推升了服务业的供给成本,会限制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产品的供给,进而无法充分满足创新人才对服务产品,如商贸、休闲等的需求,最终会使很多工业园区无法吸引足够的创新人才支撑工业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也会大量减少能融入制造业的知识资本,削弱对制造业的智力支持,从而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不饱和供给商住用地的供地格局,迎合了地方政府“重基建、轻创新”的财政支出偏向,为其实施强调生产性投资而忽视创新性投资的财政支出提供了重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持创新性投资不足的状况。此外,土地资源错配还会扭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滋生寻租腐败的温床,增加土地违法和腐败案件的数量,这将会破坏创新的制度环境,给区域技术创新带来扭曲效应,毕竟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技术创新的必备条件。

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抑制城市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过去几十年中国能源强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可助力前沿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推广应用,促进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还能够有效整合内外资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促进能源资源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替代以往的低层次产能扩张,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产业层次的提升将会极大地带动工业产值的增加。即使在工业电力消耗没有显著减少的前提下,工业电力强度依旧会因工业产值的增加而降低。

据此,提出假说H:土地资源错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技术创新降低工业电力强度。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基于前面的机理分析,为了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

Intens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工业电力强度;

Lrm

表示土地资源错配程度;

X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本文的六个控制变量;

city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year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实证分析中,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取对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弹性关系。

(二)指标体系构建

1.被解释变量:工业电力强度。经典文献中通常将能源强度定义为单位产值(

GDP

)对应的实际能耗,本文据此将工业电力强度定义为“单位工业产值所对应的工业电力消耗”,单位为千瓦时/元。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工业电力消耗量和工业生产总值计算获得2004—2017 年26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电力强度。2.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资源错配。在中国特有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可以左右土地一级供应市场,土地资源配置中体现出明显的半市场化或非市场化特征,这为地方政府廉价提供大量工业用地开辟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具体而言,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和财政收入双重激励下,为吸引外来产业项目并激励本地工业投资,经常以协议方式“零土地价格”出售工业用地。廉价工业用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促成了高污染、高能耗低端产业的超常规发展,改变了本地区“产业集合”和经济结构,这对地区能源效率会产生很大影响。基于这样的逻辑认知,本文借鉴毛文峰等的研究,以新增协议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

Lrm

)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新增协议用地比例越大,土地错配程度越高。同时,国务院规定工业用地应在2006 年以后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让,导致以“招拍挂”形式出让的土地中,工业用地比例一度徘徊在50%左右。这使得协议出让或不能全面反映土地出让情况,故借鉴李力行等的研究,以建设用地中的工矿仓储用地比例(

Iis

)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的其他度量指标。工矿仓储用地供给面积越大,越可能加剧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此外,相比面积,价格对要素市场配置的影响更为直接,工业用地与商服用地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会扭曲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土地要素分配,而工业用地的底线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提高商服用地价格维持财政收入平衡。因此,本文借鉴余泳泽等的做法,采用商服用地均价与工业用地均价之比(

Lpd

)作为土地错配的第三个衡量指标,均价比值越大可视为土地错配程度越高。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中国房地产信息网。3.中介变量:城市技术创新。城市技术创新产出是该城市技术创新成果最直接的测度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反应。本文选取创新产出测度城市技术创新。已有研究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新开工项目比例和专利授权(理)量等,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项目开工比例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科技创新天然带有的知识创造功能,而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被大量研究文献选为技术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本文借鉴鲁元平等的研究,采用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加1后的对数值(Ln

Inno

)表征城市技术创新,发明专利授权量越大,意味着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4.控制变量。参考沈坤荣等、吕明元等的研究,采用全市年平均人口数量的对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Ln

size

),采用全市二氧化硫去除率控制环境规制强度(

Ers

),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控制城镇化水平(

urban

),采用市辖区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的对数控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Ln

infra

),采用全市人均

GDP

(以2000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后)的对数控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Ln

pgdp

),采用全市在校大学生总人数的对数控制人力资本(Ln

hc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综合影响,以检验假说H。不使用外部工具变量,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1。表1(1)、(2)列和(3)、(4)列依次为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 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1)、(3)列的实证分析不包含控制变量,(2)、(4)列的实证分析中包含控制变量城市人口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人均

GDP

、人力资本等。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1 所示:控制变量增加前后,固定效应模型均显示土地资源错配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认为,这应该是土地资源错配与工业电力强度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造成的:一方面,中国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土地资源的配置仍然享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另一方面,为保障能源供给充足,同时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能源效率成为地方政府在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当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呈现明显的推动作用,电力供应趋紧时,地方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土地配置方式,减少工业用地供给比例,增加商服和住宅用地供给量,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达到减少电力消耗的目的。此外,一个城市的工业电力强度越低,通常意味着其高污染、高能耗低端产业相对较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较普遍,使得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可能大幅度领先其他地区,对观光、度假、休闲等旅游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还意味着其绿色生产生活质量更高,可以吸引更多外来务工者和高端人才汇聚于此,促进商贸、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这些都会对商贸服务和住宅用地产生需求,进而拉动商住用地供给比例的增加,减轻土地错配程度。

为了缓解工业电力强度对土地资源错配具有的反向影响,进一步采用系统GMM 方法,选择滞后变量作为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控制变量增加前后,残差自相关检验AR(1)和AR(2)对应的

P

值均大于10%,故残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和二阶自相关。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Hansen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大于10%,说明模型的设计和所选工具变量是合理的。系统GMM 回归结果显示土地资源错配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假说H初步得到验证。接下来从若干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选择外生工具变量进一步展开内生性处理,为以上发现提供更严谨的论证和更翔实的证据。

(二)稳健性检验

选择如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土地资源错配是多维度的指标,仅仅从一个方面来度量难免以偏概全。故分别以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和商服用地出让均价除以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作为土地错配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1)～(2)列。土地错配两类替代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结果再次验证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提高工业电力强度。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替换被解释变量。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业电力效率的提升,亦即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同时工业电力强度降低也是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重要信号。通过针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电力强度之间的

Spearman

和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也发现

Spearman

'

s

rho

=-0.116 1、

Pearson

'

s

r

=-0.20,对应的

P

值均为0,远小于0.5,表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电力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尝试以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Igtgp

)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3)列所示。土地错配可以抑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从侧面支持了土地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3.考虑可能的非线性关系。尽管前文的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抑制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但是这种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即可能土地错配程度在跨过某个门槛值之后反而有助于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为此,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土地资源错配的二次项(Ln

Lrm

),重新回归后的结果如表2(4)列所示。土地资源错配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Ln

Lrm

)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再次支持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土地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

4.删除特殊样本。考虑到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相较一般的地级市在行政权限、政策支持、财政收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可能会对周边城市要素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导致回归结果受到该类异质性城市的干扰。故剔除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对应的城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5)列所示,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在显著性程度、系数符号两个方面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影响再次得到支持。

(三)使用外生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之前已经采用系统GMM 估计法来处理土地资源错配与工业电力强度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现在以外部工具变量继续处理内生性问题。刘畅等研究发现工业用地占地规模大,要求地形平坦。Chen et al.、Saiz进一步提出,城市地形坡度影响土地流转类型,坡度小于15 度的区域占比越大,工业用地就越多,通过协议转让形式粗放型供应土地的情况越普遍。同时,中国建设部1999 年颁布的《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也认定土地坡度大于15 度的区域不适宜作为工业用地。本文基于90米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提取城市坡度,作为自然地理数据。该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原则。同时,城市增长目标受到上级政府增长目标的影响,地级市所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和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差值可以反映该城市的增长目标压力。依据前面的机理分析,城市增长目标压力越大,粗放型供应工业用地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激励就越大。因此,借鉴毛文峰等的研究,以坡度小于15 度的城市面积占比与该市所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和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差值的交乘项(

unex

)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的工具变量。本文从不同角度选取了三类土地资源错配的表征变量以全面反映土地资源错配状况,下面将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_2SLS)以外生工具变量分别处理三类土地错配衡量指标与工业电力强度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1)～(3)列分别是以新增协议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比重、建设用地中的工矿仓储用地比例和商服用地均价与工业用地均价之比表征土地资源错配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F

值均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三类土地资源错配表征指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估计值相比基准结果更大,这意味着内生性问题低估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影响,同时再次支持土地资源错配推动了工业电力强度的增加。至此,假说H得证。

表3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五、城市异质性分析

通过表1～表3 的估计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提高工业电力强度,但是前面的分析并未考虑城市特征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效应,譬如未考虑人均

GDP

、环境规制强度、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是否会改变土地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故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一系列交互项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1)列控制了城市人均

GDP

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Ln

pgdp

×Ln

Lrm

),(2)列控制了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

Ers

×Ln

Lrm

),(3)列控制了城市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Ln

size

×Ln

Lrm

)。所有估计结果中均包含全部控制变量,同时继续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金刚等研究发现人均

GDP

较高的城市,其绿色经济效率整体上高于人均

GDP

较低的城市,而工业电力强度作为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土地配置方式的影响在人均

GDP

不同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4(1)列所示,在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人均

GDP

对工业电力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的前提下,人均

GDP

与土地资源错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在人均

GDP

较高的城市相对较低,同时人均

GDP

的增长可以抑制工业电力强度增加。中国土地制度下廉价工业用地蔓延扩张、低效使用,商服用地高价频现,引致高能耗低端产业超常规发展,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能源效率低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城市的人均

GDP

达到较高程度后,才会有足够的资本条件、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应用能源效率提升带来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伴随人均

GDP

的不断增加,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资源能源成本将会不断上升,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会推动高能耗低端产业的大规模淘汰,助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土地资源错配对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被很大程度化解。反之,人均

GDP

较低的城市不仅缺乏足够的有利条件来应用能源效率提升带来的正外部性,而且面临较高的经济增长压力,依然有动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高能耗低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土地资源错配下大量廉价工业用地恰好为低端产业蔓延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成本条件和承载条件,甚至导致本地区逐步发展为低端制造业中心,从而推动包括工业电力在内的能源强度的提高。所以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在人均

GDP

较高的城市相对较小,在人均

GDP

较低的城市反而更大。

表4 城市异质性检验结果

环境规制是生态环境改善和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土地资源配置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是否会因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而有所改变? 如表4(2)列所示,在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前提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土地资源错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较高的环境规制力度弱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推动作用。这或许是因为能源强度的提高体现了能源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增加,具有负外部性,从社会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讲,需要政府以环境规制的形式参与其中。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的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引致的较低工业用地成本,使得本该被淘汰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得以存在,加剧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蔓延扩张。从经验上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往往是低能源效率产业,污染密集型产业蔓延扩张带来了较低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工业电力强度持续上升。而在环境规制程度较高的城市,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受到较大阻碍,包括工业电力在内的能源资源更多的转向高能源效率产业,开辟了能源强度的下降空间,大大减小了降低工业电力强度的难度。因此,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加,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影响会有所减弱。

姚昕等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经济集聚度,可以带动能源资源效率的提升,那么,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别? 如表4(3)列所示,在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前提下,城市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错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在规模较大的城市相对较弱,在规模较小的城市反而较强。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不仅是一个绿色技术、生产工艺推广应用持续推动能源效率提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多种条件、多种行为协同合作的过程,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具有更前沿的生产技术和更专业化的分工合作程度,这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削弱了土地资源错配引致的能源资源低效率使用程度及其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影响。同时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市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更可能首先兴盛于大城市,由此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扭曲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推动作用。而中国中小城市大多缺乏前沿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离高效的“分工合作”相距甚远,还面临经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问题,土地错配引致的廉价工业用地及其承载的工业生产活动普遍缺乏能源资源效率提升所需要的有利条件。因此,土地资源错配对国内大城市工业电力强度的推动作用更小,对中小城市工业电力强度的推动作用反而较大。

本部分对城市异质性的讨论,再次验证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提高工业电力强度的同时,也证明了城市人均

GDP

、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随着中国城市人均

GDP

的增长、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程度会有所削弱。所以相关政策的制定要因时因地动态调整。

六、机制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之前的机制讨论结果,土地资源错配提高工业电力强度可以通过抑制城市技术创新来实现。为了检验上述机制的存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的研究,以城市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构建如下可能的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

Inno

是城市技术创新。其他变量的定义同式(1)。式(2)中系数

β

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式(3)中系数

γ

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式(4)中系数

μ

和

μ

分别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和城市技术创新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

表5 汇报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影响的中间机制检验结果。其中,(1)列是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回归结果,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土地资源错配可以提高工业电力强度。(2)列是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估计结果,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技术创新具有负面影响。(3)列是土地资源错配和城市技术创新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显著为正,城市技术创新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资源错配促进了工业电力强度提升,且城市技术创新抑制了工业电力强度提升。同时,(3)列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绝对值小于(1)列。部分中介效应检验条件成立。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城市技术创新,这一效应进一步推高了工业电力强度。假说H得证。

表5 中间机制检验结果

一方面,土地资源错配推动中国城市房价上涨并制约服务业发展,导致创新人才挤出的同时诱导社会资本跨行业逐利,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领域,挤占了创新资金投入。土地资源错配引致的廉价工业用地价格也会降低粗放式工业生产成本,弱化市场主体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意愿,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城市创新环境。同时,技术创新是以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创造的资源为基础,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创新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和创新主体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其受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环境的影响非常显著,故土地资源错配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引领先进技术的发展,而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绿色,落后的技术常常会被新技术和更为清洁的技术替代。通过技术创新使得高耗能设备得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低能耗的清洁设备,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生产工艺也逐步为清洁生产工艺所取代。并且,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全产业链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工业产值的增加。依照工业电力强度定义,工业电力消耗降低和工业产值的增加均能够提升工业电力效率,降低工业电力强度。

七、结论与启示

在政治晋升和土地融资双重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市场实施了强有力的干预,形成了大规模廉价出让工业用地和高价限制性出让商服用地并存的供地格局,由此导致的土地资源错配使高污染、高能耗低端产业蔓延扩张超常规发展,部分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甚至愈演愈烈,能源资源被低效率使用的状况普遍存在。那么,工业电力强度是否会因土地资源错配而产生显著变化? 文章基于能耗和产值视角,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_2SLS)和系统GMM 模型从城市层面实证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中间机制检验,得出如下可能的结论:第一,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影响因城市而异,在人均

GDP

较高、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作用程度相对较小;第三,土地资源错配可以通过抑制城市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电力强度,且城市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据此,得到以下启示:

1.应进一步推进土地配置市场化改革。以行政手段供给土地资源是造成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错配的关键,故应该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化解土地要素错配引致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蔓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推动作用。土地出让必须在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引入公平竞争机制,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招拍挂”供应方式,并探索实行先租后让、弹性出让等其他市场化出让形式。同时,土地配置市场化并非朝夕之功,在过渡阶段可以尝试建设土地出让价格协调机制,适度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压低商服用地价格,这一方面可以引导工业用地高效集约使用,避免出现工业用地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减少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2.多渠道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提升城市技术创新产出是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正向作用的重要着力点。政府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设立城市创新基金,用于支持技术研发活动,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加强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还可以建设“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共同体,提供技术创新一条龙服务,力争形成多个实力强劲的技术研发中心,发挥创新“领头羊”作用,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业附加值,持续推动工业产值的提升,同时加强绿色技术和绿色生产工艺的推广应用,助力工业电力使用效率的提高,减少工业电力消耗,向着“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不断前行。

3.为工业电力强度的降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人均GDP 的持续增长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合理增加以及环境规制力度的适度加强都有助于缓解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电力强度的正向影响。积极有序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充分化解土地资源错配产生的不利影响,并以足够的资本条件应用能源效率提升产生的正外部性,同时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合理扩大,提升专业化分工合作水平,重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优势对工业电力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创新环境规制形式,通过压缩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规模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工业电力强度。

注释:

①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创新性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在地方政府的有限任期内很难通过创新产出来获得显著的经济绩效,这是导致地方政府“重基建、轻创新”财政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

②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是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在Pro7.6 软件中完成,测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测算的基期选择2003 年。投入指标、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均借鉴肖滢等的研究。

③经济增长目标数据通过Python 爬虫抓取。

④工业电力效率与工业电力强度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工业电力效率作为绿色经济效率的组成部分,同样意味着工业电力强度成为绿色经济效率的组成部分,只是前者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正向作用,而后者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