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书：社区作为方法

Swann

“不做静态形式的润色者，而做城市空间的自组体。”是社会设计师周子书的重要宣言之一，也是他近年历经社区实地调研，从一名“追求美学的设计师”到今天“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的转变缩影。

与高端商业社区聚焦于年轻精英和品牌溢价的做法不同，由周子书于2015年发起的“地瓜社区”，着重关注普通或廉价房产社区中流动性大、年纪和职业构成复杂的居民。因为于他而言，“雪中送炭”的紧要性排序远远先于“锦上添花”。这种关注不是以“虚假情怀”和“臆想需求”为基础构筑“空中楼阁”，而是真真切切地去关注那些“看不见”的个人，那些或贫穷、或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失声者”：2013年，尚在读研的周子书在北京花家地整合升级了废弃的地下防空洞，第一次实现“地上”与“地下”居民间的“技能交换”——地下室的年轻租客、年长的房主与附近的中央美院师生互相滋养，次年周子书也成为了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十年来第一位得A的中国毕业生;2019年，周子书带领“地瓜社区”来到了成都曹家巷，社区内的代表性亲子分区“麻麻地”解放了社区妈妈群体，她们可以在这里得到片刻喘息，创造和交换全新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

“地瓜社区”的各地实践带给周子书很多思考。过去，社区大多基于原有的单位组织形成，如“某某单位大院”。所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不言而喻的共同契约——邻里关系与工作关系融为一体，构成了小型“熟人社会”。由于物质的匮乏，人们常常通过社区的老虎灶（公共开水间，有时也供应茶水）、棋牌室、相亲角等满足具体需求甚至共同生活，“熟人”之间关系融洽、乐于分享，基本也能够规避风险。

今天的社区则大多基于商品房的购买能力，所以更多地取决于一种陌生而抽象的市场关系。以春季上海疫情期间的情况举例，居住在不同社区里，生活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豪宅社区的生活普遍不会受到太大威胁，门禁社区内的行政筛查、物业管理和会所服务往往都能满足基本需求;而普通房产，尤其老旧的非门禁小区，则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人口流动性大、真实信息与在册信息出入大等问题，导致很难进行良好的社区管理。因此，以社区管理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也成为了一种挑战。

此前久未被设计师关注的乡村社区情况，与城市社区的爆炸息息相关且截然不同。今年5月，国家提出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倡导将新经济留在乡村。周子书梳理境况后认为，移动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对乡村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系统进行了全面重构，农村电商导致乡村留守居民种地的相对收入更低，因此大家都渴求字面意义上的“城市化”，人们不断蜂拥至大城市导致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而国际大城市公共资源有限且受到国际影响很大，乡村才是中国各个层面的安全回撤“大后方”。

而且，提到“乡村”时，其实大家脑补的画面也迥然相异：由资本驱动的乡村社區建设更多地聚集在风景优美的地点，如较为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旅游目的地，那种设计针对的是景观建筑美好想象中的公共生活和基层集体。而最需要帮助的，恰恰是贫困远僻、生态薄弱的地区，基本以“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为分界。但周子书也坦言，这样的地区宗教、文化等社会环境相当复杂，不是建筑师或其他设计师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也许能够通过单体建筑实现某个瞬间的固化，但整体来说十分困难。

设计从业者能做的，或许是自疫情之后变得更加脚踏实地。比如，重新反思生产严重过剩之后，普通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压力应当如何改善。同时，与其说社区生活的缺失是个设计问题，不如说是社会节奏的问题。“慢下来，风景自现。”周子书总结说，“疫情让我们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生产了什么。”在畅想未来中国的理想社区时，周子书笑道：“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完美社区——本来就有，不需要我们去建设，只不过没有纳入我们的话语体系。”设计能为社区提供的，就是包容开放、自由而不被预设功能的空间，一个供当地居民发挥的美学框架。虽然在社区中，政府需要呈现不同的部门，商业需要置入丰富的业态，但真正的社区空间需要有效的设计机制引导当地居民思考：我能来这个空间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