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魏晋江西漆器消费对象研究

刘晗露 朱诗捷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院）

漆器是指利用漆树所产漆液进行髹、饰的器物，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髹漆实物，表明原始先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割漆、制漆、髹漆的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能够利用漆液的特性来开展造物活动。二里头文化时期漆艺得到了较大发展，除髹饰木器外也经常用于陶制器物的表面装饰，在使用朱、黑两色进行勾绘的同时利用漆液作为黏着剂镶嵌绿松石和金片，至此“漆器制作已综合了雕刻、镶嵌、绘画等几种技艺”[1]，漆器制造业开始兴起。

一、先秦时期江西漆器的生产与消费

江西大洋洲商墓“在发掘过程中不时发现有漆器遗痕，有的甚至漆皮上的彩绘云雷纹图案都清晰可辨”[2]，为我们揭开了商代江西髹漆工艺的神秘面纱。从该墓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玉器、水晶制品以及绿松石饰片来看，其墓主应该为吴城方国境内的统治阶级。虽然没有出土完整的髹漆器物，但根据考古发现的漆皮位置及数量推断，该墓疑似有髹漆棺椁、漆盒、漆矢箙、漆鼎等器物用于殓葬。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的绿松石经测定产自湖北郧县；玉器则产自新疆和田及陕西蓝田等地，从而证明此时江西地区已经和外界存在商贸关系和货物流通路径。考古学界关于“金道锡行”的论述颇多，易德生指出“商王朝江西、湖南和盘龙城等地铅铜器的锡料产地主要可能在江西及湖南一带”[3]，而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快速发展，依靠检测数据也验证了中原及四川地区铜料源自江西瑞昌铜矿这一推断，故此时江西吴城以及湖北盘龙城极有可能是沟通南北贸易的交通枢纽，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新干大墓中发现不同原产地的各种材料，也大胆推断，墓中陪葬的漆器除本地制作生产外，也有一部分是随着金道锡行的贸易路线进入江西地区。

进入周代，中原政权对于赣北的点状控制已经名存实亡，江西地区在两周时期成为了诸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吴头楚尾”的历史局面已然呈现，较之商代，东周时期的漆器出土数量大大增加，贵溪、靖安、樟树、萍乡等地均有出土。其中樟树国字山战国墓出土漆盾30余面[4]，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越国势力范围内统治阶层战争防御物资储备充足，这类漆制兵器暂未在江西的徐墓及楚墓中出土，推断当时漆兵器的制作与储备应是受到严格管控。在靖安李洲坳大墓也曾出土彩绘漆剑，但“剑身与剑鞘合而为一，不能分开”[5]，是明器貌而不用的体现。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出土的漆器大多为日用器、饮食器及乐器，以萍乡莲花桐鼓堆东周木椁墓为例，此墓依据一椁三棺的葬式及随葬器物被推断“为封君或为上大夫之墓”，由于盗扰严重，出土漆器均为残件，包括“编钟架构件、樽、盒盖、琴、箱底板、箱盖、装饰构件等”[6]。这一时期漆器的消费与使用集中在统治阶级，主要服务于征战、宴饮、乐舞及丧葬活动。据《中国植物志》载，江西有野漆树及毛漆树分布[7]，而潮热的环境条件又适合漆器生产，这些漆器应该是由各统治者在其势力范围内单独制作而成，故不同墓葬中出土漆器髹饰风格差异较大。

二、两汉时期江西漆器消费范围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推行的宗藩制度，不仅在一定条件下稳定了政局，也为地方经济、文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鲜力量，人口、技术、生产资源逐渐涌入江西，民众财富迅速累积，对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效仿，促使民间漆器消费现象日渐增多，“嫁娶送终，纷华靡丽”屡禁不止。“受治所、封地及墓葬形式等因素影响，江西地区出土两汉时期的漆器多集中在南昌、宜春及周边地区，如老福山西汉木槨墓、海昏侯刘贺墓、东郊西汉墓、京家山汉墓、碧落山西汉墓、宜春西汉木椁墓、靖安老虎墩东汉墓等，德安、赣州、南康、萍乡等地也偶有出土”[8]，漆器的消费与使用规模日益扩大，随着消费限制的逐渐松动，漆器在汉中后期逐步扩散至中下阶层。

以安成侯刘苍、海昏侯刘贺、宜春侯刘成以及建成侯刘拾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是漆器消费的主要群体。汉初，金银箔贴花漆器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品，虽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工艺，但并不普及，《汉书·贡禹传》载：“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9]，此时金银箔贴花漆器集中在大官、中官、私官、东宫以及诸侯王的手中，江西地区仅南昌海昏侯汉墓及安福起凤山西汉墓有贴金箔漆器实物出土，这类漆器尚未有地方私营漆坊制作的实例出土，多来自恩赏或官营，因此漆器消费的限制性和等级化是汉初巩固社会分层的重要表现，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阶层的象征。

两汉时期江西经济发展依旧较为缓慢，各墓中出土漆器的总量依旧十分有限，且集中于中上阶层，夹纻漆器十分流行。就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该时期江西地区漆器来源庞杂，涉及恩赏、官造、（诸侯王国）私府、私营等多个渠道。如海昏侯汉墓出土的大小“李具杯”多达248件，聂菲撰文阐述了这些带有“李具”铭文的耳杯为“李夫人宫中用器，为汉廷中央宫官造漆器”[10]，但结合铭文格式和汉代的送嫁之风来看，这些耳杯也有可能是李氏家族为其准备的“奁资”。由于汉武帝时期婚嫁尤为铺张，皇帝聘夫人约需“四千万钱的聘金”[11]，而中小官吏送嫁也是“装遣其甚”，那么这些书有“李具”铭文的耳杯则极有可能是李夫人当时陪嫁的一部分。此外墓中出土刻“御”铭文的漆器包括御酒杯3件，御酒盘3件以及漆盘1件，或为宫廷恩赏之物。

“私府”定制也是汉代漆器生产与消费的一个重要渠道，海昏墓出土漆瑟有朱书铭文：“苐一，卅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12]，与此墓中直接标记“私府”铭文有所不同，是诸侯王府对汉廷中央官造漆器铭文格式的一个模仿，即“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礼记·内则》有“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的记载，指男子十三岁便要开始学习音乐、背诵诗词、学习文舞，结合恩子健考证“昌邑七年六月甲子为公元前80年”[13]的论断，此时正值刘贺虚岁十三，故推断该瑟应是为了刘贺学习音律而专门定制的，其意义与一般的私府制器不同，故铭文书写格式也不同。此外，对漆的生产性消耗记录，在铭文中也能找到。“用漆一斗二升七籥”、“用漆一斗一升六籥”、“用漆二升十籥”是制器过程中消耗漆量的记载，反映府库中漆液的生产性消耗情况，而“并直六百九十七”、“并直九百六十一”则是指制作这些漆器所花销人力、物力的总和，“一件丹画盾价值553个五铢钱……九年丹画盾与九年笥总计近4万钱的花销并不算多”[14]，体现了私府漆器的生产性消费情况。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对山林禁采政策的放松，为民间私坊漆器提供了生产条件。再者，汉王朝善于利用“减免赋税来缓和阶级矛盾、刺激人口增殖”[15]，经济的繁荣促使车服、嫁娶、丧葬都较之前奢靡，加速了漆器消费的下沉，私坊所造漆器快速地流向了社会各阶层，广为传唱的《孔雀东南飞》就描述了当时送嫁的情况，“箱帘（奁）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漆奁盒与铜镜都是汉代非常流行的嫁妆，由此可见生产力和消费力一同促进了两汉漆器消费活动的多样化。

三、魏晋时期江西漆器消费逐渐升级

“由于制瓷技艺的发展以及瓷器使用的普及，漆器的使用范围逐渐扩散至普通民众，对于上层士族生活的效仿大大刺激了漆器的民间消费与生产，因此魏晋时期漆器流布更广，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在南昌市人防工地东吴墓、南昌上窑湾晋墓、南昌永外正街吴应墓、象南中心古墓群、吉水县晋墓等平民墓葬中均有漆器出土”[16]。除此之外，贵胄及地方官吏依旧是漆器消费的主要群体，如东吴高荣墓、东晋雷鋽墓以及雷郂墓都出土了制作精美的漆器，《魏晋时期江西漆器研究》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随着私营漆器作坊的增多以及庄园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南方漆艺经济的局部深化。此时江西地区除常见的盘、耳杯、碗等，还有槅、攒盒、笄、钵、牌等髹漆器物，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漆书的私坊标记逐渐增多，如象南中心古墓群出土的“颜氏”漆盘，就是由颜氏私坊制作售卖的漆器。此外，在器物底部标记物有权的铭文依旧存在，如“朱巳”铭漆耳杯、“吴氏槅”等，漆器被用于饮食、祭祀、婚嫁、文房等方面，消费对象的大众化日益明显。

表1 先秦至魏晋江西漆器消费对象演变

此时江西与四川两地存在漆器贸易现象，底部书有“蜀郡”的漆器在象南中心古墓群中也有出土。东汉末年蜀郡就不再生产官制漆器，但是百姓对蜀郡所产漆器追慕不减，甚至成为大家争相追捧的热销品。正是由于消费群体的增多以及私坊漆器业的繁荣，才促进了漆器消费内容的多样性，日用漆器成为了魏晋时期人们消费内容优化的一个缩影。除日用器外，还有漆书“上窂”铭文的祭器，表明“江西地区丧葬礼仪中存在使用漆器作为盛具进行献祭助丧的习俗”[17]。至此，江西漆器消费对象的差异化、大众化已然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漆器的消费与使用不再受到阶层及制度的限制，是江西漆器消费史上的第一次升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