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生猪产业发展历史演变、问题与对策

袁仁强，陈瑶生，刘小红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一直以来猪肉作为我国城乡居民“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生猪供给严重不足，居民的猪肉需求处于凭“猪肉票”定量消费阶段，到1978 年全国生猪存栏3 亿头，能繁母猪存栏2 415 万头，出栏量1.61 亿头，猪肉产量789 万t，但年人均猪肉仅有8.2 kg［1］。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猪业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2-3］。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0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分别为 19 kg 和17 kg，比1956 年分别增长1.2 倍和3.9 倍。如今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国和猪肉消费国。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 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占世界生猪出栏量的44.92%，生猪存栏量占比47.44%，猪肉产量占比38.83%；同年，世界猪肉消费量9 745.5 万t，我国猪肉消费量4 270 万t，占世界猪肉消费量的43.81%。

广东省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之一，其不仅畜禽资源丰富，生猪产业在全国也一直居于前列［4-6］。《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9 年以来广东生猪出栏量位列全国前8 名，2020 年出栏头数达到2 537.36 万头，但自给率仅50%左右。2022 年广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到2025 年全省猪肉产量保持在245 万t 以上，生猪出栏量保持在3 300 万头以上、自给率保持在70%以上。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由猪粪污染、养殖业脱节、城市化引致土地资源短缺、饲料原料对外部资源高度依赖等造成的压力［7-9］。特别是非洲猪瘟暴发［10］后，传统的生猪生产、转运等模式都可能导致疫病传播［11-12］。Yan 等［8］基于地理信息对我国各省生猪生产与发展优势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广东是生猪生产关键省份之一。如何调整、转变升级生猪生产模式，提高生猪产量是广东还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统计广东自1978 年以来的生猪生产数据，深入分析广东及各地市生猪产业的变化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明确广东生猪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1 广东生猪产业发展历史演变

1.1 生猪养殖规模从快速增长到趋于平稳

根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生猪年出栏量196.73 万头，猪肉产量仅8.09 万t。改革开放后，1978 年广东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为942.7 万头和48.09 万t，发展至2000 年生猪出栏量达到近3 000 万头（2 954.98 万），猪肉产量也超过200 万t（206.85万t），比1978 年分别增长213%和330%（图1）。能繁母猪在2007 年前保有量在150 万头左右，2007 年开始因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大量资本进入养殖业，生猪养殖业空前壮大，能繁母猪从2006 年的152.15 万头，增长至2007 年的227.34 万头，增幅达49.42%到2018 年，广东生猪出栏量、能繁母猪存栏和猪肉产量分别维持在3 600 万头、220 万头和360 万t左右。2018 年因非洲猪瘟传入广东，生猪产能明显降低。

1.2 生猪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1978—2020 年广东年末生猪存栏量均超过1 700 万头（2019 年除外），但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 年）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年份，如1978 年的年末生猪存栏量为1 777.39 万头，1980 年生猪出栏仅1 026.1 万头；2019 年因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年末生猪存栏量仅有1 333.79 万头，2020 年生猪出栏量达2 537.36 万头（图1），表明改革开放早期生猪存活率低、生长速率慢。1980 年前，我国母猪品种主要是地方猪品种、占比80% 以上［1］，地方品种生长速度慢、产肉量低，且该时期几乎是家庭农户养殖，主要通过青饲料和生活下脚料喂养生猪。至2005年，生产效率高的外国猪品种及其杂交母猪养殖比例逐年增加、占全部母猪的70%～80%［1］，杂交品种逐渐成为主流养殖品种，加上人工配合饲料得到大力推广（图2），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图1 1978—2020 年广东能繁母猪、年末生猪存栏量、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Fig.1 Breeding sows,y ear-end pig stocks,supply of pigs and pork production in Guangdong from 1978 to 2020

图2 2001—2019 年广东猪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预混饲料的产量Fig.2 Outputs of compound feed,concentrated feed and pr emixed feed of pigs in Guangdong from 2001 to 2019

1.3 广东生猪产量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 势

广东省是养猪大省，一直以来生猪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年全国生猪出栏量1.61 亿头、猪肉产量789 万t，到2014 年生猪出栏量达7.5 亿头、猪肉产量达5.8 亿t，生猪产能达到顶峰（图3）。近10 年，除受非洲猪瘟影响的年份外，生猪出栏量基本维持在7 亿头以上。整体来看，广东和全国的生猪产能均呈增长趋势，但2000 年后广东生猪产能增长速率放缓，生猪出栏量占比从2000年3.92%逐渐降至2019 年的2.45%，猪肉产量占比从2005 年的5.63%逐渐降至2020 年的4.68%（图3）。

图3 2000—2020 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及广东占比Fig.3 Sup ply of pigs and pork produc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proportion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20

1.4 生猪产能重心从珠三角地区向粤西转移

从区域划分情况（图4、图5）来看，2016年之前，广东生猪出栏量、年末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均以珠三角地区最高、粤东最低。珠三角地区自2005 年生猪出栏量达到1 639.88 万头高峰g后产能逐年降低，至2018 年降至1 071.4 万头；受非洲猪瘟影响后，2020 年更锐减至555.38 万头，相比2005 年降低66.13%。相反，粤西地区的生猪养殖量逐年增加，自2017 年起生猪产能超越珠三角地区。由于生猪产能主要向粤西转移，2006年起粤西成为全省养殖密度最高的地区，2018 年该地区年出栏生猪414 头/km2；粤北地区养殖密度最低、为100 多头/km2。粤北地区的生猪生产虽呈现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生猪出栏量从1999 年的652.32 万头增长到2018 年的1 004.6 万头，增长54%。生猪产能向粤北和粤西地区转移，主要是因为该区域多属于森林覆盖面积大、山地多、平原和城市覆盖面积少的地区，适合生猪产业发展［13］。

图4 1999—2020 年广东四大区域生猪出栏量、年末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Fig.4 Supply of pigs,year-end pig stocks and pork production in four zones of Guangdong from 1999 to 2020

图5 1999—2020 年广东四大区域单位面积的生猪出栏量、年末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Fig.5 Supp ly of pigs per square kilometer,year-end pig stocks and pork production per square kilometer in four zones of Guangdong from 1999 to 2020

1.5 生猪养殖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生猪养殖作为家庭农户的主要增收渠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养殖积极性。《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直到2001 年饲养规模小于50 头的散户仍为广东提供了近一半（46.81%）的生猪。这段时期养殖户数量巨大，养殖量普遍偏小，养殖场地没有合理规划，生猪引进和销售监管不足。“小、散、乱”的现象导致养殖效率低、饲养成本高、收益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农户生猪养殖的比重逐渐降低，规模化养殖得到发展。由表1、表2 可见，2008 年饲养规模为1～49 头的场（户）有137.4 万户，为全省提供了777.40 万头生猪，占全年的18.92%。至2019 年，饲养规模为1～49 头的场（户）已大幅降至12.5万户，比2008 年减少90.91%；2019 年饲养规模为1～49 头的场（户）为全省提供288.99 万头生猪，占全年的9.93%。相反，规模化养殖场的数量和生猪生产比重逐步提高，饲养规模5 万头的养殖场生猪出栏量占比由2001 的0.84%增长到2019年的3.11%。

表1 2001—2019 年广东不同饲养规模养猪场（户）的数量和比例Table 1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ig farms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breeding scales in Guangdong from 2001 to 2019

表2 2001—2019 年不同饲养规模养猪场（户）的生猪出栏量及比例Table 2 Supply of pigs and proportion of pig farms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breeding scales in Guangdong from 2001 to 2019

2 广东生猪产业面临的问题

2.1 生猪产业用地难

生猪养殖受地理因素、土地资源、城镇化率和养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14］。通常综合考虑基本农田避让、养殖污染治理和动物疫病防控等需要，生猪养殖场建设大多使用荒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等。随着近20 年来生猪规模养殖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用地需求旺盛，低山荒坡不足，“用地难”成为生猪养殖业所面临的困境之一。2018年因非洲猪瘟暴发，全国生猪产能大幅下滑，生猪价格创历史新高。为实现猪肉稳产保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集中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支持生猪生产加快恢复，特别是在生猪养殖用地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生猪养殖用地属于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允许使用一般耕地和林地。2019 年广东印发《关于乡村振兴用地政策的补充意见（试行）》，指出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生猪养殖用地并未得到明确规划，加上环保等因素，导致找地难、用地贵等问题依然存在。

2.2 生猪产业环保压力加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突出了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畜禽养殖无疑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危害［15］。为应对畜禽养殖对环境的污染，2001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环境保护部）颁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0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013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以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2014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的选址、建设和管理作出明确规定。

从广东各区域生猪生产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为降低生猪养殖对生活环境的污染，生猪养殖正从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程度高的珠三角向山区覆盖率高的粤西等区域转移。环境治理方面，广东于2009 年制定第一部《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之后相继印发《关于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促进生态健康发展的意见》（2010年）、《广东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 年）、《广东省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2011—2013）》、《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2017 年）和《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2017 年）、《广东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考核办法（试行）》（2018 年），以提升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养殖业的环保政策持续收紧，一方面清理了大量环保不达标的养殖场，另一方面提高了生猪生产的进入门槛，降低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2.3 疫病持续影响生猪产业的发展

2018 年8 月我国首例非洲猪瘟在辽宁省出现，12 月传入广东省，广东首例非洲猪瘟有22头、其中死亡11 头。至2019 年，广东能繁母猪数为131.01 万头，相比非洲猪瘟暴发前的2017年（229.43 万头）下降43%；养殖户数量也从2017 年的46 万户减少到12.5 万户，减少67%。非洲猪瘟的暴发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生猪产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此外，2006 年至今我国经历了4 轮猪周期［16］，几乎每一轮猪周期都伴随疫病暴发，2007年猪蓝耳病［17］、2009年甲型H1N1猪流感［18］、2010 年猪流行性腹泻［19］、2012 年猪伪狂犬病［20］，2016 年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病在广东清远暴发，造成近2.5 万头仔猪死亡［21］。疫病暴发对生猪产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很多疫病（如猪流感、流行性腹泻）目前仍无有效疫苗。疫病得不到清除，病菌种类越来越多，对生猪疫病防控带来极大压力。

2.4 生猪养殖成本高

生猪养殖成本包括饲料、场地、设备、人工成本等。其中，饲料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近几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饲料价格持续上涨。2018 年12 月至2021 年12 月期间，玉米价格从3.66 元/kg 涨至5.12 元/kg，涨幅达39.89%；豆粕价格从5.78 元/kg 涨至6.68 元/kg，涨幅达15.57%。随着国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养殖场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处理猪场废弃物，大量小规模的养殖户因没有足够能力处理猪场废弃物而退出市场。疫病频发对生猪养殖也造成巨大的成本压力，特别是非洲猪瘟暴发以来，养殖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疫病防控设施的建设。从养殖场建设用地来看，2019 年9 月1 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表明，生猪养殖使用一般耕地可能被征收耕地占用税，使用林地也需要按每667 m23～20 元的标准征收植被恢复费。从人工成本来看，随着猪场规模化和养殖设备科技化，生猪养殖场对年轻、学历高的人员需求越来越大，人员招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成本。

3 广东生猪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重大疫病防控，打造安全生产环境

加强疫病防控是生猪养殖中最重要的一环，要做好传染源的防控，各场户应严格把关进场的人、物、车、料等，从源头控制病原进入；做好猪舍及养殖场的日常消毒杀菌工作，定期对水和场内环境进行检疫；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严防病原扩散；及时做好免疫接种和诊断治疗，打造健康猪群；提高人员防疫意识，打造安全生产环境；建立健全疫情监管和反应机制，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具备快速应对疫情的能力。

3.2 加强养殖设备改造，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安全

集约化、规模化、工厂化、自动化是养猪业的发展趋势，现代化设施水平程度越高，养殖效益越高［22-23］。打造现代化的栏舍（如楼房猪场），一方面可以阻挡疫病进入，起到强化疫病防控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为生猪提供舒适的生长环境，并提高土地利用率；改造生产设备，发展机械化、自动化设备，可在摊销人工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推广集成传感器、控制器、饲喂设备等在生产中使用，可实现精准饲喂，减少饲料浪费，降低生产成本；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可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和远程管理控制。

3.3 合理规划生猪养殖，推进生态化养殖

2016 年，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和农业农村部制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明确生猪禁养区。同年，《全国生猪产业规划（2016—2020 年）》将南方水网地区划入约束发展区，广东作为南方水网地区11 个省市之一。在多项环保政策下，广东珠三角地区的生猪生产已逐步减少。为保障、稳定广东生猪生产规模，一方面要将生猪养殖适度转移到粤北等地区；另一方面要发展治污减排技术，加强粪污无害化处理，推动有机肥生产利用。

3.4 优化政策，提高养殖户养殖意愿

（1）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关于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畜禽养殖用地属于设施农业用地，归属于农用地。但因没有明确畜禽养殖用地是农用地，生猪养殖用地没有直接划入国土规划中，导致出现“用地难”的问题，建议明确生猪养殖用地为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2）近年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乡村振兴用地政策的补充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等，释放设施农业用地使用便利信号，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期只有3～5 年，为长期养殖带来不确定因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殖户的信心，建议将生猪养殖政策长期固定下来。（3）如果生猪养殖用地为林地，需要征收林地植被占用费，将加重养殖户负担，建议减免林地植被占用费等费用，切实降低养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