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会莫名感到孤独

文/魏倩

有人说，一个人在家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好不要在下午4点左右独自入眠，否则你将在黄昏之际醒来，躺在床上听见窗外孩子们的玩耍声，楼下老人的聊天声，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尽，继而感觉无比孤独。

现代社会中，孤独也是最早被观察到的时代症候。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孤独”一词成为社会研究者和文学家们使用的高频词，并被不断诗化、浪漫化和标签化，以致如今人们提到大都会中相互隔绝的个体，脑中总会出现爱德华·霍珀的那些经典画作：一间房、一扇窗、一盏灯、一个失神的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孤独不再属于“老而无子”“幼而无父”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成了属于全社会大众的日常经验。

英国经济学者诺瑞纳·赫兹在2020年的作品《孤独世纪》中指出，早在疫情前，孤独已经成为21世纪的代名词。在美国，每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觉得孤独；在英国，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朋友；在日本，有老年人为了缓解社会孤立感，不惜选择犯罪入狱。

为什么当代社会的孤独有增无减？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瑞茨曼认为，孤独作为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实际来自于人们“拥有的联结”与“渴望的联结”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也许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少，也是因为我们渴望的更多了。

比如，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交媒体究竟是孤独的成因，还是孤独的结果？过往的研究者认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有时会让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因此会带来更彻底的孤独。如果说个体的人际网络原本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最能影响人们联结感的主要是最内侧的亲密层，社交媒体则将中层和外层的弱关系通通拉进了我们的日常范畴，产生一种“被陪伴”的幻觉。当这种幻觉被打破时，就更容易产生身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的感觉。

2020年后，疫情进一步加重了线下联结的缺失，面对面互动的减少，使孤独成为伴随新冠而来的“时代瘟疫”。2022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称，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在那些社交互动受到限制的地区，心理健康恶化情况也更加严重。

同时，经由互联网实时传播，比过去更密集的新闻事件也可能加重个体的孤独感。在极短时间内发酵的全民话题和日趋极化的网络发声，有时会引发自我怀疑和对群体的不信任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孤独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类观点讨论还会带来个人与线下社会支持之间的撕裂，因此有人选择不与家人、朋友和伴侣讨论新闻和社会事件，以此规避意见分歧，这又带来了新的不被理解的感受。

不过，最感孤独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需要我们主动建立联结的时刻。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阿伦特，面对孤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都是重建社群联结。在新冠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巩固原有的亲密关系，和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保持哪怕每周一次的会面和通信，也可以通过与熟人以外的人交往来重建对社群的信任。比如加入某个线上社区，对楼下的邻居问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

孤独本质上是自省，或者说是自我凝视的结果。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认为，孤独感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自己看着自己时，生发出的一种心境”。因此，避免孤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行方法之一是停止自我凝视。很多空巢老人在描述自己的孤独时，都会说一切是从孩子离家的时候开始，孩子的离开不仅带走了陪伴，也使他们丧失了一部分生活的意义，而后者带来的孤独感更为强烈。因此也有心理学家建议，挑战孤独的第一步是主动释放善意，试着像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那样去爱和关注某个人、某件事，个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轻。

最后，自我凝视有时也可以成为自我关怀的契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得益于童年时获得了父母的积极照料，他们最终会将这种照料内化成自我关爱和自我陪伴，将孤独时期视为一段无人干扰，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光。这就是变“消极孤独”为“积极独处”的第一步——就像伊丽莎白·毕肖普在49岁那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灯塔看守人，绝对孤独，没有人打扰我读书，或只是坐在那儿，虽然这样的梦想在16岁左右被严厉驳回，但它总在我心里盘旋……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经历孤独，或者至少经历一段时间……也许它是一种经常性的需要。”

（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