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学堂乐歌作品拾零
——《榆林中学校歌》(1924)

师 姣

一、学堂乐歌及其历史背景

学堂乐歌，顾名思义是在学校教唱的一种歌曲，这种歌曲是在清末兴起的一种不同于当时中国传统歌曲的音乐类别。学堂乐歌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清末，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下是风雨飘摇的社会现状，自鸦片战争起，社会更是走向黑暗的深渊。甲午海战，让人猛醒。反思中日两国差距，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教育普及、学校课程变革，使国力迅速增强。反观中国，改革学校教育成了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音乐教育的作用得到重新认识。梁启超先生在《饮冰室诗话》中曾对音乐教育作用给以很高评价：“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

20世纪初开始引入的新式学校系统，为当时学堂乐歌的流行奠定了基础。从新式学校乐歌课的开设到学堂乐歌的诞生，是当时人们对音乐教育意义再认识的结果，是处于社会巨变时代的进步学人，为适应社会迫切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革命性措施。

学堂乐歌的初期发展离不开一批进步音乐家，他们是包括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在内有着赴日留学经历的音乐家。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留日学人们惊讶于新式学校中乐歌对青少年精神激励的巨大作用。因此，在清政府决定开始引入西式学校教育体系起，进步音乐家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新式学校的音乐教育，期待通过新式学校音乐教育，起到抵御外辱、振作民族精神、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目的。

学堂乐歌应运而生。今天依然朗朗上口的学堂乐歌《送别》《春游》《竹马》《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何日醒》《勉女权》等作品，共同展示了学堂乐歌的几个基本特征：

学堂乐歌的曲调很多取自欧美、日本的现成曲调进行填词，同时也存在少数新创作的乐歌曲调。

学堂乐歌歌词风格突出中国特色，有“白话诗风”与“典雅诗风”两大类[1]。顾名思义，前者以白话文为主，后者以古文风格为主。

学堂乐歌歌曲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当时人民要求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学堂乐歌品质参差不齐。但对于当时的中国音乐来讲，学堂乐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促生了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学习西方、改革旧乐，使音乐在改良社会生活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学堂乐歌的流行地区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学堂乐歌代表性音乐家活动地区，以及作为学堂乐歌主要传习阵地的新式学校来看，以上海、江浙、京津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主要流传地。而身处西北内陆的榆林，却也保存着一首珍贵的学堂乐歌——创作于1924年的榆林中学老校歌。

二、《榆林中学校歌》(1924)

据《榆林中学校史》记载，这是榆林中学史上第一首校歌作品。从创作之日起，榆林中学老校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歌曲为大调式，演唱风格雄壮有力，音乐以分解三和弦式的旋律，加上附点式节奏，具有很强的推动力，4/4拍的节奏，在音乐情感表达上稳健而动力感十足。歌词为文言文，宣扬科学、民族的进步革命思想，表达了对国家建设的迫切愿望。今天唱来，依然能感到，当时在师生当中激荡的那份迫切希望在学业上进取、早日肩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感。

(根据2013年《榆林中学校史》简谱版制作的五线谱)

歌曲创作于1924年。沈心工1903年开始创作了第一首乐歌，1904年出版第一集《学校唱歌集》，1911年出版《重编学校唱歌集》，1913年出版《民国唱歌集》；曾志忞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停止了乐歌相关活动。因此，把历史的拼图按时间摆放，这首校歌的创作时间已处于学堂乐歌发展的中期。可以推断，当时在拥有新式学堂并开设有乐歌课的地区，乐歌或多或少有所流传。

这首校歌的曲调具有很大的特色，尤其值得一说。众所周知，榆林地区地处陕北，当地的民间音乐极具特色，尤其是陕北民歌，已经成为了本地的一张文化名片，提起来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回顾学堂乐歌的发展历史后可知，有一部分学堂乐歌采用了我国传统曲调填词而来的，例如李叔同编创的《祖国歌》，就是采用了传统曲调《老六板》填词而来。但榆林中学老校歌却并未选取现成的民间曲调，而是选择新创曲调。

具体来说，这首校歌开篇即选取上行的分解和弦式旋律进行，这样的进行在陕北地区民间曲调中比较少见。在信天游当中，对四度进行情有独钟，“双四度”进行是最大的音乐特色。但本首校歌的旋律当中却大量使用了三度进行，形成了鲜明的和声性色彩。

调式方面，歌曲看似是五声调式，实则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大调式。五声调式是一种民族的调式，在我国各地民歌当中大量使用。而这首校歌当中，虽然只用到了五个主音，但却在音乐的进行当中强调主音和上、下五度音的使用，这使得该曲具有了强烈的大调式特性。曲式结构方面，这首校歌采用了A、B、A’带再现的曲式结构，西洋音乐的韵味溢于言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首校歌全曲看上去相貌平平”，个别地方旋律进行过程略显生硬。但正是听觉上的这种“平凡”，不禁让人感慨：诞生于近百年前的歌曲，却有着如此现代的听觉效果；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竟然能够产生一首西式乐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下列问题：曲作者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他是否还有其他乐歌作品？他是否本地人士？是否有留学经历？他是如何学习使用西方作曲手法来创作这首乐歌的呢？

三、历史溯源

榆林地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部，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九边重镇之称。因此，当地人民尚武，性格英勇、果敢，如此个性也在民歌当中有所反映——陕北民歌当中高亢的大跳进，以及沧桑、略带沙哑的独特音色，是完全不同于中原、南方民歌色彩的审美标签。

榆林中学历史悠久，其前身为榆阳书院，1903年改制为中学堂。1912年民国建立后，实行“壬子癸丑”新学制，教学内容当中新增乐歌为必修课，上课形式为全校大堂课。1922年，“壬戌学制”实施，高中、初中乐歌改称音乐。

1918年起，榆林中学曾聘任了一批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本地籍毕业生返校任教。1922年起，陆续聘请了一些外阜教师来校任教，如国画家、教育家王森然(河北人)，国文教师董祝篱(江苏人)等[2]。这些史料对曲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据载，该校歌歌词作者佚名，曲作者为当时榆林中学的音乐教师黎德甫。遗憾的是在校史中，对这位老师的记载仅停留于乐谱的右上角，除此以外再无提及。

(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由于史料记载的空白，作者对这位“神秘”的曲作者身份进行了推断与假设，共有两条线索值得注意。

第一条线索是在对人名的检索时，一本名为《初中植物学指导书》的教科书得以被发现。本书作者为黎德甫，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出版于上海。那么，如果此“黎德甫”为彼“黎德甫”，那么他是否是上海人？他的身份到底是生物教师，还是音乐教师呢？如果是上海人，他又是如何跑到陕北，写起了乐歌呢？

据校史记载，1922年起，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有识之士前来任教，其中不乏从江浙一带前来的老师。也是在同一年，校史记载该校初中博物分为动物、植物两个板块，高中博物改为生物，这说明当时是有植物学的教学的。

其次，学堂乐歌的代表性音乐家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专多能”的特点。例如，前文所说的学堂乐歌音乐活动家曾志忞，先是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并顺利毕业，后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并开展音乐活动。著名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不仅是一位音乐家，还在戏剧、美术、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通过上文提及的种种迹象，作者猜测，这位教植物的初中老师黎德甫，应该不是本地人士。他具有相当的西乐基础，才谱写出了这首老校歌，留下了榆林地区目前为止仅见的一首学堂乐歌。由于音乐学科不是主要科目，因此对这位音乐教师没有进行记载，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遗憾的是，黎德甫的音乐学习路径、有无其他乐歌作品、来榆时间等重要信息，目前还无从知晓。

第二条线索来自校史的记录。众所周知，古人不仅有名，还有字、号，黎德甫的“德甫”到底是名还是字呢？如果是字，那么他有可能被校史记载，但姓名却不得而知。根据校史记载，1922年起，学校曾聘请了一批外阜人士来校任教，其中有一位名为黎品宏(一说为黎昆宏)的江西教师，这位教师是否是这首校歌的曲作者呢？答案依然虚无缥缈，还需要更多史料证实。

四、意义与价值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文学界的“诗界革命”到音乐界的学堂乐歌，中国的文学、艺术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李岚清先生曾把我国近现代新音乐称为我国音乐的“文艺复兴”，可见其在中国音乐史地位的重要性。新文化、新音乐通过上海这个“入口”，奔流向更广袤的中华大地。新文化所迸发出的火花，极力辐射向更多的地区。当时的榆林中学吸纳了一批受新文化影响的饱学之士，成了当时区域文化高地,源源不断地输出新文化价值观。这首学堂乐歌就是当时新文化输出在音乐艺术方面的重要案例——在这些饱学之士当中，有位具有新文化、新音乐背景的先驱，在这个沙漠边城洒下了一粒新音乐的种子。

难以想象，当时的师生们在多少场合，大声唱起这刚健雄伟的曲调；这首歌曲又在一个个教师和学生的心灵当中，激起昂扬的斗志，留下深刻的映像。正是歌曲动人的力量，才会深深刻在当时学生的脑海里，时过多年，还能被回忆并记录下来，有幸从历史的故纸堆里重回现实。

我们已无从知晓榆林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的新创乐歌，它们的实践情况和社会反响的确切情况。相对于繁荣京沪、江浙，这个西北小城也曾碰触过新音乐的脉搏，于种种原因，又被遗落在新音乐的快车道旁。各中原因，值得我们反思。之后的新音乐发展，是由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接受过新音乐熏陶的优秀音乐家们，深入学习、吸纳我国民间音乐，最终完成、完善的。如响彻寰宇的《东方红》《黄河大合唱》，乃至各类协奏曲、交响乐，一部又一部震人心魄的新音乐作品，成了中国新音乐史上永远闪亮的明星。

学堂乐歌在榆如流星划过夜空，终究没能留下更多痕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有价值的史料能够被发现，早日为这件历史悬案划上圆满的句号。

注释:

[1]采用了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教授的提法。

[2]另有夏家驹(贵阳)、李可亭(河北)、张怀山(湖北)、韩致温(山西)、王鸿度(山西)、郭星三(山西)、朱横秋(浙江)、钟家桐(浙江)等外阜人士，以及几位来自陕西中、南部地区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