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弓箭刍议

弓箭是最古老的兵器，发展到清代，以狩猎为生的满洲人，被看作是满洲民族的长技，更是骑射民族最致命的武器。从努尔哈赤南征北伐建立满洲，有“太宗所贻弓，壮士不能开，矢长四尺余”[1]所用弓箭的实物见证。以后的几代清帝都在强调习骑射则兴国，废骑射则家亡，足见弓箭在清代兵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绝对优势，在《清宫武备图典》对弓箭的阐述占有相当比例。

清帝始终把娴习骑射作为永恒典制，世代遵守，在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八旗教场都有石刻碑。弓矢作为武科考试的必考内容，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均有详细记载，严格的考试制度及录用条件。《钦定大清会典图》详实描绘弓箭种类、各部构件的取材、用料、形制、尺寸、派场等，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等级森严，用途明确，不容丝毫改动。弓箭在清代兵器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对其独有的特点、性能、作用进行梳理。

1 弓箭是清代强兵固疆的重要兵器

清代重视武备，武备中最重弓矢。清朝历代帝王重视骑射，并将“国语骑射”作为八旗之根本。

清入关后，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官兵有腐化、武备废弛渐露端倪，顺治二年（1645年）加强娴习骑射，弓矢训练制度化，奖惩分明。到康熙朝尤为重视骑射演练，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在蒙古王公的陪同下“举搜狩之典”并在诸蒙古“敬献牧场”的名义下，设置了木兰围场，每年春秋两季御驾出京，举行盛大规模南苑大阅和木兰秋狝，亲自参与军队训练。据载康熙皇帝一生共率八旗出塞北巡56次，其中举行木兰秋狝45次。同时要求各部官员必须参加，达到严格军事训练，检视军事实力，不忘弓矢之家法的目的。曾有传教士记录：康熙帝秋狝追猎不知疲倦，不断张弓射箭，每天要骑乏八到十四匹马。即便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在塞外进行木兰秋狝。

乾隆皇帝继承其父康熙帝开创的基业，自乾隆六年（1741年）首行木兰秋狝，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共北巡驻跸避暑山庄48次，秋狝木兰40次。清人兴隆阿绘《木兰秋狝》描绘了秋天清帝率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蒙古各部王公贵族等手握弓箭、马上驰骋射杀围猎的壮观场景。北巡塞外和习武木兰已成为康乾乃至后朝必须遵循的国朝典制。

清帝每年组织大规模的塞外巡幸，蒙古诸部相继来朝，络绎不绝，一方面旨在通过行围等活动加强八旗官兵的训练，以提高骑射技能，秉持满、蒙民族能骑善战的优良民族传统;一方面通过对蒙古各部的巡察、接见、宴赏、封赐以及共同围猎、宴乐等多种方式融洽与蒙古各部上层首领的关系，增进民族情感，发展同蒙古诸部的友好关系，以巩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通过康雍乾三朝对边疆民族团结，巩固王朝基业的种种举措，进一步充实完善了武备制度，成就了避暑山庄博物馆藏有数量弓、箭、弓箱、刀、櫜鞬、马鞍等，丰富了武备类藏品，也是历练清兵的实物见证，极具研究价值，倍加珍视，保管完好。

2 独特形制、特点与性能

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久远，据考古资料记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石箭头出土，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原始人类已经在使用弓箭了。先秦、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朝各代的弓箭在其形制、材质、性能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其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各异，弓箭所具有的工具、武器、礼器三大属性得以强化和提升，并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2.1 清弓

清弓是随满清入关由满族带入中原的中国传统弓加以改良而成，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弓梢长而反向弯曲，下弦时弓身长度一般可达到178cm，尺寸较小的也可以达到159cm。弓梢根部有高弦垫，用于缓冲弓弦撒放时对弓体本身造成冲击。《清廷大会典》里记载从弦垫到梢子弦口的距离是21.6厘米，这种设计使得它拉力可以做的很大，在射箭的过程中有一个省力比，这个是在以往传统弓箭历史上是没有的。清弓的特点决定它适合发射重型箭矢。八旗兵在作战中所使用的箭矢，普遍长度在100cm左右，重量在100克左右。长弓大矢破坏力强，可获得足够的穿透力和杀伤力。

清弓从使用者的身份、用材、装饰、工艺等方面来讲大体分为三类：皇帝用弓（御用弓）、王公大臣用弓、职官兵丁用弓。因使用者身份不同，在选材、弓面装饰都有所区别。皇帝用弓以桑木做弓胎，要在弓胎贴金桃皮或桦树皮拼组而成的云锦、寿纹、金福、万字纹等吉祥图案，弓弦更要以蚕丝为骨，外用丝线横缠束紧，分三节，节与节之结合部留一小段间隙不缠，以便松弓时折叠收藏[2];清帝御用弓上都附有的皮签、黄纸签、木牌及镌刻文字。皮签是上好的白色微软的鹿皮所制，大体呈三角形，上细下宽，长约30—40cm，平滑细腻。黄纸签为20多厘米的双折纸。皮签或纸签所书文字工整，字体俊秀，内容大体为“圣祖仁皇帝御用”“高宗皇帝御用”，并有年限日期记载;御用弓中部均镶有手柄暖木一块，清初期上无纹饰，朴素无华。而清中期后，装饰效果较突出，采用绿鲨鱼皮包裹，在手柄暖木两侧还要装饰日、月或蝠纹，既实用还舒适美观;清帝御用弓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弓的牛角面上还经常镌刻或在皮签上墨书“弓力”数字，如康熙弓“十一力”和“七力半”，乾隆弓“五力半”和“七力等字样[2]。王公大臣用弓以桦木做弓胎，职官兵丁用弓则以榆木为胎。

2.2 清箭

清朝用箭沿袭旧制，只是在用材和箭簇的形制上有了一些变化。从用途上分军用、猎用、礼用三类。从用途上分礼仪用箭和训练、演习用箭。从形制上大体分为鈚箭、刺箭和哨（骲）箭等三大类，均以长箭羽、粗箭杆，重箭头为基本特征，又各具其特点：鈚箭的箭身粗，箭鏃薄而宽，重量大，主要用于近射，能起到切割的作用，因种类繁多，形制各异，被称之为猎杀利器;刺箭的箭身细长，重量较轻，箭镞细窄，主要用于远射。如梅针箭大都长二尺八寸，箭簇尖锐狭长约三寸二分左右，箭杆相对也长，箭重拉距长，动能较大，可以透甲，杀伤力强，可谓无坚不摧，是常用的军用箭支;哨箭头多为骨质，箭簇中间是空的，每面均有穿孔，箭发后飞行过程中受风会有哨音响起，可起到信号传输、战时指挥预警的作用。

避暑山庄博物馆藏清六孔鈚箭（图1）。长94cm。箭簇铁质，菱形，穿六孔，长5cm，宽3cm。杨木箭杆，杆首饰黑桃皮，黑雕箭羽，雕羽处杆缠线饰，翎毛有部分脱落，栝髹朱漆。这种鈚箭在皇帝狩猎时常用到，头部利锋，具有强大杀伤力，该箭如若射中猛虎，难逃百步，最终会血枯而死。

避暑山庄博物馆藏清骨质四菱四孔哨箭（图2）。长104.7cm。四菱形骨质哨，环穿四孔，杨木箭杆，黑雕箭羽，栝髹朱漆，翎毛有部分脱落。此类箭因箭簇有孔，射出后在空间有风进入，发出清脆的声响声，在仪式礼射、战场上常作传递信号之用。

避暑山庄博物馆藏清四齿叉箭（图3）。长103cm，箭簇铁质，后施双重铁齿，倒勾向外。箭杆杨木，栝髹朱漆，雕羽完全脱落。此类箭适于狩猎时叉兔所用。

图中这几种类箭是清代帝王木兰秋狝练兵习武常用箭，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所用材质对应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2月刊，白洪希“盛京清宁宫萨满祭祀考辨”一文中特别提出弓箭被奉为萨满祭祀崇奉之物，文章对祭祀所用弓箭的大小、形制、所置部位进行详细描述，弓箭在清代独有性能具有民族特色。

3 简约不简单的工艺、构件

3.1 选材考究

清弓的制作工艺复杂，对材料要求较高。用材的选择与制作都应顺其自然，必须在各自适当的时节采集相应的材料，冬季制弓干、春季制角片、夏季制筋条，秋季整合材料制作弓。发挥其自身材质最大的优势，达到经久耐用的功效。

清弓形似简约，制作工艺、选材实则却非简单。据史料记载，将六材从准备材料到合制成一张良弓，200多道工序，约需要3—4年的时间。对于弓作来说，各项工作可交错着进行，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水作业，一个制弓周期下来，可同时完成一批弓，一张完美的弓选材费时费力，精细不得急于求成。

3.2 结构简单与制作过程繁复

清弓的结构是从中间向两边对称的筋角复合拼接弓体，有五段插接和七段插接之分，各部位依次为握把、弓臂、弦垫和弓梢。根据清代弓箭之制，制弓要经过制作弓胎、胎面粘牛角胎背粘牛筋、上弦、装饰等制作工序。

弓胎使用桦木、榆木或竹制成，将水分已流失或已阴干的竹、木用工具切片打磨、经多次火烤塑形而成;为了使弓臂的韧度和弹性增强，必须要在塑形后的弓胎外侧贴上牛角片，里側铺上牛筋，有的要外饰桦皮或桃皮。牛角须选用比较直的，大概50—60cm的角，一张弓需要一对牛角。牛角锯开磨片后需多次打磨成与弓胎相吻合的弧度，弓胎两头各贴一个，将竹木、牛角、牛筋粘合成一体，缠绕丝线用来将牛角和弓胎勒紧，便于贴合的更坚实;粘合胶是经过蒸、砸、滤、凝制成的叫“鳔”的天然胶，它能浸润进材料，将竹木、牛角、牛筋粘合彻底融为一体。以上工序完成之后，握把处贴暖木与鲨鱼皮以免滑手，弦垫有骨制或木制之分，弓梢为木质中夹角片。清代弓弦早期多用皮弦，后改用棉线缠丝做成三环套月弦，制作完成的弓呈弧型，之后反曲而拉再上弦，使弓的张力大大增加;最后需要装饰弓面，它体现用弓人的级别身份，如皇帝御用弓面描金彩漆，用金桃皮装饰弓弧干，在弓身上画或贴上各式各样的几何纹、蝙蝠等吉祥图案，富丽堂皇，彰显尊贵。

清代专门设立弓作专门为皇家制造御用兵器，由八旗工匠制造官弓，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式、规格生产。制作弓箭所用水牛角、颜料丝线、弓垫、桦皮、桃皮、箭翎、箭铁的材料等均需详细估计呈报毡库，查核后到移咨、移咨户口、移咨广储司、移咨营造司、毡库、南鞍库、甲库各归属处领用。

4 结语

清代弓箭制作对匠人严明的奖惩制度、精密的取材、精准的制作工序造就了弓箭独特性能，正如雍正“自古以来，各种兵器能如我朝弓矢者，断未之有也”。无论是工艺工序还是性能地位都达到发展顶峰。

引用

[1] 王子林.清代弓矢[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1）：86.

[2] 毛宪民.清宫武备 兵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课题：2021年度承德市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12169）

作者简介：丁艳飞（1979—），女，河北承德人，本科，文博副研究馆员，就职于普宁寺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