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和行动冲动性对男性酒依赖患者攻击行为的影响

许泽平，洪柳芝，谢龙腾，陈莉，刘彦隆，王帆

酒依赖是一种由遗传、社会、心理和环境因素引起的慢性复发性神经精神障碍，表现为对酒的渴求和经常需要饮酒的强迫性体验，严重时个体会出现具有极端破坏性的攻击行为，给社会安全埋下不可预估的隐患[1]。研究显示，酒依赖引起患者不同程度的焦虑并常常与其攻击行为具有一致性[2]。同时，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在焦虑状态下对内外部刺激的反应倾向。Anderson 等[3]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AM）认为生理-心理-人格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攻击行为的发生。由于男性一生中出现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超过20%[4]，身体攻击行为在男性群体中表现的也更为明显[5]；所以本研究探讨男性酒依赖患者的焦虑和冲动性人格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各因素间是否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关系，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北京市、长春市、沈阳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等精神病院住院部进行诊治的酒精使用障碍成年男性患者512例。年龄24 ～65岁，平均（44.2±9.2）岁；受教育程度（10.75±2.88）年，初中及以下学历共167例（32.6%），高中学历共228例（44.5%），大专/高职以上学历共117例（22.9%）。

纳入标准：（1）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酒精依赖诊断标准；（2）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配合完成相关的量表问卷填写。排除标准：（1）并发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或其他精神疾病者；（2）存在严重视听、认知障碍或患有严重躯体疾病而无法完成相关测评者；（3）拒绝参与者。本研究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书面同意。采用现场施测，保证施测环境安静，受试者独立完成问卷，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及调查匿名性。所有测量均由培训过后的专业工作人员实施。

1.2 方法

1.2.1 酒精依赖程度 采用密西根酒精依赖筛查表（MAST）评估患者酒精依赖程度，该量表由24个条目组成，根据问题存在与否采用“是”、“否”计分，总分越高，表示酒精依赖程度越强。

1.2.2 焦虑 采用焦虑自评问卷（SAS）[6]评估患者的焦虑程度，该量表含20个条目，采用4 级评分，1 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 表示“有时有”，3 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 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各条目相加为总粗分（X），总粗分乘以1.25 取整数，即标准分（Y）。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大。

1.2.3 攻击行为 采用攻击行为问卷[7]评估患者攻击性水平，共30个条目，包含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和指向自我的攻击5个维度，采用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各分数相加得总分，分数越高代表攻击性越强。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90。

1.2.4 行动冲动性 采用中文版Barratt冲动性量表（BIS-11）[8]中的行动冲动性分量表评估患者行动冲动性水平，该量表用Likert 4 级评分，1 表示“几乎不”，4表示“几乎总是”，共11个条目，各条目分数相加得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行动冲动性水平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为0.71。

1.3 中介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构建酒依赖、焦虑、攻击行为及行动冲动性的中介模型（图1），综合考察酒依赖、焦虑和冲动性人格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检验焦虑在酒依赖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行动冲动性在焦虑和攻击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图1 酒依赖、焦虑、行动冲动性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假设模型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小于40%的临界值，提示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SPSS中的Process 宏程序，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P ＜0.05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26.63%。

2.2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 患者MAST评分（9.09±5.47）分，SAS 评分（33.57±9.30）分，行动冲动评分（34.58±18.63）分，攻击性评分（32.60±18.14）分。酒依赖、焦虑、攻击行为及行动冲动性变量间均呈正相关（均P ＜0.05）。酒依赖、焦虑、攻击行为、行动冲动性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均P ＜0.05）；年龄与酒依赖呈正相关，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均P＜0.05），与其他变量无关（均P ＞0.05）。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2.3 焦虑在酒依赖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酒依赖对攻击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0.15，P ＜0.05）；将焦虑和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以后，酒依赖对攻击性行为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 =0.24，P ＜0.05），酒依赖对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0.46，P ＜0.05），焦虑正向预测攻击性行为（ =0.36，P ＜0.05）。中介效应ab=0.16，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1 ～0.20。

2.4 行动冲动性在焦虑和攻击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行动冲动性在焦虑与攻击性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行动冲动性对中介模型其他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为了进一步揭示行动冲动性的调节作用，根据行动冲动性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1 SD）。当行动冲动性水平较低时（-1 SD），焦虑对攻击性行为的作用比较小（bsimple=0.20，P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38；当行动冲动性水平较高时（+1 SD），焦虑对攻击性行为的作用较大（bsimple=0.63，P ＜0.05），95%的置信区间为0.45 ～0.82（图2）。当行动冲动性水平较低时（-1 SD），中介效应ab=0.15，Boot SE=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29；当行动冲动性水平较高时（+1SD），中介效应ab=0.45，Boot SE=0.10，95%的置信区间为0.27～0.66，见表2。

图2 行动冲动性在焦虑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2 行动冲动性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在酒依赖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一间接效应的后半段路径会受到个体行动冲动性人格的调节。即被试者行动冲动性水平越高，焦虑对攻击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本研究结果显示，被试者酒依赖、焦虑、攻击行为和行动冲动性两两间均呈正相关，这与文献[9-10]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介效应检验证实焦虑在酒依赖和攻击行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11]。酒精作为中枢神经抑制剂，长期使用可能改变前额叶、杏仁核等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认知功能受损合并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感症状，进一步诱发个体攻击行为的产生。本研究还发现，焦虑在酒依赖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会受到行动冲动性人格的调节。这可以用Anderson 等[3]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AM）来解释。外部来源和内部因素是促使攻击行为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在酒精刺激导致的焦虑状态下，行动冲动性水平较高的患者可能具备更强的驱动去表现出攻击行为以缓解焦虑情绪带来的“不安全感”。因此，想要有效降低男性酒依赖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不仅要减少酒精摄入，还要尽量缓解酒依赖患者焦虑情绪，降低个体的行动冲动性水平。

尽管本研究探讨酒依赖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为预防和干预酒依赖患者的攻击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女性酒依赖群体的攻击行为不同于男性，大多指向内部或侧重关系攻击，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酒依赖在不同性别间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其差异。其次，横断面研究无法阐明因果关系，未来可结合追踪研究等方法深入探究酒依赖与攻击行为的内在机制。最后，本研究只关注了酒依赖患者的焦虑情绪，而有研究表明，抑郁情绪在酒依赖患者身上尤其是在酒精戒断后期特别突出，可能会导致自杀等极端问题行为的产生[12]。因此，抑郁情绪与攻击行为特别是与自我攻击行为间的关系及其潜在心理机制也亟需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