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舞者宋教仁的选择

□吴双江

1882 年4 月5 日子夜时分，在被誉为世外仙境的桃花源旁的乡村，青松翠竹簇拥着的一座封火筒子的古宅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在清末民初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宋教仁。今年是宋教仁诞生140 周年，人们怀念、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因为这个历史人物牵动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他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被美国汉学泰斗费正清喻为“中国杰斐逊”。

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阳光的政治家，也是20 世纪政治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流星——1913 年3 月20 日夜晚，行将赴京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身亡，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民主宪政运动也随着宋教仁的离世无疾而终。

宋教仁殉难时只有31 岁，被历史学者梁江涛称为“一个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孤独舞者”，是个有大视野、大思想、大作为的年轻人，他在20 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坚定的革命者与爱国者

在120 多年前，宋教仁和黄兴、孙中山一起寻找救国之路。在民国历史上，他们三人并称“孙黄宋”，都是影响近代中国的元勋级人物。他们一起干革命之时，宋教仁才20 多岁。一般来说，2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还是毛糙的小伙子，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然而，宋教仁不是。

国亡家破的特定时期，西风东渐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宋教仁这样的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因而他从小就忧国忧民、立志报国，对腐朽的清王朝疾恶如仇，势不两立。

宋教仁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宋家的左侧是闻名遐迩的桃花源，前面是汩汩滔滔的沅江。他4 岁便入私塾读书，开始诵习诗书的传统求学之路。年幼的宋教仁天资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加上又非常用功，所以尚在“总角之龄便扬名于乡里”。10 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宋教仁12 岁以后，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偌大的中国,几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甲午战争失败后，他流涕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立志文不借笔，武不借刀。

1902 年，宋教仁考入武昌普通中款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宋教仁，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3 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汉宣传革命思想，结识了宋教仁。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好朋友。1904 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治纲领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并开始策划长沙起义，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事情外泄后，清政府派人去桃源县缉拿，宋教仁连夜抄小路出走，走到水流湍急的沅江边，无路可走。追兵越来越近，还好此时一个渔翁恰巧经过救了他。为了纪念这位老渔翁，宋教仁也自号“渔父”。

同年，宋教仁流亡日本，先后在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等各种文稿，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这些新理论、新思想如涓涓细流，成为后来他起草宪法的活水源泉。

宋教仁既是坚定的革命者，又是忠诚的爱国者。在短短10 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关注着反清革命斗争的局势，也紧盯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阴谋行径。因而，他既不像立宪派那样因担心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瓜分，而寄希望于清政府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像有的革命者那样只注重反清革命而忽视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蚕食阴谋。

他对日本和俄国两邻国的动向尤其关注，在日记里经常记载我国边境动态以及有关日本、俄国的军事动向。在武昌起义前的大半年时间里，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共写过75 篇时评和政论文章，其中有关边疆危机、对外交涉和国际时局方面的文章多达46 篇，占61.3%。

人所共知的《间岛问题》一书的问世，更能说明在兼顾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上，宋教仁比一般革命党人要高明。1907 年，宋教仁为保卫国土不被日本人占领，开始搜集大量史证，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日方得知后，愿出高价收购，遭宋教仁拒绝。1909年，在中日关于领土争议谈判中，是《间岛问题》一书使中方获胜。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269 年间，就领土归属争议谈判达数十次，这是唯一取胜的一次。从宋教仁这里，可以看到革命和爱国，二者本不矛盾。

兼顾务实与创新

1911 年11 月9 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了一部法律——《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7 章60 条，鲜明地体现了民主、立宪、共和的思想，否定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体现了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描绘了共和国方案的具体蓝图，成为当时各省革命党人效法的榜样。一个新生的政权，在成立后仅一个月就公布这样一部治国之法，确实令人惊喜。这个文件的起草者，就是不到30 岁的宋教仁。

宋教仁认为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难，难在以后平稳推进新的政治制度，他明确了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体制——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明确提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也由此，宋教仁成为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事实上，宋教仁年轻的生命，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是为维护宪法的权威而战。

1910 年前后，在起义中，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在边地举义，作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

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多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所谓中策，就是在长江流域准备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到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清政府在几个月内被推翻。

之后在1911 年，宋教仁在湖北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912 年1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担任法制局局长，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而南方革命阵营与此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宪法性的文件，其中规定民国中央政府组织责任内阁制，这一规定是当时革命党人担心袁世凯独裁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民国成立后，为了从根本上制约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并使之成为民初最大的政党，希望依靠这个党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

他到各地宣传国民党的纲领，宣扬自己主张的内阁制，反驳政敌的非难。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夺得众、参两院870 个议席中的392 席。

有专家认为，这个“国民党”，不同于1924 年孙中山主导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

新中国建立后，1954 年，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宋教仁有过贡献的《临时约法》作了历史的肯定，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有学者认为，湖湘文化培育了革命领袖宋教仁，他也进一步地弘扬了湖湘文化中务实和创新兼顾的精神。正因为做到这两个兼顾，宋教仁凭借着视野的开阔性和政治嗅觉的敏锐性，能在革命中始终保持进取之心，不盲从、不随大流，体现了其政治品格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也由此，宋教仁在那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里，能够成为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革命领袖，为世人瞩目。

1905 年，华兴会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四为宋教仁

“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然而对宋教仁来说，31 年的人生，实在太短，还不够救中国……

那些反清、爱国的箴言、武昌花园山激辩时政的时光、湘鄂交界谋划起义的艰苦、在东京时挥就雄伟文字组织同志的雄心、在檀香山高举大旗的希冀、在上海为革命奔走的辛劳、在香港远望南海的绝望、在武昌烈火朝天的奋发、在南京殚精竭虑的日夜……终不抵枪弹轻轻弹破皮肤、刺入内脏的那一瞬间。

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他终是怀着壮志未酬的不甘，沉沉地睡去。

近代湘籍学人章士钊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所能安；势之顺道，人毁之誉，不遑顾也。”此话用来概括宋教仁短暂的一生，是恰如其分的。

宋教仁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始终在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奋斗之中，用行动阐释着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这值得所有青年人敬重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