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形象与共同体想象

张伶聪 宋华尚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是“塑造英雄、传递英雄主义情结的重要载体”。正是基于英雄主义情结，灾难电影创造的英雄形象才成为当代年轻人争相效仿和学习的榜样。

当前对灾难题材电影中英雄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灾难电影着力塑造有缺陷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中国灾难电影倾向塑造完美的集体主义英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是寓于集体之中的个体英雄，是自我的集体想象物；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受西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中国灾难电影出现对个体英雄叙述的转向。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在对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并未达成一致，因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观性程度较高，存在分析因人而异的情况，且个案分析居多，研究结果难以覆盖更多的样本。定量分析能更为客观地分析研究对象，适合对显性的要素展开研究。在形象研究方面，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制定了较为科学的研究维度和类目，具备较强的借鉴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类型和塑造倾向展开分析，同时结合文本分析方法对具体结果进行解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1905电影网是专业级电影新媒体发布渠道，丰富的电影资讯使其成为检索中国电影信息的重要数据库。豆瓣电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电影互动社区，收录了百万条影片资料，涵盖研究电影的重要数据。为防止单一数据库收录影片不全的情况，本研究选取1905电影网和豆瓣电影作为案例选取平台。以“灾难电影”为关键词，时间限定为2000—2021年，共检索到45部影片作为研究案例(如表1所示)。

表1 国产灾难电影(45部，2000—2021年)

(二)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归档文本展开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即研究对象是先于研究而存在的文本。研究者可以根据问题单方面对文本展开分析，而不影响研究对象，是一种非介入性的研究方法，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定量性。本文所使用的内容分析工具是DiVoMiner。

由于文本探讨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参考多篇影视内容分析的类目设计，并对45 部电影进行观看之后，确定本文的最终测量类目，主要由基本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和行为属性4个维度17个指标构成。其中，个人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幸存、自身是否面临生死困境等；社会属性包括职业、是否婚姻、是否有子女、社会关系是否和谐、曾经和现在的灾难中是否失去亲人等；心理属性包括是否面临心理困境及具体困境是什么、内心困境最终是否得以解除等；行为属性包括是否救人、救助的是群体还是个体、救助的具体包括哪些人、是否救助成功等。

从案例库中随机抽取10%的案例作为测试库，编码员独立编码后进行信度检验，统计结果显示总体复合信度霍尔斯蒂系数为0.93，达到最佳信度。按照类目标准对剩余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英雄形象基本概况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塑造，从类型上看，集体英雄居主导地位，占比73.3%；个体英雄兼而有之，占比26.7%。特别是在集体主义叙事中，展现出四类共同体类型，分别是职业共同体(69.7%)、中华民族共同体(24.2%)、家庭共同体(3.0%)和人类命运共同体(3.0%)。从类别上看，人物主要集中在救援者、幸存者和普通市民三种类别，其中救援者占比77.8%、幸存者占比20.0%、普通市民占比2.2%。从性别上看，男性英雄形象居多，占80.0%；女性英雄形象甚少，仅占20.0%。

(二)救援者：战胜灾难的救世英雄

在个人属性方面，当灾难来临时，冲在救援第一线的英雄多为男性，占比88.6%，女性为11.4%；从年龄上看，中年英雄占比60.0%、青年英雄占比37.1%、老年英雄占比2.9%；在救援中，80%的救援者都面临生死困境，仅有65.7%的救援者能在案例影片的灾难中幸存。

在社会属性方面，从职业上看，救援者职业身份多元(如图1所示)，以消防员和军人占比最多，均为14.29%，97.1%的救援者有团队配合并肩作战。从家庭上看，救援者已婚的占45.7%，育有子女的占31.4%。在曾经的灾难中，失去过亲人的比例高达70.0%，在此次的灾难中，又有8.6%的救援者失去亲属。

在心理属性方面，救援者存在内心困扰的比例高达71.4%，且有50%存在心理创伤。困扰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家庭(56.3%)、职业(25.0%)、外部人际关系(12.5%)。历经灾难，救援者的社会关系和谐率由45.7%上升到80.0%，56.0%的救援者内心困境得以解除。

在行为属性方面，救援者主要救助的群体占比达88.6%、个体占比11.4%；救助的个体中女性、老人和孩童最多，占比62.5%。群体救援，特别是救助全人类的中国英雄数量，2019年比2019年之前增长一倍。35位救援者全部救援成功，上演了中国英雄拯救苍生的神话。

图1 救援者职业分布情况(3) 图片来源：由编码统计数据绘制而成。

(三)幸存者：克服创伤的平民英雄

在个人属性方面，灾难过后的幸存者多为女性，占比55.6%，男性幸存者占44.4%；从年龄上看，青年占55.6%、孩童占22.2%、中年占22.2%。

在社会属性方面，从职业上看，幸存者职业十分多元，有人力资源、个体司机、地质学家、学生、导游、工程师、矿工、下岗工人等。从家庭上看，66.7%的幸存者未婚和无子女。没有经历过类似灾难的幸存者，占比66.7%，经历过类似灾难的为33.3%，在案例影片的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高达55.6%。

在心理属性方面，幸存者存在内心困扰的比例高达77.8%，且66.7%的幸存者存在心理创伤。在困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家庭因素占主导，占比75.0%。灾难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幸存者的社会关系和谐率均为55.6%，灾难并没有呈现幸存者的社会困境，仅是呈现灾难和因灾难失去亲人的心理创伤，但87.5%的幸存者内心困境最终得以解除。

(四)普通市民：找寻自我的个体英雄

在45部灾难电影中，仅有一部以普通市民为主人公展开叙事。灾难之前，其与妻子离婚逃离武汉去创业，灾难来临又失去了父亲，为了照顾哥哥不得不返回武汉。疫情成为其人生的一次契机，灾难发生后，他救助了女乘客和孤儿，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中实现了成长，学会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正是此前在家庭关系中责任的缺失，造成其父亲和丈夫身份的失语，在灾后全部复归，社会关系恢复和谐。

四、结论与讨论

(一)英雄形象：男性视角建构的性别想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里中、青年男性居多，占比高达七成，而被救助者和幸存者以女性、老人和孩童最多，占比近六成。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中国灾难片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进行建构的，尤其是青中年的男性群体，在片中大多扮演着救世主般的英雄角色。女性、老人、孩童则多作为被救援的对象和幸存者，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未来的希望。

一方面，这样的英雄范式设定与男性在身体素质、力量、体力、行动力上具有生理性的天然优势具有密切关系。受荷尔蒙和雄性激素影响，男性的外在形象往往显得更高大、健壮，骨骼和肌肉相对来说都较为发达，这使得男性角色在面临重大灾难时往往可以更大效度地开展救援活动。另一方面，抛开生理和自然角度上的体力优势不谈，数千年来沿袭下来的男权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创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潜意识倾向。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男权主宰社会环境的历史现象，即在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不同领域中，男性往往都占据着更为权威的位置，男人在前台，而女人多作为辅佐性的背景存在，从而形成了在一定历史时期里被普遍认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模式。因此，不管是日常家庭生活还是面临外来风险时，通常都是由男性挺身而出，首先奋战在救灾第一线，而女性、老人及孩童等群体则作为被优先救援的对象幸存下来，延续了人类的生命和信仰。

此外，就中国灾难电影中仅占比20.0%的那些女性英雄而言，其成为英雄的旅程也绝非易事。美国作家约瑟夫·坎贝尔曾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以男性为中心归纳了神话中原型的“英雄旅程”，此后莫琳·默多克又在《女性英雄的旅程》中运用女性心理分析对坎贝尔的著作原型进行延伸和重构，提出一套专属于女性英雄的成长旅程原型，认为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通往英雄成长之旅的第一步就是与其自身原本的传统女性特质做分离，第二步则是在男性智者的引导下与男性特质产生认同，并踏上一条非常接近于男性角色的“考验之路”。在承受了多重的心理及生理考验，并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之后，女性英雄会急切地产生与女性气质再度结合的需求与渴望，并最终实现“超越二元性”。因此，无论是从男性英雄在灾难电影银幕中所占高比例而言，还是对女性英雄在电影中的“曲折旅程”的解构，都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灾难电影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以男性视角出发建构的性别想象。

(二)灾难事件：英雄生命历程的“常规”经验

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生命历程理论侧重于关注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显然，无论从个体视角考察还是人类历史维度审视，灾难成为个体生命历程和人类历史变迁中不可消除的“常规”经验。灾难在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巨大冲击已然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时空、生命关联性、生命时机、个体能动性以及毕生发展性。在灾难发生之前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往往围绕社会空间展开，家庭空间常常消解在主人公的工作空间之中。人物的社会关系总是呈现为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姐)弟(妹)关系的失和，尤其对主人公而言，在家庭场域中缺席，造成其多重身份的失语。尽管灾难事件本身会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发生时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灾难事件本身，灾难往往来临于家庭关系几近崩溃之时，成为主人公弥补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缝隙，实现家庭场域“在场”以及多重身份复归的绝佳境遇。

与此同时，个体能动性的作用形塑着自身的生命历程，在社会机制与个人特质的交互影响下，个体将具有不同的生命体验。灾难在物质上造成的破坏可以慢慢被修复或重建，但是灾难给人类心灵带来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逝。灾难过后，主角要如何接受失去至亲的苦痛、如何重新拾起迈向新生活的信心，并做好准备遭遇下一次灾难，这些都会引起观众的好奇和共鸣，从而使之感悟到对死亡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关怀。不管是救援者还是幸存者均有较高程度的内心困扰及心理创伤，而当灾难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救援者获得了更高的自我价值认可，其社会关系和谐率实现了大幅提升，大部分幸存者的内心困境也最终得以解除。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电影人物生命历程中实现自我成长、创伤疗愈的重要契机。

(三)集体主义：东方语境下的共同体想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塑造，集体英雄居主导地位，且有团队配合并肩作战。可见，区别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表达，中国灾难电影中的英雄形象根植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语境中，崇尚集体主义的力量和韧性，强调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这种根植于东方思想价值观念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灾难片中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呈现。在中国灾难电影中，鲜少出现好莱坞式的个人超级英雄单枪匹马独自拯救世界的桥段，主人公通常需要团队与伙伴的支持和帮助，齐心协力达成救援目标，从而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实现。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一般可以理解为若干人在保持互动和共同关怀的基础上，基于一定的行为标准或社会规范组织的群体，他们通常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情感理念、生活方式等。在灾难电影的集体主义叙事中还展现出四类共同体类型，分别是职业共同体、家庭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涂尔干·埃米尔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可以通过“职业共同体”来促进社会整合。“职业共同体”即“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法人团体”。在一些诸如军人、警察、消防员、医生等性质较为特殊的职业共同体里往往蕴含着一种浓厚的道德力量，它可以遏制个人利己主义思想的滋生和膨胀，能够成为链接个人与民族乃至国家的纽带。中国式灾难片中的英雄，大多由消防员、武警官兵和军人等集体性角色构成。这些职业角色通常成为国家集体意识的缩影，具有光明正大、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哪怕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

在家国同构的视野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面，主流价值观倡导的是先有大家后有小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思想观念直接而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灾难片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即使在过往灾难中有过痛失亲属的悲惨经历，抑或此刻背后有着挂念自己的“小家”，但作为英雄的救援者依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投身拯救“大家”的伟大事业中。在历史与民族的真实苦难记忆面前，具有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大无畏英雄表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其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于自我的集体想象。中国英雄的神话，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折射。末日来临时全人类通力合作以保卫人类共同的家园，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国家都像是一滴渺小的水滴，最终汇聚成人类共同命运的长河。

结 语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45部中国灾难电影的量化分析，本文指出中国灾难电影英雄形象的呈现和表达立足男性视角，与西方电影话语趋同；中国灾难电影塑造三类英雄形象，分别为战胜灾难的救世英雄、克服创伤的平民英雄和找寻自我的个体英雄。其中集体英雄居于主导地位，集体主义叙事成为显著的创作倾向。与西方灾难电影个人英雄主义表达不同的是，中国灾难电影倾向塑造集体主义英雄形象，实为东方语境下的共同体想象；在灾难经验的再现上，中国灾难电影倾向将灾难视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常规”经验，超越灾难意义本身，将其缔造为个体弥补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缝隙的绝佳境遇，亦是个体实现自我成长和创伤疗愈的重要契机。总而言之，中国灾难电影表现灾难、超越灾难，通过塑造一系列的集体英雄人物形象，书写了人性之崇高，在英雄的成长旅程中弘扬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精神传承与情感动员，将带给观众无限的感悟和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