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的世界气象组织改革及其对气象教育培训的影响*

李 攀

(中国气象局，北京 100081)

世界气象组织(WMO)作为联合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前身国际气象组织(IMO)的建立起，已经走过150年的历程，其轨迹覆盖了现代气象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满足全球对天气、气候和水文专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和协调国际气象数据资料的交换，WMO进行了大幅度机构和治理改革，与联合国一道致力于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优化资源利用，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2019年6月，第十八届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2020—2023年战略计划》，批准了WMO改革计划[1-2]。IMO和WMO近15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世界各国气象逐渐走向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的历程。

教育和培训在WMO成立之初就被看作是提高各国气象能力建设方面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部分。WMO机构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改革理念的不断深入，对教育培训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气象教育培训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在疫情和改革双重影响下，如何更好地面对挑战，并在挑战中不断寻求机遇，是各国气象教育培训部门亟须探索的问题。

一、WMO的诞生与沿革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气象密切相关。从古人看天吃饭，被动地接受气象带来的各种挑战，到人类对天气的科学化认识并加以利用，再到各国气象逐渐走向合作并逐渐深入，人类的气象科学史走过了漫长的旅程。

(一)古人对气象的感性认识阶段

人类对气象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文明史中所记载的两个科学中心，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古地中海欧洲[3]。随着亚里士多德《气象通典》的问世，人类对气象的认识开始从古代神话的王国摆脱出来[4]。14世纪初，欧洲科研人员对天气进行了全面的观测和记载，并随着文艺复兴，特别是哥伦布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新航路探索，促使人类对气象产生了更加科学和理性的认识。

(二)人类对气象理性认识阶段

欧洲文艺复兴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也拉开了气象科学发展的序幕。随着世界各地观测站的建立，观测数据日益丰富，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观测资料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三)气象逐步走向国际化合作阶段

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转，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催生了全球对世界各海域可靠、定时的天气预报。为此，统一气象观测标准、共享气象资料、开展天气预报逐渐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

1853年，第一次国际气象大会在布鲁塞尔举办，来自9个国家的12名海军军官代表出席了会议[5]。会议在加强国际合作、共享气象观测数据、制订气象标准和方法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3]。1873年，国际气象组织(IMO)作为非政府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组织正式成立，各国均在自愿的基础上履行国际气象工作。

IMO组建后的七十多年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气象合作造成了极大冲击，但国际数据交换和共享这一初始原则始终未曾改变。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气象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而IMO作为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适应其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1947年9月，国际气象组织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对新的世界气象公约文本达成了协议，确立了新机构名称——世界气象组织(WMO)。1947年10月11日，31个国家代表在新的世界气象组织公约上签字，这是国际气象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6]。1950年2月23日，世界气象组织作为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正式成立。1951年，WMO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

二、WMO改革与趋势

气象科学与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面对急剧变革的世界整体形势、严峻的气候环境变化，WMO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势在必行。

2019年，世界气象组织在第十八次大会上通过了各项改革和“换挡提速”的措施。2020年9月28日至10月2日，WMO执行理事会第72次届会(EC-72)远程会议方式在线召开。来自WMO执行理事会成员的2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2021年WMO特别大会筹备、战略计划实施进展、改革后续工作、资料政策、规则修订、IMO奖、财务及审计和监察事宜、指定执行理事会代理成员等议题，提出了WMO改革落实的具体路线图。

(一)WMO机构改革

2019年，第18届世界气象大会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WMO)全面改革议案，此次改革从机构改革开始。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目前WMO的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

改革前的WMO的组成机构由执行理事会(Executive Council,EC)、6个区域协会(Regional Association,RA)、8个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TC)、秘书处和其他机构组成(见图1)。

图1 改革前的WMO组成机构

改革后的WMO组成机构包括执行理事会、区域协会(RA)和秘书处。其中，执行理事会包括政策咨询委员会(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PAC)、技术协调委员会(Techni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TCC)、科学咨询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Panel, SAP)，如图2所示。

图2 改革后的WMO组成机构

具体来说，改革前的航空气象委员会、农业气象委员会、气候委员会、水文委员会、政府间气候服务理事会整合成服务委员会，旨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利益做出明确决策、提供服务；改革前的基本系统委员会、仪器和观测方法委员会、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整合成基础设施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开发并实施一个全球协调网络，用于获取、加工、传输并分发地区系统观测资料，以期更好地为服务委员会提供基础数据和设施支持；改革前的大气科学委员会、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整合成研究议事会，旨在确保WMO各项研究计划的实施和协调，确保WMO长期战略目标的落实。其中，WMO教育与培训办公室设在WMO秘书处下的会员服务和发展司，旨在为各国气象和水文部门的发展和会员所需的天气、水和气候信息等提供服务，并灵活服务于改革后的三大委员会。

WMO由8个技术委员会整合为3个技术委员会，旨在“软”“硬”两条腿走路，一条涉及气象设施与系统等“硬件”，另一条涉及气象服务等方面的“软着陆”。改革后的WMO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更加强化系统的整体集成与协调，更加强调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精简后的机构框架更方便招募全球顶尖专家，更有利于非政府间组织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参与。

同时，WMO由基于项目的管理逐渐转向基于目标的管理。改革前，WMO有两大管理方式，一个是基于项目的管理，与预算直接关联；一个是专业技术委员会负责制。秘书处负责对这两大方面提供支撑。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在WMO系统中的占比不高，代表性不够。WMO尚未形成扶持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工作机制，未能促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工作者进入WMO相应的学术或技术专业智力层面。

(二)WMO推动大气科学发展的改革举措

WMO战略计划多次强调跨学科的融合研究。WMO现任秘书长佩蒂瑞·塔拉斯博士谈到改革时认为，“地球系统内很多学科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我们没法在不了解海洋、水文或大气化学成分等情况下探讨气象问题。此次，WMO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将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在提到观测、服务和科学等问题的时候，要有地球系统的视野和部署。通过整合所有这些要素，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全世界，同时也能促进《巴黎协定》和《仙台协定》的实施，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重大决议充分说明，WMO重视多学科领域融合去解决当前的天气、气候问题，重视加强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科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海洋气象科学发展方面，从满足单一需求向适应多需求发展，实现与多学科领域的融合。传统的海洋气象学作为气象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海洋上的各种大气现象及其对海上航运及沿海地区的影响，包括对大气和海气相互作用对海洋远海、近海和沿岸影响的认知，以及海洋气象知识及信息的应用[7]，研究领域和范围相对单一。当前，海洋气象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包括海洋与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环境预报与地球系统模拟与预报、海洋观测与全球气候系统监测、海洋知识传播与能力建设等方面，更加注重其他学科融合发展。

从地球系统预报科学发展方面，体现了从满足单一科学问题的解决向适应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客观定量预测和综合应用，实现多学科融合发展和服务重大治理目标(如气候治理等)的导向。对此，WMO第十八次大会已经做出决议，要通过新组建的基础设施委员会推动这一发展。

从灾害风险互联影响及治理科学发展方面，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合，更好地切入经济社会发展；以影响预报技术和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发展为切入点，推动全球和区域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GMAS)建设，为降低灾害风险和建设韧性社会提供科学治理支撑。

在气候变化研究成果应用与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的实施方面，努力从满足专业服务需求向与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结合发展。WMO正在强化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协同与整合，特别是强化与IPCC的协同，强化WCRP、GFCS、水文与水资源计划、气候应用服务计划等的整合，强化气候变化知识、认识和影响评估与各国气候治理工作、气象服务工作实际的结合，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实施的重要方向。

在强化伙伴关系和区域发展，推进价值链延伸和事业发展支撑的可持续性方面，此次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要加强与相关学术界、企业界、国际发展组织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区域能力建设，推动综合发展、融合发展、区域发展、多学科价值链的延伸和发展方式的可持续。当前，与私营企业合作的重大挑战是数据开放与共享的公共政策问题。在2021年10月召开的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上，WMO通过了地球系统资料国际交换政策，明确了在7个学科和领域(天气、气候、水、大气成分、冰冻圈、海洋、空间天气)的数据资料将继续免费、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共享，同时，新政策扩大了参与交换的实体范围，明确将私营部门、科研院所纳入全球数据资料共享范畴。

三、WMO改革对各国气象教育和培训的影响

(一)WMO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教育和培训被各国看作是提高能力建设中最重要、意义最深远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气象部门从长期依附于某一比较发达国家的附属组织变成独立自主的部门。一些新成立的国家成为世界气象组织的新成员，非常需要来自WMO教育与培训方面的支持，以提高本国的气象人才基础建设。WMO也很快认识到，在一个有效的气象组织中，人员的教育与培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WMO在成立之初就将教育与培训作为高优先重点工作[8]，并写进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鼓励并协调全球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和培训。各国气象水文部门，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紧要任务，是切实采取行动开展能力建设。

随着WMO培训活动范围的扩大，1965年，WMO建立了气象培训专家小组，主要任务是协同秘书长对发展中国家气象部门的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培训组织工作，包括设施、会议、讲习班和培训中心等。同时，建立了首批23个区域气象培训中心(RTC)[3]，以提高新成立国家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能力，满足岗前培训需求。培训领域覆盖面广，包含气象、天气预报、农业、航空、气候与气候预测、灾害风险管理、环境、水文、仪器、信息和通信技术、交叉领域，会员国从业人员可通过面授、远程及混合式授课等，参与区域培训中心的课程学习，满足能力发展的需要。

自1958年成立第一个区域培训中心(Regional Training Centre,RTC)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WMO为各国气象教育和培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区域培训中心也暴露出存在的问题，诸如各区域培训中心之间缺乏合作沟通机制，缺乏培训的质量和管理标准，WMO对未来区域培训中心的发展缺乏引导与支持等。

面对这些问题，WMO提出了“全球校园计划”。此计划以WMO各区域培训中心为实施主体，将全球所有的区域培训中心、相关科研机构、相关高校教育培训资源重新整合。WMO“全球校园计划”描绘的蓝图能否推动各国气象培训工作上新台阶、新能级，有待艰苦的努力。相较于其他发展较为完备的国际组织，WMO支撑“全球校园计划”的体制与机制(如知识中心等)尚需丰富与完善。

此外，WMO每四年召开一次教育培训研讨会(SYMET)，这是WMO教育培训计划下最重要的会议。它对成员国开展和发展气象继续教育和培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WMO运用和采纳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经验，构建和完善WMO教育培训新架构、新体系和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咨询平台[9]。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全球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很多国家气象援外培训被迫按下了“暂停键”，或者逐渐由线下转为线上。以美国“业务气象、教育和培训合作计划”(COMET)为例，COMET是美国参与世界气象组织教育与培训专家小组的重要方式，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开发培训资源提供指导和相关援助。自2020年起，与COMET相关的线下课程全部暂停，主要的培训业务依托成熟的线上远程慕课平台开展。同时，COMET一直重视与高校、科研院所、私营部门的合作，在课程模块的设置中，特别增加了7项高校支持的基础课程,包括动力气象学、环境卫星和雷达、中尺度气象学、物理气象学、天气气象学、热力学气象学、气象学导论，而实践类课程主要由来自相关业务部门、私营公司的专家授课。这与WMO改革中“邀请高校、科研院所、私营部门参与”的动议不谋而合。

(二)WMO改革对中国气象援外培训的影响

我国气象对外援助培训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接受刚刚独立的国家学员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华进行学习，另外一种是派遣气象专家赴所在国家进行现场指导。以越南为例，中越两国从1954年开始进行气象科技往来后，就中越通航和对其进行气象援助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应越南要求，1957年起，中国气象局接受越南实习生在台风预报、气象仪器检定、农业气象等领域的学习，同时，派出专家赴越南开展短期天气预报业务培训。

此外，中国恢复在世界气象组织合法席位后，积极参加WMO各种自愿援助计划。在教育培训领域，中国参与的资源援助计划可概括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始于1976年的多国别考察活动。中国气象局每年邀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气象水文管理人员来华交流气象业务，宣传中国气象成就，促进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部门的合作。截至2019年，多国别考察活动共举办49期，受到全球气象界的欢迎，成为加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效仿项目。另一种是建立WMO区域培训中心，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气象人力资源水平。目前中国已经成功建立两个区域培训中心，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南京区域培训中心和世界气象组织北京区域培训中心。

在WMO改革和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我国气象援外培训进行了调整，在培训方式和培训理念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不断调整并适应WMO改革的步伐，同时满足我国气象国际合作的要求。

首先，在培训方式上，全部实现在线远程培训。改革后的WMO教育与培训办公室特别召开了线上“全球校园”会议，旨在加强各区域培训中心之间的交流，迅速解决当前培训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国气象援外培训脱颖而出，在全球气象培训暂停之时，依托中国气象局的远程慕课平台，迅速实现了面授转为线上培训的过渡，培训规模和培训领域迅速飙升，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便利的培训方式、更丰富的培训内容，而且为WMO其他区域培训中心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进行培训提供了借鉴，得到世界气象组织和受援国的高度赞誉，在多个国际场合成为赢得对我支持的重要基础。

其次，在培训理念上，更加贴近WMO重点改革领域。鉴于世界气象组织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全球系统的理念”“交叉科学”“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我国气象援外培训在培训领域、培训内容、受训学员等方面进行了迅速跟进和调整，引导学员更好地理解全球气象治理的理念和WMO的改革理念。在培训项目设置上更加全面，涵盖气候变化、临近预报、航空气象、防灾减灾、农业气象、全球观测、气象卫星等“全球系统理念”等多个领域。在培训内容上，注重增加交叉学科的课程，包括气象经济学、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相关培训内容，同时开设“公私伙伴关系”学员论坛。在受训学员方面，为更好地宣传WMO推行的“公私伙伴关系”理念，我国气象援外培训拓宽了国际学员的招生渠道，除招收来自各国政府部门的气象人员外，也开始招收各国科研部门、高校、军队、公司等非政府机构的学员。

全球疫情导致WMO改革步伐减缓，而我国气象援外培训在深刻理解WMO改革理念和改革方向后，依托多年的培训实践，逆势而上，2020—2021年，共举办国际培训班18期，国际学员近4000人次(见图3)。在受援国区域覆盖面上，国际学员国别范围覆盖世界气象组织的全部六大区协，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4)。目前，中国气象援外培训在培训规模和学员数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气象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巨大帮助，也为国际社会探索后疫情时代下如何有效地举办培训提供了参考模式。WMO主席戴维·格莱姆斯称赞中国气象援外培训“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重要。”

图3 2016—2021年气象援外培训人数

图4 2002—2021年气象援外培训国际学员区协分布情况

四、结论

当前WMO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深水区，迎来全新的发展时期。在世界各国的推动下，联合国也面临改革的巨大挑战。一个以国际安全危机快速处置和可持续发展议题有效实施为重点，以机构更综合、运行更有效为导向的联合国改革正在酝酿之中。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WMO要迎难而上，直面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更加敏捷的姿态引领全球气象事业的发展。

教育培训是WMO的重要领域，在提高各国能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广WMO改革理念、提高各国气象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WMO机构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改革理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疫情常态化趋势的延续，给气象教育培训带来极大挑战。因此，在疫情和改革双重影响下，如何更好地面对挑战、并在挑战中不断寻求机遇，是各国气象教育培训部门直面的、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我国气象援外培训在WMO改革的背景下，紧抓WMO的改革理念和改革重点，在气象援外培训领域迅速进行调整，并在全球疫情肆虐情况下，大胆变革和创新，成为国际气象培训领域的典范和引领者，为我国在多个国际场合赢得话语权。我国气象援外培训顺应国际社会气象改革的趋势，引领气象教育培训改革发展，这可供我国相关部门参与其他国际组织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