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学者：我的祖国陷入崩溃的真正原因

斯里兰卡学者： 我的祖国陷入崩溃的真正原因

Ahilan Kadirgamar 斯里兰卡贾夫纳大学社会学学者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欧亚科学研究会”，访谈原刊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m和Himal： Southasian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里兰卡历届政府一直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政策，这种趋势在2009年战争结束后加速。此外，尽管历届政府的政策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但新自由主义愿景塑造的主旨仍然相同。例如，拉贾帕克萨政权在福利主义和农村振兴的言辞中隐藏了其对市场高度友好的政策。然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金融部门的优待和对关键公共部门的低投资时，他们的新自由主义偏见不容忽视。

回到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斯里兰卡的经济一直受到地缘政治操纵的影响，它如今仍然是一个易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经济体。因此，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一直对斯里兰卡有着巨大影响。斯里兰卡的进口比出口多80%，这意味着，无论政策如何，如果任由外部市场自发调节，实现收支平衡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限制进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食品、药品和中间产品（包括生产、国内消费和出口所需的燃料）等必需品。为了优先处理此类进口，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分配系統，由国家负责进口。从事进口的私人贸易商不会优先考虑（这类商品），如果奢侈品的利润率更高，他们就会转向进口奢侈品，就像过去两年那样。

拉贾帕克萨在2019年选举后不久采取的减税行动使政府收入下降到占GDP 9%的历史低点。因此，政府无法在这场毁灭性的危机中向人民提供救济。在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公众来说都很难负担，政府应该实施财富税，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样既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可以用于国家投资，创造需求，刺激生产，摆脱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上借鉴的话，情况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两个选择。在这场危机中，凯恩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手段，一种以社会福利国家为顶峰的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拯救了资本主义。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何其相似，问题是斯里兰卡是否愿意跳出思维定势。无论我们是否乐意，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包括全新制度的出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危机后的食品补贴、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体系，或是70年代危机后国家和社会的新自由主义重组。

“三十”而立？—适婚年龄女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时间压缩

邱婕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

身体是生命时间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并以年龄这一社会时间单位为量尺，标刻了婴儿期到成人期，再到老年期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变化。从时间性特征切入，身体是生命历程制度化过程的起点。首当其冲的是“老”的象征意义建构，并产生对女性的年龄歧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是崇古尊老，直至1780年美国出现“恐老症”，长老权威的政治结构开始瓦解，老年人成为年龄歧视的受害者。现代社会将“老”定义成一种对身体的否定性暴力，恐美人迟暮、年老色衰等文化表达都暗示女性老化贬抑为低价值，这种“厌老文化”加剧了女性的年龄恐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出恐老情绪，老化的身体感知直接反映为容貌焦虑。

观察传播场域的议程设置和话语生产，无论是女性消费品广告以“冻龄”“逆龄”为卖点，还是“90后婚介所”“怦然心动20岁”等恋综节目，诸多隐喻式宣传塑造了年轻导向的价值观和身体镜像，反过来强化了年龄对女性受众日常生活和自我呈现的象征暴力。一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美”的文化批评，“在看/被看的辩证中，女性占据着被看的位置”。“被看”使女性在意的是“悦己者”而非“悦己”，从传统社会“裹小脚”到现代“医美”的盛行，都在强制抹去时间留下的身体痕迹，否定女性的生理发育和成熟。这种“去时间化”的审美感知及其话语实践，折射出烙印在身体上的社会权力。着眼于结构性的文化情境，警惕“美”“自信”文化是否以另一种潜在方式裁制女性身体，反思找回生命权力的可能性。

解析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机制，包括从个体到家庭私域，再到公共领域三个层面，以身体为中心，日常话语、文化伦理、政策规范等结构性力量层层包裹，通过年龄编码将个人生平嵌入社会结构之中。“30岁”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时间标准，加上“适婚年龄”“最佳生育年龄”“高龄产妇”等数据和科学知识佐证，设定了女性工作、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线性时间结构把女性年龄增长量化为价值减损，年龄歧视和时间挤压表现在大众媒体、婚恋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诸多场景。反思“时间去哪儿了”，需要进一步回归女性主体来探讨如何重写生命历程的叙事。

服务新市民、化解行业风险、共塑房地产新模式

本文系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夏磊在公开论坛的演讲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IMI财经观察”

过去二十年，高杠杆、高周转的经营模式的确推动了房地产业超高速发展，我们用二三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年的路，取得的成绩非常显著，但是也带来了极高的债务风险。2021年三季度开始，房企债务风险集中暴露，当前，房地产业内部正在经历98年房改以来最大的挑战。

目前房地产最大的风险是项目烂尾的风险。有些违约的房企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置项目，也没有能力继续建设项目。对于老百姓来说，很多房子是举全家之力购买的，现在开发商交不了楼，内心非常焦灼。接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化解房地产的风险特别是项目烂尾的风险。

研究清楚了新市民、政府、房企的诉求之后，我们发现，新市民需要房子，政府需要提供保障性租赁房，又有资金，开发商有未售房源和未交付的项目，这三者完全可以有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矛盾，有政策可以去解决。最近有些地方政府也有一些探索。6月22日，湖北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加快解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住房困难问题的实施意见》，提出，可购买商品住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可收购符合条件且手续完备、债务清晰的在建工程项目，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售商品住房，自愿可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允许先租后售。我认为这个文件非常领先、非常创新，将来完全可以把化解房地产的风险和解决新市民需求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