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张佑林 王梓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00）

引 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确保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这个论断是对党的百年反贫困历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党的百年反贫困实践成果的高度评价。

近年来，基于“以史为鉴、以启未来”这一重要目标，学术界对于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的实践历程和主要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趋向。其一，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减贫成果的梳理总结，提炼反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叶兴庆、殷浩栋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脱贫、开发式扶贫以及补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短板方面的重大成就，将科学的脱贫标准制定、城乡一体扶贫机制建设和多维度长期减贫总结为推动我国脱贫攻坚的三大法宝。胡洪彬将我国百年反贫困历程划分为革命反贫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反贫时期、改革开放反贫时期及新时代反贫时期四个阶段，将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总体思路概括为根本起点、宏观布局、微观构建、具体运作及力量源泉五大理念。其二，立足于某一理论视角对中国特色反贫道路的作用效能展开阐释。主要有：李正图从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的思想出发，考察并解析了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道路和制度的形成及发展，归纳出这一道路和制度中“依靠谁、如何扶、扶哪些”三大核心命题。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引入结构分析方法，对我国深度贫困的的本质特征、结构属性进行了考察，总结出我国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三大方针，即“普惠与精准相平衡”、“系统干预与个性施策相结合”，以及“短期纾困与长效治理相融合”。其三，围绕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系列论述展开专题研究。主要有：张俊良、刘巳筠、段成荣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相关论述的理论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王驰、燕连福围绕中央提出的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展开研究，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完善教育体系，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加快制度建设，推动消除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机制衔接；加强社会动员，助力扶贫格局拓展四大对策。

综上可见，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道路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政策措施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归纳总结，而对于指导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反贫困具体实践的思想理论却少有释析。在我国百年反贫困历程中的不同时期，我们党创造出了哪些反贫困理论思想成果？如何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遵循着怎样的演进理路？又将如何为新时代我国的乡村振兴事业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理论源头

从经济史的视角来看，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贫困根源论。从亚当斯密的职业分工论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短缺论，从李嘉图的工资制度论到西斯蒙蒂的财富分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贫困根源的深入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来源。基于对上层建筑的性质判别，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意识”贫困说。从生产力发展出发，马克思深入论证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极端贫困的内在联系；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划分了无产阶级贫困的两种样态，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一） 基于上层建筑性质的“政治-意识”贫困理论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综合，它划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或观念上层建筑两大类型。其中政治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被称作是占有者阶级对劳动者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权力，观念上层建筑则被视为是塑造民众的思想工具。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上层建筑都天然带有阶级性质，上层建筑如果缺乏了人民性和先进性就必将成为引致社会贫困的根源。在《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作为资产阶级服务工具的英法“现代国家”剥削无产阶级劳动者，造成社会普遍贫困的事实，谓之“政治”贫困。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比作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指出了其鲜明的阶级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所践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经过知识份子的提炼和改造后，便成为了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意识，这些社会意识借助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力量，可以影响社会氛围，进而实现对个体的思想改造。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贫困潦倒的无产阶级难以产生对贫困根源的理性认识，难以察觉资产阶级对自身的残酷剥削，在物质生活贫困的同时，往往也遭受着思想观念上的“意识”贫困。“政治-意识”贫困的观点，有力地论证了在消灭贫困的进程中，实现无产阶级执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迫切性，启迪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反贫困实践的推进，必须依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社会共识，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贫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

（二） 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端贫困理论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借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劳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本质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马克思对极端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生产力这一范畴贯穿始终。他首先阐述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将人类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界定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更强调了生产力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条件，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由此可见，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不过是普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形式，而极端贫困的解决只能在生产力发展到足以产生剩余产品时才能完成，即“富的程度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算的”。

马克思极端贫困理论中对生产力的论述及其作用的界定，推动了中国长期以来以解放生产力为着力点的反贫思想、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调整生产力发展布局为导向的反贫思想的形成。

（三）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贫困理论

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分析而凝练出的无产阶级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对抗性质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 “资本主义那些创造财富的关系也在创造着贫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天然的阶级对抗性蕴涵在资本积累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获得劳动剩余为目的的资本积累本就是一个“可怕的现实”，这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两种贫困样态。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积累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不断创造出无产阶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断创造出无产阶级隶属于资本的事实，即无产阶级的贫困地位是绝对的。第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表现为无产阶级工资收入比例相较于资产阶级剥削收入比例的逐渐下降。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随生产技术水平进步而提高，这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相对甚至绝对降低。另一方面，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为资产阶级压低劳动力价格创造了条件，即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相对于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恶化。无产阶级贫困理论深度解析了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反向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制度反贫思想”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生产关系调整反贫思想”的重要依据。

综上看来，作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阐明了引致贫困的阶级根源与发展规律，启迪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原则来指导中国百年反贫困伟大实践的开展。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理论演进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减贫思想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制度反贫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治贫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不同历史时期致贫根源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在反贫困实践中科学施策、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减贫思想（1921-1949 年）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沉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尚未拥有掌握自我命运的能力，更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改变广大劳苦大众的赤贫状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要践行消除贫困的远大目标，就不得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率先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与压迫，由此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减贫思想的三大任务。

第一，摆脱民族压迫与经济掠夺。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的宣言中，我们党就把帝国主义列为了每个中国人都应当知道的受苦之源。此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借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压迫使中国人民陷入极端贫困的残酷事实。诸如借侵略战争索取巨额赔款、强设租界掌控中国对外贸易、压迫中国民族工业、垄断中国金融等一系列罪恶行为都表明：帝国主义势力就是旧中国人民贫困的重要根源，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是构成中国反贫困实践的首要条件。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摆脱阶级压迫的必经之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就曾指出，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中国人民要摆脱奴役与贫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进而构成推动中国反贫困事业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

第三，发扬新文化。在大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封建意识形态从观念上模糊了广大劳动群众对贫困根源的认识。深受压迫剥削的贫困人民之所以“麻木不仁”，难以产生反抗压迫的革命激情，正是因为他们长期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据此，中国共产党将为两半社会的政治、经济所服务的，在社会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视为包含奴化思想的观念形态，明确提出了予以革除并构建新文化的目标。这里的新文化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在思想观念上反映广大无产阶级新政治、新经济要求的意识形态。新文化唤醒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指引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为摆脱穷根做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准备。

（二）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制度变革反贫思想（1949-1978 年）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创造了根本性的政治条件。然而，长期的阶级压迫和连年战乱，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上了贫穷落后的烙印。为了推动新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改革作为突破口，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由此形成了制度变革反贫思想。

1. 破除引致贫困的落后生产关系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国家、封建地主及官僚资本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社会生产关系。为了有力破除落后致贫的生产关系，彻底涤荡旧社会遗留的经济阴霾，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转型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将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及地主土地所有权、完成官僚垄断资本收归国有作为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优先工作方向。同时，党的经济纲领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也是符合实际的，这一政策最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表述为 “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时期内，为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仍需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种既立足于建国初期中国经济极为落后的现实，又为未来实现社会主义转变准备物质基础条件的务实举措，构建起了适应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1953 年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明显改善、城市失业率大幅降低。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

2. 构建全面反贫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国民经济的恢复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面貌，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国际地位被动等都是新生的共和国难以回避的现实。要破解困局，就要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作用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到的那样，“在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增强国防力量、巩固人民政权，只能通过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实现”。而这个时期的工业化之所以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前提，原因有三：其一，既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已经造就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那承担起国家工业化重担的便只能是国营经济；其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新技术为手段，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推进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其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原材料、粮食和资金有计划的供应，这就要求国家结束农业和手工业极端分散、无政府的生产经营模式；其四，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以破解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反贫困思想，虽然主要体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这一主题，但并非没有包含关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事实上，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做出过新的正确判断。他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在《论十大关系》《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诸多著作的论述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加快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民生等问题的重视。当然，囿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初创阶段的时代局限，这些思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也未能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但我们必须承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诸多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治贫思想（1978-2012 年）

建国以来的反贫困实践表明，消灭了致贫的制度因素并不意味着消灭了贫困本身，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首要目标。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到“三个代表”中的“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的科学导向，进而形成了以解放生产力为着力点的发展治贫思想，将中国反贫困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

1. 发展治贫思想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促成发展治贫思想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探索是在反贫困实践中必须思考的问题，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这里的“没有搞清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甚至把贫穷当成是社会主义；二是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保护生产力，而没有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这些反思极具启迪意义，真正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原理，厘清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间的内在联系，最终促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反贫困新理念，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物质条件”。

2. 发展治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生产方式调整是发展治贫思想的基本内涵，生产方式调整的理念源于马克思主义主体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往往共存于同一社会之中，而众多经济形式之中又必然有一种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可称之为主体经济。主体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并对其他经济形式起支配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主体经济理论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马克思主体经济理论中所提到的主体经济与非主体经济并存的状态只适用于过渡时期，并始终寄希望于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未能高效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从邓小平关于“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形式的经济形态发展起来”的论述，到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到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形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所有制结构新格局的理论发展，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体经济理论的准确把握和对我国社会主义探索经验的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理论，充分满足了发展治贫思想中关于生产关系调整的实践发展需求。

3. 发展治贫思想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发展治贫思想关于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积累的方法论。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类社会或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之所以在生产发展上存在差距，除去科技水平的差别外，也与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紧密联系。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这一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却依赖于各种具体的体制机制。因此，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我国建立起一套能够促进生产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持续积累的经济体制，以让社会主义经济以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运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的体制机制只能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首先明确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具有与计划互相配合、优势互补的特征。其次，它强调了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归属性，但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认知。最后，它论述了市场经济相较于计划经济，是一种更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

总体来看，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贫困思想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形成了诸如“两个大局”“三步走”等一系列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善民生的战略布局。发展治贫思想的践行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基本小康，为我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2012-2020 年）

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全体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低下的普遍性贫困问题已得到充分解决；而各地区资源条件及个人禀赋差异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而引致的部分地区、部分群体绝对困难、发展滞后的结构性贫困问题开始成为反贫困实践中的新重点和新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精准扶贫思想。

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成为精准扶贫思想的主旨追求。基于主旨导向，“六个精准”成为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内涵。基于理论内涵的实践要求，“五个一批”工程成为践行精准扶贫思想的策略体系。这个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主旨决定内涵，内涵决定策略。

1. 主旨论

改善农村贫困人群生活水平，让农村贫困地区同全国一同迈入全面小康是精准扶贫的根本追求。小康社会在建成水平上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相较于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高水平正是体现在它对于“全面”的强调。这里的“全面”，从人群的角度来看，包括了每一个民族、每一户家庭和每一个个人；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是协调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落后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的全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城乡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之所以是精准扶贫思想的主旨，正是因为它事关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

2. 内涵论

“六个精准”基本要求明确了精准扶贫思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理论内涵。从指导扶贫实践中的具体作用看，“六个精准”可划分为三个方面，即：识别精准、措施精准和监管精准。其中，识别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它要求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识别体系，精准把握不尽相同的贫困状况及致贫根源，以为后续的扶贫施策提供依据。措施精准要求在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及因村派人四个方面均能做到“对症下药”，其核心在于通过政策优惠、资源倾斜及帮扶人员选定等具体安排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目标。监管精准则保证了对脱贫成效精准的有力考核，它要求建立起一套可准确考核扶贫成效、可实时监督纠正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问题的体制机制。可以说，监管精准既是一种从制度上对反贫困工程的动态管理，又是对“贫困人口如何退”这一问题的清楚回应，它真正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严格脱贫验收办法，明确摘帽标准和程序，确保摘帽结果经得起检验”三大要求。

3. 策略论

“五个一批”工程是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理论内涵的策略体系。在我国众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贫困现象与致贫因素间往往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内在逻辑。致贫因素引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错综复杂，各种致贫因素又往往互相交织，这就要求我们在反贫困实践中不仅要对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基本因素与重要因素加以区别，更要在扶贫策略的选择上分类施策。“五个一批”工程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是践行“六个精准”基本要求的重要依托。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针对的是拥有优质自然资源，但生产要素匮乏的贫困地区，它要求当地发展优势产业以实现贫困人群收益最大化。“异地搬迁脱贫一批”针对的是自然资源条件恶劣、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不足的贫困地区，其核心是通过扶贫搬迁，帮助困难群众稳定收入。“生态补偿脱贫一批”针对的是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贫困地区，它要求借助生态功能区的修复，实现国家财政的适度倾斜。“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强调教育培训下的代际贫困阻断，是“扶贫必扶智”的重要体现；“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则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作用，将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纳入扶贫体系之中。

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斗争进入冲刺阶段两大背景之下形成的，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布局不平衡、不充分所引致的结构性贫困问题，它所肩负的是指导全党全国有力应对各种沉积多年的深层矛盾。有效消灭各种最难以消灭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历史使命，它的践行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如期兑现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一重大问题。这就决定了精准扶贫思想不再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常规性扶贫理念，而是体现了“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且具有开创性和发展性的一整套反贫困理论体系。精准扶贫思想的创立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导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三、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共同富裕”是这一征程中的应有之义。作为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广大农村地区既肩负着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蕴含着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后扶贫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新目标的必经阶段和核心内容。然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要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三农”发展中的突出体现，就要有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个最大的不平衡问题，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个最大的不充分问题”。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更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宝库中吸取营养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充分运用和发挥党的百年反贫困思想的指导作用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既是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需要，也是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成果的现实必然。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主旨是衔接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目标导向的关键桥梁。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核心主旨。这一主旨继承自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体论”思想，即“创造、拥有这一切而愿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发扬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群众观的核心要义，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脱贫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为主要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三农”发展新要求，两者都统一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一根本目标之中，都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个主旨核心之中。可以说发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主旨引领作用，就是要把全面脱贫这个阶段性任务与乡村振兴这个战略性长期目标有机衔接起来，使其在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上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就是要加快完善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有力解决脱贫攻坚事业中尚待进一步补牢的产业短板以确保继续巩固和扩大全面脱贫的成效成果，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中的“精准”思想是衔接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政策相融的重要法宝。精准扶贫思想是党的百年反贫困思想中最具开创性和发展性的理论成果，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基本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脱贫攻坚的高效施策必须以精准把握各农村贫困地区不尽相同的贫困状况及致贫根源为前提；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必须做到结合各地区实际，扬长避短，找到乡村发展前景，在乡村建设中突出差异、个性和特色，避免出现千村一面的现象。二者的政策共性在于，都必须以乡村的资源禀赋状况和所处具体发展阶段为现实依据。比如，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既是通过产业扶贫快速实现贫困人群收益最大化的有力举措，也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异地搬迁脱贫一批”是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必然手段，也是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集中高效解决村民生计、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治理等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发挥“扶智扶贫”“社保兜底”的保障作用本身就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

第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中的先进理念是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体制互促的共同借鉴。党的反贫困思想形成于建党以来中国人民反贫困的具体实践之中，凝结了诸如党的领导、社会协同、以人为本、内源扶贫等先进理念。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借鉴这些宝贵经验，在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有赖于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的保障作用。脱贫攻坚中所开创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所构建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三层工作机制，所完善的东西协同帮扶、定点帮扶两大互助机制都展现出了我国巨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更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工作基础和保障。在嫁接这套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和创新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将有助于扎实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指引全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