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城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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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总是与故土相联。出生地绍兴，求学时的南京，日本东京和仙台，后来的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都曾寄放过鲁迅先生内心深处的乡情。

鲁迅在《在钟楼上》中说：“倘若说中国是幅画出的不同人间的图，则各省政府图样实无不同，差异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绍兴：回不去的精神原乡

在绍兴，他是周樟寿。生自仕宦人家，生活不会令人发愁。母亲总能讲出令他欣喜的小故事，还时常带他去看社戏，而舞台之下，还有一片独属于儿童的乐园。在那里，樟寿认识了六一和七斤。他们一同放牛、钓虾、捉蚯蚓。几个无忧无虑的小少年，在篷船、泥路中来回穿梭。还有少年闰土，他们一起看瓜、刺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

绍兴赋予鲁迅最丰富的游娱时光，也为他的文学积淀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环境。

读《花镜》，对人间草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在百草园，对生命和创造有了体悟。看《荡寇志》，一边看，一边临摹当中的插画，金石、木刻、碑拓，其后这些成了他持续一生的爱好。翻阅长妈妈带来的《山海经》，在幻想世界中纵横。

年岁再大些，鲁迅进入了三味书屋。在寿镜吾先生的眼皮底下，既饱读了传统经典篇目，又看了许多被视为“闲书”的古典小说。

1896年，鲁迅16岁，父亲离世后，家族的轰然坍塌，家道中落后受到的欺侮，让他目睹了社会的阴暗和痼疾，也见证了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倾轧。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

○仙台：异域求学，弃医从文

1898年至1903年，鲁迅先后在南京，日本东京、仙台求学。

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并不是很顺利，他在《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学生对他的歧视，也承受着弱国子民的屈辱。在这样的环境中，藤野先生给了鲁迅关怀，帮他改笔记，关心他的学习。

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鲁迅在课堂上的幻灯片里见到麻木的中国人，改变了志向，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之于仙台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仙台博物馆还陈列了他的雕像和纪念碑。今天，仙台的学校还保存着鲁迅上课的阶梯教室，他曾经坐在第三排的位子上。

在日本7年，青年鲁迅完成了一次蜕变。

（仙台市博物馆的鲁迅纪念碑）

○北京：从“周树人”到“鲁迅”

居住时间：1912年5月―1926年8月。

1909年8月归国后，鲁迅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1912年5月，鲁迅进京工作。在北京的17年，他从那个满腔热忱却空无救国之道的“周树人”，变成了大声疾呼的“鲁迅”。

鲁迅最早在北京的生活并不顺遂。政治压迫，舆论管制，他极少参与公共事务，平日，除了上班和去书店，很少离开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在这处居所中，他抄书、抄碑文、诵读佛经。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他短暂地得到了乱世中的宁静。

1916年，袁世凯去世，社会氛围日渐宽松。此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其中一位杂志编辑钱玄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钱玄同找到了正在临摹碑帖的周树人，希望他可以“做点文章”。但很长时间，鲁迅都不知该写些什么好，他时常思忖，在一个陈腐的社会中，写作有什么意义？它能为蒙昧的国民带来什么影响呢？

而这思忖的结果，就是《新青年》上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的署名是“鲁迅”。“鲁迅”二字，分别取用了青年时期用过的笔名“讯行”中的“讯”字，以及母亲的“鲁”姓。自此，鲁迅诞生了。

鲁迅在北京这块文化阵地上，用小说、杂文对时代进行着反思、抨击与抵抗。他希望，那些文字能够成为“不能抹杀的希望”。

当然，他在这里还留下了诸多热爱生活的痕迹。他爱把玩古代的小物件，爱去琉璃厂，“历览众肆，盘桓至晚方归”。也流连名胜地，日记里有关于先农坛、天坛、万牲园、陶然亭、什刹海等地的记录。日记里承载着鲁迅柔软的灵魂。

（1929年，鲁迅在北京发表演说）

○厦门 广州：短暂的大学任教

居住时间：厦门1926年9月―1927年1月；广州1927年1月―1927年9月。

好友林语堂邀他前去厦门大学教书。那时的厦门不似今天的“特区”般发达，这座陌生的滨海城市，自然风光无疑是好的，“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但语言和饮食上的习惯，鲁迅并不适应。不过，他从厦门普通人身上看到一种难得一见的刚烈之气，“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阶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

但，鲁迅没有久居厦门的打算。

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坐船前往广州。那时他仍处在逃离人世险恶的心情中。船在平静的海上行进，“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来到广州，他不但在中山大学任教，还担任了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学校的气氛也比他在厦门大学时要好很多，工作上很有一番干头。

当然，要融入广州市民生活依然很难。“而最大的障碍则是言语。”鲁迅笑谈自己在广州的收获时说道：“广州的花果，我最爱吃是‘杨桃’。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但在中山大学，他目睹学生被抓被杀的恐怖景象。鲁迅不但体验了营救学生无果的悲愤，也目睹了同样是青年却划分出勇于革命和“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两大阵营的悲哀。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

○上海：最后的栖息地，再次被推到文化前沿

居住时间：1927年10月以后。

1927年10月，鲁迅怀着愤懑和失望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没想到，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与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他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

鲁迅对上海不陌生。语言和饮食更不是问题。他对上海及上海人的观察，从一开始就可以深入到细节中挖掘，描写不但准确到位，且常常让人觉得入木三分。这样的描写，直到今天看也可谓生动逼真。

他在上海又看到了另一些不能释然的景象：“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上海的“人文环境”同样不能让鲁迅满意和放心。

到了1936年，鲁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当时有很多人劝他移居更安逸的地方去休养，但因为病情时好时坏，鲁迅谢绝了这些好意。

上海就这样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他在这里曾经安居乐业，并喜添海婴，尽享天伦之乐；但也有为求人身安全四处逃匿、身心疲惫的痛苦。他在这里又一次成了中国文化界众人仰慕的精神向导，也成了恐吓与诬陷的对象。他在病痛中逝世，引来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万人送别场面，赢得了“民族魂”的千古英名。

（1936年，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结语：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寻觅一个让他的心灵放松、精神安稳的居住之所，而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才成就了他这样一位永远的“求索者”，一个永远停不下脚步的“过客”式的战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