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伴随文本的表意方式：南绰罗花纹的意义机制解读

王同旭 哈尔滨商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完全孤立的符号是无法表达意义的，要表达意义，符号本身一般总会与其他的符号共同构成或组合起来，才能构建起一个整体“合一的表意单元”符号，我们姑且将这些符号命名为“文本”（text）。“文本”即任何符号表意组合的意思。在一个符号文本解释的系统过程中，不仅是文本符号的自身成分有意义，文本系统中随机携带着的具有附加意义的符号因素也同样有意义，它们的意义规模有时甚至会远远超过符号文本系统的意义本身。这些符号文本的附属因素，被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称之为“伴随文本”。［1］伴随文本的六种基本结构类型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评论文本、链式文本、先/后文本。伴随文本形式可以决定并影响人们对伴随文本内容的多种解读与建构方式，它们可能隐藏于文本内容形态的前后或边缘，也或多或少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伴随文本形式上的建构，左右着意义的解释。在此，我们借用符号学的理论成果来深入分析和认识鄂伦春族南绰罗花纹丰富的审美意义和社会内涵，进而超越其表层的观赏价值，拓宽民间艺术研究的视界和领域。

南绰罗花花期短暂，生命力顽强，南绰罗花纹是鄂伦春族众多植物纹中被运用最多、最广的纹样（如图1）。它以高度理性的手法将野生花卉抽象化，整体结构呈对称的十字型，装饰以云卷变形纹为主，从中心到边缘形成动静互补的活泼变化，已经衍生成一种远离日常物象的新造型，呈现出认同感强的几何特征。［2］南绰罗花纹的表意机制同样离不开伴随文本的共同支持，要理解符号文本的意义机制，必须弄清楚伴随文本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南绰罗花纹与伴随文本的表意关系。

图1 南绰罗花纹

一、副文本——纹样的命名

在文本的表现层面上一般会“显露”出副文本，它是文本的“框架因素”，常常落定在副文本的边缘位置上，如一篇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姓名、电影中的片头字幕和电影片尾、商品上的售卖价格标签等。副文本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呈现，对符号文本内容的接收方式都很可能因此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例如，改编自文学名著的影视剧，读者和观众虽然还没有看到作品，但副文本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就可能会促成一睹为快的冲动。南绰罗花纹图案的副文本即是它的名字，南绰罗花在鄂伦春语中的意思是“最美丽的花”，用来比喻未婚女子，该纹饰多用于女儿的嫁妆，象征女婿有了“最美丽的花”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寓意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借用植物的品性与人的品性相互比拟，表达忠贞、纯洁和幸福以及对亲人的思念等美好愿望，反映出民族自觉约束的伦理意识和价值追求的基本目标。［3］以往对于民间图案的研究一般都把重点放在纹样上而容易忽略其名称，这是视觉艺术特点造成的习惯，南绰罗花纹之所以受到鄂伦春人的广泛喜爱，从这一独特的称谓中可见一斑，它充分表达了鄂伦春人集体意识中的一种态度。这个图案的命名同时也是依靠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形成的评价性结论，最终确定了意义导向。

二、型文本——造型的体裁

型文本清晰地界定出了某个文本应从属的文本类型集群，也就是文化背景下所规定出来的文本类型集群的“归类”方式，它是连接文本与文化的主要方式，是最重要的伴随文本。最明显的和规模最大的型文本就是体裁，体裁不仅能够把文本媒介意义进一步明确地固定于文本模式之中，而且是表意和解释的最基本程式。南绰罗花纹的型文本使它从属于适合纹样这一图案体裁。适合纹样就是被限制在一定外形内的纹样，把经过加工变化的图案素材组织在较为规整的轮廓线以内，形成高度程式化的样式。这种构成形态由来已久，据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单钮龙虎纹铜镜就已经出现适合纹样的形式［4］。在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眼中，植物是有灵性的，它与鄂伦春人的生活相互依存，所以植物以其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象出现在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制品中，成为重要的图案之一，如桃形纹、花瓣纹、花蕾纹等大量的适合纹样出现在烟荷包、手套、背包、桦皮箱和摇篮上，女性袍服的开衩处、腰带佩饰、香囊装饰上的外轮廓形状有圆形、方形、菱形、椭圆等，这都表现出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和鲜活的生命气息。

三、前文本——广阔的文化背景

一个符号文本产生以前，历史文化中原本已经存在的文本必然会对此文本产生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前文本。狭义的前文本主要包括古代各种成语典故，诸如引文、暗示、戏仿、剽窃等文字；更广义的前文本还包含此文本产生意义之前的全部人类文化史。可以看出，前文本会在一个文本生成前组成所有文化文本的网络，同时给新生文本带来巨大的文化语境压力［5］。南绰罗花纹作为植物纹样出现，必然与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有联系。原始狩猎时期的人们所创造的艺术都与狩猎活动和狩猎神话有关，造型多为几何纹以及与狩猎、繁衍有关的人物纹和动物纹。以猎取的动物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方式缺少稳定性而且还很危险，于是，为了获得长期、稳定的生活所需，先民们走近了植物。格罗塞（Ernst Grosse）说：“文明民族的装潢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潢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我们所有的植物图形装潢是如此的丰富美观，而在他们却连萌芽也没有。”“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这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6］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了解认识植物并利用植物，人与植物逐渐形成了亲密关系。如此一来，植物的外部特征才被人类高度关注，同时引发了对植物的内涵空间进行探索的兴趣，使植物原型的意义与人文含义分离而产生意象性，从而超越植物学意义而具有了人文意义［7］。

四、评论文本——纹样的分析与评价

评论文本、链式文本、先/后文本出现在文本产生之后，它们只有在解释文本时才能发挥作用。评论文本也就是该文本生成以后或者被解释之前出现的评论，如关于作品的报道、评论、传闻等，它们对文本的意义解读有重要的作用，尽管有时我们需要有意排除评论文本的干扰以保证观点的相对客观公正，但是对于民间艺术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阻碍以及个人学识所限，我们不仅无法摆脱评论文本，而且还要特别依赖评论文本帮助我们找到线索，梳理脉络，形成结论。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有关鄂伦春族民间艺术的文章与书籍，其中不乏详细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也有少量艺术学和美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南绰罗花纹，这些都为解释和研究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参考。另外，评论文本还会呈现“逆时间”性，即后出文本也会影响对先出文本的解读，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传达出“心与心的沟通”“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佛家盘长图案的“回环贯彻，一切通明”。因此，我们在具体解读先出文本时，也会尽量去参考后出的评价性文本，这其实是符号解读的普遍现象，评论文本的这种“逆时间”性总是能够使我们在对先出文本的回顾中发现新的意义所在。

五、链式文本——延绵不断的信息集群

读者在解读一个文本时会被动或不自觉地“链接”某些其他文本一同接收，这些被一同接收的文本就是链式文本，如参考文章、注解说明、课外阅读、网络链接等，本来是个别文本的接收最终却演变成了整批文本的集体接收，但接收的文本类型却不见得都是相同的。例如，我们在浏览器上输入南绰罗花，便可以搜索到与鄂伦春族传统图案相关的文章、旅游信息、服饰和纹样以及相关装饰图案书籍等信息约660条，而与“南绰罗花”有关的链式文本还远远不止这些。鄂伦春族民间艺术的代表形式包括桦树皮制品、鱼皮及兽皮兽骨器具、民族服饰、建筑、剪纸等，南绰罗花纹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必然从属于这一系统。而以上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又会或多或少地在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中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表现。这些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独特的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和气候条件，制作出大批造型独特、便于携带与功能齐全的生活器具，几乎覆盖了民族生活的全部，这些器物中蕴含的审美观构造着意义世界，引导人们从总体上把握存在的意义。接收者解读的是生活在我国北方森林地区狩猎民族的共同文化现象，这些链式文本全面、立体地诠释了历史的发展、变迁和传承，为我们拓展了原始森林狩猎民族文化研究的视角。

六、先/后文本——纹样的前世今生

先/后文本是指前后两个文本类型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如续集、后传篇等。戏剧和电影的剧本就是其先文本。在一个符号表意体系中，文本既会被迫受限于先出文本，同时也被动地受制于后出文本。例如，论文的写作要有参考文献作为先文本，还要论证严密以免被别人质疑。又如，一个新产品投放市场后需要了解客户的反馈意见以便改进。因此，先/后文本是作为一对概念来表述的。从顺序上看，先文本好像本身就应属于前文本，但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前文本是指其产生在其中的广泛的文化脉络中，如上文所提到的先民们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采集、狩猎取食的方式，而转向畜牧饲养和农作物种植的生产方式后，反映农耕生活的植物纹样才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这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的文化联系，不能成为先文本。先后文本的关系非常明确。南绰罗花纹的十字型对称结构可以溯源至“四瓣纹”，也称之为“四叶纹”“柿蒂纹”，最早的四瓣纹可见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如图2），是一种写实风格的纹样，东汉画像石墓的中室藻井的雕刻图案、隋代莫高窟藻井中出现的宝相花井心图案也有这种结构。“这类常见的十字结构或类似结构的符号几乎被古代一切民族所尊崇。”［8］生活在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大草原等地的鄂伦春族与蒙古、汉、满、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交错杂居，长期的共同生活使这些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交融［9］，艺术上的彼此借鉴与吸收也就在所难免。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的兽皮挎包、手套刺绣图案中的万字纹、八结盘长纹等装饰纹样，就不是这些民族独创的造型式样，它们是在漫长的文化融合中，吸收了佛教文化传统元素而形成的。目前虽然难以考证南绰罗花纹的先文本究竟来源于哪种纹样，但它与四瓣纹形态上的近似是有目共睹的（如图3、图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后文本对前文本的依赖程度会明显弱于此文本对先文本的依赖。

图2 大汶口文化四瓣纹彩陶

图3 唐四瓣纹（柿蒂纹）

图4 南绰罗花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理解任何一个文本，都必须与其文化的“符号场”相连接，伴随文本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文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符号表意的特殊语境，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无法摆脱这种文化制约。对艺术所有样式的考察，都要把它放在传统习俗、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之中，深入研究其与复杂因素的相互关联，唯有如此才能对艺术的本真性有较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