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率分析
——基于长三角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齐 豪, 杨 力, 朱俊奇, 胡亚敏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0)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18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共建的基本原则，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形成区域联动、协同推进的技术创新体系。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包括安徽、浙江、江苏三省以及上海市,在我国区域经济中发展最快、创新能力最强，在国家整体经济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长三角科创基础扎实，综合性国家中心以及众多的高校为本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长三角地区也凭借优异的地理位置以及政府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创新型人才。如何全面提高长三角的综合竞争力，使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整体迈向新台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从各个城市激烈的“抢人”大战可以看出，高学历或者拥有核心创新型人才群体已经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最为急切的需要。因此，探究创新型人才对长三角区域经济贡献率的影响尤为重要。

本研究整理相关参考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收集整理长三角三省一市2001～2019年的统计数据，利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相关模型计算物质资本存量、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及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以期通过数据探究长三角创新型人力资本现状及相关问题，提出增加长三角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存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相关提议，更好地推进长三角社会经济的增长。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构建

为了更真实、准确地测算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科学反映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笔者采用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数据模型，模型见式(1)：

(1)

其中，Yt、At表示第t年的产出量和技术水平，通过相关文献阅读，本研究设定技术水平为常数；Kt、Lt、Ht分别表示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量、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α、β、γ表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投入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方便计算，原式可整理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见式(2)：

lnYt=lnAt+αlnKt+βlnLt+γlnHt

(2)

在考虑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可得出α+β=1。则(2)式可以继续化简，如式(3)所示：

lnYt/Lt=lnAt+αlnKt/Lt+γlnHt

(3)

将方程式式(3)进行差分变换，可得方程式(4)：

△Yt/Yt-1=△At/At-1+α△Kt/Kt-1+β△Lt/Lt-1+γ△Ht/Ht-1

(4)

其中，△Yt/Yt-1、△At/At-1分别表示经济的增长率、技术水平的增长率；△Kt/Kt-1、△Lt/Lt-1、△Ht/Ht-1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增长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α△Kt/Kt-1、β△Lt/Lt-1、γ△Ht/Ht-1则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率。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的贡献率则由相关指标产出弹性、作用率和经济增长率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贡献率=(相关指标产出弹性×相关指标影响率)/经济增长率

(5)

(二)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于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安徽五十年》《江苏五十年》《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光辉的六十载——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等文献。选取2001～2019年为数据区间，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相关学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方法进行结合，对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的历史数据进行选取。

其一，经济增长的度量Yt。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探究创新型人才经济增长的指标通常选取该地区的GDP总值，但笔者为追求经济真实性，消除价格因素以及通货膨胀的干扰，选用2000年为基期，长三角地区2001～2019年期间的不变价GDP为其指标。

其二，物质资本存量的度量Kt。目前我国还没有物质资本存量的直接数据，因此，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表物质资本存量，并使用目前比较流行的由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折算[1]。在折旧率的选择上，国内外学者的取值存在不同，如李颖采用20.6%的折旧率[2]，吴延兵根据经验采取15%的折旧率[3]，杨林涛等参考国民经济核算司的建议采用10%的折旧率[4]，王小鲁等则采用5%的折旧率来核算资本存量[5]。笔者沿用大多数学者选取的折旧率，也就是张军的处理方法，以9.6%为整体折旧率[6]，选择2000年为基准年，按不变价计算长三角的物质资本存量。公式如下：

KEt=(1-δ)KEt-1+It

(6)

在式(6)中，KEt表示长三角地区第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即9.6%，KEt-1、It表示第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和第t年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6)式可以看出，计算所涉及的相关参数有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t、初始物质资本存量KE0。

其三，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t。笔者通过对长三角地区2001～2019年现价GDP和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GDP之比计算得出GDP平减指数。而后运用GDP平减指数代替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指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指标计算出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t，具体公式见方程式(7)

(7)

其四，初始物质资本存量KE0。鉴于之前学者的研究和观点，本研究在Robert E.Hall的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进[7]，使用i/(g+δ)对2000年的初始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其中i是2000年不变价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δ分别是2001～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投资年均增长率和经济折旧率。

其五，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Ht。计算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方法有许多，如张帆的教育成本法[8]、李海峥的J-F终身收入法[9]、陈钊的教育年限法[10]和朱平芳的LIHK法[11]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劣。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可获得性，同时创新型人力资本主要集中于高学历就业人员中，因此，笔者将孙宁生和张根明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12][13]，将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分成与学历有关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与专利及论文有关的人力资本存量，选取专利指标、学历指标、论文指标并将三者综合进行测量。以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乘以高等受教育年限，并引入专利数和论文数之后得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计算方式为

(8)

HZt=cPt+dQt

(9)

Ht=aHDt+bHZt

(10)

其中HDt为某年长三角学历指标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hi和i分别为第i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以及层次，为方便计算，将平均受教育年限统一定为16年。HZt为某年长三角论文和专利指标的数量；Pt为某年长三角国际三系统(SCI、EI、CP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数量；Qt为某年长三角专利的数量。由于科技论文和专利数不能直接和学历指标的数量加总，需要折算系数进行折算，因此a、b、c、d为折算系数。Hhit、Pt、Qt可从统计年鉴中获取，a、b、c、d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a、b的比值为2.1∶0.8，c、d的数值都为1；Hhit为某年第i学历层次的高校毕业生存量，这里为本科以上的学历层次。关于毕业生存量的计算，笔者对张根明的思路加以改进，首先搜集1972～2000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并进行相加，同时假定1972年之前的毕业生人数是1972年的20倍，即得到2000年高校毕业生存量的数据，之后将2001～2019年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加上上一年毕业生存量，从而推出当年毕业生存量。

其六，劳动力投入量Lt和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LHt。Lt用第t年社会就业人口数减去当年高等院校毕业生数的数值表示。对于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LHt，笔者引入教育回报率这一指标，采用国外学者Psacharopoulos等[22][23]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算数据，分成三个阶段：小学教育阶段、中学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其系数分别为0.18、0.134、0.151，通过计算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后，采用分段线性函数的方式计算其人力资本水平LHt。如果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6，则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为:LHt=0.18×6+0.134×6+0.151×0.56=1.968 56。

综合以上数据可得出要素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1～2019年长三角地区各要素的估算数值

(三)数据处理

通过对表1中长三角地区各要素的估算数值进行处理，分别得出经济增长度量的对数值LnY、物质资本存量的对数值LnK、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对数值LnH、劳动力投入量的对数值LnL及相关数据，见表2。

表2 2007～2019年长三角地区各要素处理后的相关数据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表3 时间序列ADF单位根检验数值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2007～2009年各要素模型摘要表中，相关系数R=0.998，判定系数R2=0.997，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96，相关数值近似于1，表明该模型拟合度非常好,可以利用模型探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贡献率问题。F=2 308.438，其对应的P=0．000<0.005，所以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见表4)。

表4 2007～2019年各要素模型摘要表

从回归方程系数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P值分别为0.082、0.005、0.103，这表明数据在10%的水平下具有较好的显著性水平(见表5)。最后，将表中数据代入式3可以得出式11：

表5 回归方程系数表

lnYt/Lt=-1.976+0.457lnKt/Lt+0.262lnHt

(11)

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α=0.457，劳动力投入弹性系数β=0.543，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弹性系数γ=0.262，通过运算将得出结果代入式(1)可得长三角地区2001～2019年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12)

在式(12)中，属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最小，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最大，物质投资最低，而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投入处于中间层次，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多是由劳动力投入这一指标来推动，也就是靠人口红利这一因素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从0.543这一弹性系数可以看出，物质资本投入和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不发生变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将带动GDP增长0.543%。与此同时，虽然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创新能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弹性仅低于物质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物质资本驱动的经济模式，但仍旧依靠人口红利，而且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过低，转型为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当地政府仍需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四、研究结论

(一)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活跃，其增长速率呈现先快后慢的抛物线趋势

2001～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GDP平均增长速率为10.426 0%，经济发展活跃(见表6)，其增长速率整体增长呈现先快后慢的抛物线趋势。

表6 长三角地区相关指标增长率

长三角地区的GDP增长速率的先快后慢趋势与国家近年来东西部平衡发展、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有关，同时长三角地区自身庞大的GDP总量也是原因之一。物质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为14.258 8%。这说明长三角地区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一方面，经济增长迅速，政府资金充裕，为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提升人民舒适度，许多大型基建项目和公共设施改进项目得到迅速立项。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凭借优异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在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里，吸引了一大批厂商扎根落户，各种工业园区相继建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物质增长添砖加瓦。长三角地区物质资本增长近几年呈下降趋势，除经济增长放缓外，当地政府追求经济转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力投入的平均增长率相对比较低，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人口红利正处于拐点，经济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2002～2019年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十分接近，这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持续、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每年的增长率始终小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且近几年的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这对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十分不利的。结合前文的指标选取过程可以得知，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度缓慢，且整体平均增长速率小于劳动力的增长速率，但2000年后各教育阶段的劳动力数量的流动性较强，进入2010年后的人力资本水平有所提高，尤其是在2010、2011以及2015年3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速率远远大于劳动力的增长速率，这说明这几年长三角地区吸引到的高教育层次的劳动力较多。近4年，虽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但人力资本的增长速率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长三角地区当地政府在劳动力的引进中更重视高学历的人才资源，长三角地区吸引的与学历有关的创新型人才的年增长速率逐年升高，在全国的“抢人大战”中成果显著。

(二)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

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且近年来增长速率加快，这与长三角地区对人才的重视和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有关(见图1)。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除上海市在2019年达到2.009 6，其他都在2以下，尚有许多提升的空间。

图1 2001～2019年份区域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折线图

长三角地区四地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差距较大，最高为上海市1.837 6，最低为安徽省1.392 2且远低于长三角整体平均水平1.517 9；排名第二的江苏和排名第三的浙江分别是1.543 3、1.531 7，数值较为接近且都在整体平均数值之上(见表7)。安徽过低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对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其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急需提高。从图1可知，上海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远远高于其他三省，并且也远高于长三角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与上海市地区经济水平高、创新能力活跃、高尖端产业众多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江苏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同样高于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和排名第三且高于整体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浙江相比，江苏高校众多、底蕴雄厚，为当地留住了大批人才。同时，江苏凭借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成功吸纳上海的外溢资金和产业资源并迅速做大做强，吸引了大批创新人才为其创造价值。但是，从图1也可以看到，江苏近三年的增长趋势开始放缓，甚至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生产力，江苏应当重视人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表7 长三角地区分区域平均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

安徽作为长三角地区新晋成员，本身经济实力薄弱，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动力，省内就业创业环境不景气，因此排名最后。为了改变落后情况，安徽加大对中科大、合工大等高等学府教育的投资力度，依托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在培养当地高科技企业的基础上大力招商，引进诸如长鑫、蔚来等高科技企业，提高安徽省创新水平，推动创新环境建设。同时，安徽抓住机遇，在国家级政策平台的基础上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宣传口号，尤其在这两年加入长三角地区以来，更是迸发出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从图1也可以看到，安徽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在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这说明安徽省政府的相关政策十分有效。

(三)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少

长三角地区平均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率和贡献率分别为0.673 5%和6.029 3%(见表8)，远远小于物质资本存量投入和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投入的影响率和作用率。这是因为长三角劳动力从事创新型工作的人员过少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缺乏所导致。而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结合图2与图3，自2014年由于当年吸纳劳动力过多导致整体贡献率出现小高峰之后便一直呈下降趋势，也印证了前文提到的长三角人口红利正处于拐点，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从平均贡献率看，物质资本存量的平均贡献率(64.136 9%)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29.482 7%)，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物质资本驱动型的模式，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物质资本的投入，通过每年增加大量的物质资本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图2来看，201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率呈现断崖式下跌，是因为当年有关政府对物质资本投入过少导致，整体的影响率波动较大，且整体呈逐年下降，这说明作为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长三角地区积极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在2019年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是因为近年来国家追求经济生态平衡，国民精神文明建设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关，其整体贡献率依旧在下降。

图2 2002～2019年长三角地区相关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率折线图

图3 2002～2019年长三角地区相关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折线图

表8 长三角地区相关指标的影响率及贡献率

从整体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0.262)、平均影响率(3.074 5%)、平均贡献率(29.482 7%)均较低。产出弹性对于经济增长的产出只有0.262%，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增长对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入依赖度十分低。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资，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更要注重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从图2可以看到，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率相对平稳，在2006年前后达到峰值水平，但依然存在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国家在21世纪初对高校采取大幅扩招的政策之后，高校容纳额有限，不能再次大幅扩张，导致近些年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毕业生数量。同时，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劳动力的贡献率大幅下降之后，依然保持对经济增长相对较高的贡献率，这说明长三角地区正在寻求经济转型，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人员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企业转移到高科技的创新型企业，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比例加大，对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的投入力度也在加大。

(四)三省一市的创新型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走势与长三角整体走势基本相同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2002～2019年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见图4)。其中平均贡献率排名第一为江苏(39.480 1%)，排名最后为安徽(6.635 4%)。安徽前期实力薄弱，劳动力流失严重，省内创新水平不高，高科技企业稀少，同时在近几年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障碍。2010年前期，保持较高水平的是浙江，但2010年其贡献率骤然下降，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浙江经济增长迅速，但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变化不大，从而导致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的骤减。在此之后，浙江的贡献率虽有所增加，但与长三角地区的贡献率仍呈下降趋势，而江苏则凭借稳中有升的贡献率增长趋势超过浙江，并拉大了差距。上海的产出弹性系数最高，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也遥遥领先。由于上海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每年相对平稳，增长速度不高，导致其平均贡献率排名第3(30.672 6%)，这是因为上海市创新型人力资本主要靠引进国内外优秀的高水平人才，其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基数小，投入少，可培养的空间有限，加上累积效应缺乏，使得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成为创兴驱动的短板。创新型人力资本不能仅依靠引进，还需要内生，通过长期相关资源政策的培养过程，在依靠个体创造力因素的基础上，促进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内生化和社会化。培养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培养的困难程度，探索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有效培养机制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当务之急。

图4 长三角地区分地区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折线图

五、政策与建议

(一)完善创新平台

长三角地区应该以创新发展吸引人才，让人才在创新平台上集聚汇力。众所周知，创新靠人才，同样创新也吸引人才。因此，提供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创新平台至关重要。长三角地区应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带动，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高端产业引导能力，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通过创新平台的发展，吸引更多人才加入长三角的发展建设中。要想真正让城市人才工作走在前列，除“给房、给户口”的简单优惠政策之外，长三角地区应当重视创新发展，力求“以创新聚人”。

(二)调动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人才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除满足人才的居住、医疗、子女教育等普遍的需求外，针对人才群体，应制定专门的人才政策体系。通过集成服务资源、优化服务事项、简化业务流程等方式，为人才政策落地疏通“最后一公里”，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便利，切实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加人才干事创业的活力。

(三)提高劳动力质量，加强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

长三角地区政府应在现有人才引进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资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政策扶持、福利待遇吸引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支持、引导建立相关技术指导班，提高地区劳动力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更好地从事技术水平高、非机械化的工作。通过双管齐下，既减少了庞大的低水平劳动力，又增加了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促进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应对彼此政策进行深入交流和互相学习，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城市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城市间人才的良性流动，促进资源共享，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与创新协同发展；城市间优势互补，协作配合，同向发力，促进长三角城市间的深度融合。

(四)加大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

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导致当地政府要眼光长远，需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做好长期的战略规划，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使得创新型人力资本外部引进和内部新生两者做到平衡发展，形成以外部引进带动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推动创新驱动经济模式的转变，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通过提高地区创新能力，推动劳动者的素质水平和专业水平的提高，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资本投入，形成更多本土优质人才产生的良性循环。

政府不仅仅需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还应该加大对高校和企业科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为了更好地缓解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时的掣肘问题，应切实推进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机制的变革，提升创新型人才的科研活力。通过加大对高校与高科技企业的科研支持力度，更好更快地为高科技成果转化注入新的源泉，为产学研合作打造完美闭环。通过科技研究创造高科技成果，公司企业进行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生产高科技创新产品，高校再将学科前沿成果对在校生进行教学，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学习与工作的转变。

通过对高等教育、科技研究事业的大力投资，提升高校与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通过高校、企业、政府多方合作，加速高校创新成果转化，将地区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升级为有竞争优势的优质创新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