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两职合一、研发国际化与双元创新
——BLC视域的实证检验

刘 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引言

当前我国正鼓励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企业、产业、经济等增长模式以提升生产力和效率，企业创新根据难易可以分为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两类。前者是指企业开展自己长期未从事或从未从事过的技术、产品、服务等的创新活动（开辟崭新行业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对企业现状具有一定“破坏性”；后者是指对企业现有的技术、产品、服务等进行改进或升级，保持组织一定的稳定。企业的发展过程是在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之间自然切换，当企业通过突破式创新研发成功新产品后，市场份额逐渐增加，此时维持渐进式创新就能帮助企业不断发展；然而当产品面临瓶颈时，又不得不选择突破式创新，探索新的产品，以获取新的稳定增长点。在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其成长目标、发展计划、内部组织结构、资源、能力等都不相同，创新研发的难度、类型、影响因素、效果等也有所差别，需要选择不同战略或组织结构来开展相应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不同生命周期下两职合一如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以及海外研发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索企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创新效率。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生命周期作为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一起影响企业战略。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假定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内生成长，那么企业在不同阶段存在特定特征的战略、组织等组合，而战略决定了组织，组织支持了战略实施。因此，企业根据发展阶段选择双元创新战略从而影响研发国际化、高管权力等，研发国际化既是一种企业战略决策又是一种组织安排，因而也作用于双元战略和两职合一安排。企业根据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动荡期、衰退期五个阶段（Adizes，1988），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作用机制

企业生命周期下的双元创新与研发国际化选择。一般而言，在导入期和衰退期企业更容易选择突破式创新，在成长、成熟、动荡期渐进式创新逐渐增加。在导入期和衰退期，企业可能采用研发国际化作为核心战略。以谋求跨越式增长和市场份额，从而加快研发国际化的步伐。在导入期研发国际化适合快速进入某个新行业或新市场，此时主要以获取海外创新资源、模仿和学习创新、满足市场需求为主，创新资源稀缺，海外研发中心也处于不断建设的初级阶段、完善各种软硬件、开发核心技术和产品等。在衰退期，企业通过研发国际化弥补国内研发和市场的不足，此时主要以原始创新为主。在成长、成熟、动荡期，企业更可能聚焦国内研发，而海外研发以维持为主，随着海外研发磨合成熟，开始寻求将技术与市场结合，开发新的产品（见图1）。

在导入期。首先，企业为了争夺市场，摸索技术路线，倾向于采取较为激进的突破式创新，通过研发差异化的产品吸引消费者，不断尝试新的技术方案，而减少延续性的创新。其次，企业更可能采取两职合一的治理模式，以提升企业竞争能力，集中资源用于形成和巩固优势，实现战略目标，因为企业规模较小，资金有限，为了实现较为显著的创新成果更倾向于采取集权的治理结构，此时，组织目标较为一致，有助于优化资源、降低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从而开展中长期、风险收益更大的突破式创新，而不利于开展琐碎而分散的渐进式创新。最后，企业处于起步阶段时，资源较为稀缺且主要用于发展业务、保证生产等，创新资源、能力偏弱，因此，此时两职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受到公司其他因素制约。故提出假设1a：在导入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

海外研发主要伴随海外市场营销、制造等活动产生，集中于企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如国际化、研发等。海外研发中心一方面远离总部，免受干扰，依靠东道国市场提供异质性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又依靠总部，使得创新符合母国市场需求，因此海外研发目标不同，两职合一的要求也不同，即研发偏重更多授权，以获取创新的独立性，市场需求则偏重集权，掌握市场信息。

在导入期，海外研发也处于起步阶段，投入高产出少，而进一步减弱两职合一对两类创新的影响。故提出假设1b： 在导入期，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两职合一和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在成长期，企业业务、规模、收入等快速增加，逐渐积累起资本，在创新策略上也更为积极和冒险，不断开发新产品，因而继续以突破式创新为主；管理者对创新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通过集权实现扩张、融资、研发等关键活动。故提出假设2a：在成长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

随着海外研发进一步成熟、经验增加、职能定位逐渐清晰和创新能力增强，海外研发中心开始发挥所在东道国市场异质性作用，结合母国市场需求开展突破式的技术研发，两职合一有助于协调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需求，集中资源应对突破式创新挑战。故提出假设2b：在成长期，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两职合一和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在成熟期，企业倾向于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值、维持现状等的渐进式创新。首先，企业的业务产品结构、技术标准等逐渐趋于稳定，规模和资源达到较高水平，行业竞争加剧，创新策略更为稳妥，此时企业既会围绕已有的成熟产品开展一系列创新，如生产流程、工艺、材料等，又有充足的资金开展突破式创新；其次，两职合一对两类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以扩大营业额；最后，管理层为了提升企业业绩和个人回报，减少风险，常聚焦于某个擅长领域，采取短期内提升产出的渐进式创新，包括流程改进、材料更新等。故提出假设3a：在成熟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正向影响。

海外研发侧重渐进式创新，通过两职合一获取国内市场信息，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提升经营效益，此时虽然经营管理水平达到巅峰，但较少关注市场的变化和转型。故提出假设3b：在成熟期，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正向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两职合一和渐进式创新正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动荡期，一方面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出现增速放缓、波动等现象，开始减少创新活动集中资源用于扩大市场、弥补损失，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开始关注稳定业绩，如降低成本、流程改进、提升市场与销售效率等，而减少对两类创新活动的投入。故提出假设4a：在动荡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负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

海外研发功能出现分化，增加投入少、风险低、回报快的渐进式创新，而减少高投入、高风险的突破式创新，此外还可能开展针对海外市场的创新弥补国内市场的增长不足。故提出假设4b：在动荡期，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两职合一和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衰退期，企业出现亏损，部分行业面临退出、萎缩，企业集中精力降低损失，全面减少创新活动，仅以较小的资源维持创新；企业倾向于集中资源应对外部变化、开展转型、培育新增长点，因为企业规模较大又谋求转型，更可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保持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又采取与传统截然相反的研发策略以破坏式创新为主，这些决策往往是不确定性、创造性、综合性的，依赖于经验、资源、能力等，不是一般职业经理人所擅长的，或需要尽可能汇总组织内的多方面支持；此时企业可能陷入成长惰性，需要分权来调动和激发活力及突破式创新能力。此外，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更可能通过两职分离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效率。故提出假设5a：在衰退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负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

此时，海外研发已成为公司的一项核心竞争力，长期积累的创新经验更容易在此时产生创新产出，管理者开始通过海外创新为公司开发新的产品和业务，寻找新的增长机会。故提出假设5b：在衰退期，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两职合一和渐进式创新负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与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本文选用了1990-2017年27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共获得148320个样本。专利数据来自国泰安专利数据库，高管、公司治理、企业生命周期数据来自国泰安财务数据库。根据专利数量属于序列型数据的特点，本文采用了泊松（Poisson）面板模型进行检验，控制了年份、行业等影响（Meng、Liu、Su，2020）。

本文检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并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现有双元创新衡量方法主要有专利法、内容分析法、问卷法等。专利法通过分析专利特点来测量企业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程度，主要有以下三种子方法：第一，根据专利类型和特点划分，用发明专利代表突破式创新，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非发明专利代表渐进式创新，也有采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分别衡量；第二，用五年以内未出现的专利衡量突破式创新，五年以内出现过的专利衡量渐进式创新；第三，申请的专利未引用其他专利和申请专利引用了一个或多个专利。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方法衡量，因为该方法能够客观而直接地体现创新结果而非创新导向，也更容易减少内生性，而且也被普遍采用。

突破式创新：本文根据IPC专利分类统计专利，采用五年内未出现的发明专利作为突破式创新，数量越多表示企业突破、探索式创新水平越高（Guan&Liu，2016）。

渐进式创新：采用最近五年出现过的发明专利作为渐进式创新，数量越多表示企业渐进、改良式创新水平越高。

2.自变量。两职合一：董事长和CEO如果为一人则属于两职合一，如果不是同一人则属于两职分离，分别取值为1和0（刘丽琴、支姝蓉，2021）。

海外研发：采用海外研发子公司数量占所有研发子公司数量的比例衡量，占比越高则公司以海外研发为主，占比越低则以国内研发为主（唐春晖、苏生威，2018）。本文筛选子公司描述中包含科研、研制、研发、产品开发、技术开发、设计、研究等相关词语的子公司作为研发类子公司，并通过子公司所在国家判定国内与国外。

控制变量：包括机构投资者、市场化水平（王小鲁等，2019）、CEO年龄、CEO薪酬、CEO持股比例、年份、行业等。

企业生命周期：根据现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本研究将企业通过现金流组合视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动荡期、衰退期五个生命周期阶段（见表1），该方法借鉴了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李云鹤等，2011；陈建新、赵小克，2021；谢佩洪、汪春霞，2017）。

表1 基于现金流组合法的企业生命周期分类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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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机构投资者、市场化水平、CEO年龄、CEO薪酬、CEO持股比例、年份、行业等，测量方法及数据来源（见表2）。

表2 变量列表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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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突破式创新样本数为18087个，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11，均值为7.32，标准差为15.15；渐进式创新样本数为18087个，最大值为413，最小值为0，均值为24.57，标准差为53.30。渐进式创新占比77%，而突破式创新则占23%。

两职合一样本有32981个，均值为0.24，标准差0.43。海外研发均值0.02，标准差0.12，该结果与唐春晖和苏生威（2018）的样本接近，我国现有企业海外研发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机构投资者均值为31.94，标准差24.60。市场化指数均值7.63，标准差1.73。CEO年龄均值47.85，标准差6.77。CEO年薪平均值为604930.22元。CEO持股数量均值为12245011.41股（见表3）。

表3 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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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样本分布于成长期（13745个）与成熟期（13367个）分别占33.9%与32.97%，其次是导入期（5423个）占比13.38%、动荡期（5555个）占比13.70%、衰退期最少为2453个占比6.05%，总样本数为40543个。

相关系数矩阵显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小于0.6，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检验。

（二）结果分析

1.导入期。在导入期，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的系数分别为正、负，但均不显著（见表4）。此时，企业处于创业阶段，经营目标是立足市场、提升营业收入，资源、技术、创新能力等偏弱，因此企业侧重于拓展业务、扩大生产而非创新，管理层权力集中对创新影响不大，无论集权还是分权都难以开展创新。

表4 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回归模型结果

注：* p＜0.05 ** p＜0.01 *** p＜0.001；Y1=突破式创新，Y2=渐进式创新；资料来源于本文整理，本表仅展示含有交互项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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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发对两类创新的影响在模型2、3、6中显著，系数分别为-0.326（P＜0.01）、-0.319（P＜0.01）、0.137（P＜0.05），在模型5中不显著，系数为0.1。海外研发不利于突破式创新而有利于渐进式创新，可能原因是企业资源虽然不足以支持投入较多的突破式创新，但聚焦于渐进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钟昌标等（2014）指出研发国际化对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都有积极影响，然而本研究进一步细分了不同阶段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也部分支持了任海云（2015）的观点，发现在成长阶段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研发投入，间接促进突破式创新，在成熟和衰退期两职分开更有利于研发投入，间接促进双元创新。

研发国际化与两职合一在突破式创新模型中的交互项不显著，系数为-0.017；研发国际化对两职合一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265（P＜0.1），因此强化了两职合一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导入期企业海外研发尚未成熟且缺乏经验，未形成规模效应、创新贡献，依赖资源投入，因此减弱了企业整体突破式创新能力和渐进式创新的导向，强化了两职合一集权化。

2.成长期。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资金、业绩、投资稳步增加，因此风险偏好、创新倾向增强。两职合一对两类创新的影响在大部分模型中显著，但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169（P＜0.01）、0.182（P＜0.01）、0.182（P＜0.01）；而对渐进式创新具有负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66（P＜0.01）、-0.046（P＜0.01）、-0.021。结果显示，此时企业倾向于探索式的创新战略配置，尝试和拓展新的行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而渐进式创新因增长过慢而较少采用。

海外研发因资源充裕而得以保证，对两类创新的影响程度接近，该结果与赵婷和汪琦（2019）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即成长期和成熟期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海外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双元创新。谢佩洪和汪春霞（2017）也发现成长期企业两职兼任会加重过度投资，也可能促进突破式创新活动。但海外研发仍然负向调节两职合一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交互项为-0.270（P＜0.01），可能的原因与导入期企业一致，海外研发增加了委托代理成本。研发国际化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系数为0.004，可能的原因是成长期海外研发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3.成熟期。在成熟期，企业的业务组合、增速、现金流等逐渐稳定，企业拥有足够的资源，因此两职合一有利于两类创新，在大多数模型中显著且系数为正，分别为0.121（P＜0.01）、0.147（P＜0.01）、0.153（P＜0.01）；0.029（P＜0.1）、0.032（P＜0.1）、0.025。高管将创新作为重要战略但有所侧重，一方面侧重于突破式创新，为企业规划未来潜在发展领域，以应对技术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企业将部分资源配置于渐进式创新，巩固现有业务，积累资本。此时海外研发对两类创新都有积极影响，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由于海外研发经验较为丰富，已成为公司研发战略的核心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侧重于采用海外异质性资源研发颠覆式技术。

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和突破式创新关系的调节影响不显著，系数为负（-0.241），可能的原因是此时海外研发将集中资源用于改进式创新，强化现有产品。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与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系数为0.150（P＜0.01），与之前有所变化，可能的原因是海外研发已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能与母公司决策形成协同联动。

4.动荡期。在动荡期，企业经营绩效出现下滑、萎缩趋势，而新的增长点仍未形成，企业集中资源于维持业绩增长而非创新。两职合一对突破式创新影响为负，系数分别为-0.108、-0.097、-0.070，但均不显著；两职合一对渐进式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274（P＜0.01）、-0.271（P＜0.01）、-0.296（P＜0.01），管理层有意减少创新产出，转向其他附加值更高、收效更快的投入，如营销等。

海外研发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且效果大于之前阶段，显示海外研发中心承担了更多研发任务，上市公司期待依靠海外研发等快捷策略实现经营状况的改善和逆转。

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与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1.312（P＜0.05），而对两职合一与渐进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373（P＜0.1），此时海外研发虽然支持渐进式创新，但无法满足突破式创新对资源的依赖，以应对复杂环境，动荡期企业现金流短缺，还可能使海外研发中心成为公司削减成本的主要对象之一，此时海外市场擅长的渐进式创新有助于提升市场规模和利润率。

5.衰退期。衰退期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出现危机，面临收入、规模缩减或财务短缺。两职合一对两类创新影响在大多数模型中显著，系数分别为-0.930（P＜0.01）、-1.004（P＜0.01）、-1.141（P＜0.01）；-0.184（P＜0.05）、-0.127、-0.308（P＜0.01）。高管权利配置集中减少两类创新，这与衰退期企业收入和投资减少一致。研发重心从国内转到国外，并以突破式创新为主。

海外研发对两职合一与两类创新关系均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3.943（P＜0.01）、2.882（P＜0.01）。海外研发成为公司流程重组、实现业绩翻转的关键，谋求出奇制胜，而突破式创新比渐进式创新的效果更显著。但此时创新投入的成功概率很低，因为当技术趋势改变，由于察觉应对过晚而失去了后发优势和赶超可能。

综上所述，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下两职合一、研发国际化与双元创新的作用关系呈现显著差异和变化（见表5）。

表5 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影响关系小结

注：资料来源于本文整理；X1=两职合一，X2=海外研发，X3=X1与X2的交互项，○=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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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管理启示

首先，企业应采取双元并行的创新策略。我国企业可以以模仿、融合式的突破创新为主提升商业价值，如跨界创新、产业融合，并逐步提升自主性、独立性、国产化率、创新质量，最终达到原创性突破式创新。开展分类管理、逐步统一，在国家安全行业、技术受制于人的关键基础领域、国有企业等开展原创性突破式创新，提高独立性，降低成本；在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等以模仿性突破式创新为主，逐步向原创性突破式创新过渡；根据行业、企业能力进行分类，鼓励有潜力和优势的行业、企业优先开展突破式创新。鼓励开展创新价值高的渐进式创新等，平衡收益、风险、成本等因素开展适当的突破式创新，随时权衡两者的机会和风险，相机互相转化。在相对传统行业、特定领域选择突破式创新，能为行业提供更多新思维和选择，从而有利于行业整体发展。

其次，合理运用海外研发策略。技术研发中心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织机构和举措，企业多采取开放式创新平台，以合作从外部获取项目、技术、设备、知识、资源、市场等，越来越多企业在国内技术研发中心基础上，以绿地投资自建或收购等方式增设海外研发中心，以开展搜集、学习、转移、创造等技术和产品创新活动（何源、王艳，2021）。海外研发中心分类日趋细化，包括不同职能、功能、地区、产业链环节等。挖掘创新渠道和机制，通过不同方式与当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合作，与海外华人科学家合作，与相关企业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当地人才服务当地市场开展技术共享与转移（刘宪杰，2013），或者搭建国际开放平台开展全球协同研发以及承接海外研发分包项目。

最后，企业在不同阶段都应重视两类创新，采取相应对策，根据创新需求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两职合一有助于主动内驱型创新，而不利于被动外驱型创新。

（二）研究展望

在理论方面，海外研发对国内双元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海外研发的环境、方式不同，其对国内创新的影响路径也较为复杂。海外研发的特点、重点、强度、功能、质量等具体方面有待进一步分析，而不局限于海外研发的比例。研究组织外部因素、内部资源如何影响作用关系，讨论和检验管理层权力等其他更广义的集分权变量、概念维度及其影响机理。

在研究方法方面，未来可以采取动态面板GMM模型、工具变量法、二阶最小二乘法等统计方法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替代变量、滞后变量、其他数据集、增加样本量、专利质量指标、海外专利数据等开展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检验。采用案例研究、QCA、问卷调查等多种定性、定量方法检验研究问题。

在实践方面，有些企业的实际情况可能与理论不一致，如对创新影响的程度和机制不同，针对一些特例进行研究分析原因，总结理论有效的条件和范围，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企业海外研发、双元创新实践。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双元创新是相对企业而言，只是特定企业未曾研发的技术，而行业可能已经研发：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更多可能只是对行业现有技术的模仿、改良，尽管如此，其对企业仍具有一定难度、开创性和现实意义，而被鼓励开展独立尝试探索，当然也小概率可能是研发行业中未有的技术，此处本文并未细分这两类创新；而渐进式创新专指沿着技术轨道、引用路径、研究范式等对企业现有技术的改进，并非原始和突破性创新，难度略低，但仍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利益，例如显著降低成本、提高售价和销量、增强质量、提升效率、缩短生产周期等。有时制造企业一个显著的渐进式创新也可归为突破式创新。两者在性质、难度、贡献等上存在区别。

②虽然结果显著，显示选择固定效应回归较为合适，但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结果较相近，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未展示所有表格，如需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