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情存理
——浅论《西厢记》情理观

管舒雯，夏雨梦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西厢记》诞生于元代，到这个时代为止，几乎所有的“才子佳人”模式的爱情故事都逃不出“忠孝爱情”范本，且男女主角的相爱细节常被省去，《西厢记》的一大卓越之处便是在“情”字上着墨许多。虽然从全文来看，《西厢记》仍受到“理”的各种限制，具有时代背景下的局限性，但它对于“情”的歌颂，对情理圆融的尝试，是点燃晚明时期剧坛以“主情”“传情”为特征的文艺思潮的星星之火。本文将从《西厢记》的细节中探寻作者的情理观，从人物形象、角色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讨论“颂情存理”的情理关系在书中是如何展现的，从而归纳出王实甫的情理观念是如何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

一、“有情”在全书中的灵魂性

对于“情”的赞颂，《西厢记》是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方式呈现的，无论是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还是从情节设置的方向来看，“情”在《西厢记》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作为主角的张生和崔莺莺，是毫无疑问的“有情人”的代表，而作为重要配角的红娘，也将“有情”的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在相处时，“情”也往往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牵制着人物的行为，人物因为“情”相知相识，又因为“情”相爱相恨。作者在剧末写到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更是将他对于“情”的推崇态度完全展现，所以“情”是“文眼”，更是全剧的灵魂，无论是从人物心理、角色关系，抑或是时空选择的角度来看，“情”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人物心理角度来看，细微之处常常体现出人物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无不与“情”挂钩。例如第一本“惊艳”一折中，莺莺在红娘叫她走时的动作是“回顾觑末下”，而张生则是毫不顾忌地对法聪和尚夸赞莺莺的容貌与“价值百镒之金”的小脚，初相见的张生与崔莺莺的语言动作完全符合年轻人遇见心仪对象的表现，对于爱情双方都是极其渴望的。值得称颂的是，二人都能直面自己的内心，他们表现出的动作心理都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所缺少的勇敢，这种勇敢穿破了封建门阀的种种规训，内里是丝毫不见矫揉造作的真情。“相思”在全书共出现了二十三次，第三本甚至费极多笔墨写张生“害相思”，张生由一开始面对黄河心生抱负的赶考书生形象，转变为完全无心功名的“痴汉”，仅仅只是经历了一场与莺莺的相遇，甚至遭到老夫人悔婚后张生也没有将目标转向功名，可见在张生心中“情”是完全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的。《西厢记》的故事是在男女主人公双向“有情”的条件下发展下去的，男女主人公的“情”也是纯洁专一的，作者极力推崇“情”的纯洁性，这使得“情”在全书中的地位变得更加无懈可击。作者在设置情节时让“情”贯穿于全文始终，人物的行为动机往往与“情”相关，这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真实。

从角色关系来看，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承担起主要故事线，“爱情”是重点已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次要人物关系中，也体现出了“情”的存在。首先是小姐与红娘的主仆关系，也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姐妹关系”“上司与秘书关系”。在封建时代，丫鬟的命是“贱命”，她们是可以买卖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她们从社会身份角度来看，应当是与商品相匹配的“工具人”，但在王实甫笔下，红娘成为重要的“传简”使者与促成婚姻的媒人，这样的身份设置对后世的爱情故事范本中男女主角“中介人”的形象塑造，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牡丹亭》的春香等）。红娘在《西厢记》中绝不是“工具人”，因为她与小姐，与张生，都存在“情”的联系，她的形象因为“情”而丰满。在红娘与小姐的关系中，红娘由“行监坐守”到为崔张反抗老夫人的转变，体现了她有情有义的性格；红娘的形象因为参与崔张的爱情、为崔张爱情作出行动而显得有血有肉。其次是红娘与张生亦师亦友的关系，红娘传授张生追小姐的办法、为张生打掩护，可见红娘是张生求妻道路上的“师”，而张生三跪红娘，也可见张生对于红娘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张生曾企图用金银贿赂红娘，却被红娘痛斥“你个馋穷酸俫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红娘是个丫鬟，却不屑张生的钱财，作者是将红娘放在一个思想品格极高的地位来写的，五本二折中红娘痛斥郑恒维护张生，认为郑恒“倚父兄仗势欺人”，张生“凭师友君子务本”，在元代“九儒十丐”的社会阶层区分下，张生作为家道败落的书生却更得到红娘青睐。在这对关系中，红娘与张生都实现了阶级越位，这也证明，因为“情”的存在，世俗是可以被冲破的。最后是老夫人与莺莺的母女关系，从老夫人的角度来看，她希望为女儿找到如意郎君，穷书生张生相对于有家世的郑恒来说，是配不上女儿的。在“寺警”中，老夫人想保护女儿才提出“嫁女儿”的解决办法，而在与红娘对峙时，她没有过分责罚以下犯上的红娘，而是听取了红娘的劝说，给张生考取功名的机会；老夫人在最后结局时同意了崔张二人，试想古代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老夫人坚持将莺莺嫁给郑恒，崔张二人绝不可能有分毫机会。因此，即使老夫人常被解读为一个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她也绝不是扁平符号化的人物，她的行为合乎逻辑且倾注了作者的思考与情感。

从时空选择上看，《西厢记》故事产生的时间是崔莺莺父亲去世后，莺莺为父守孝、与母亲扶柩至博陵安葬途中，而产生的地点是佛门净地普救寺，在这样特殊的时机与场合，莺莺本应恪守清规戒律，清心寡欲，但莺莺却与张生私会并发生了“西厢艳情”。从故事设置的情境来看，作者是刻意用极端清净的时间地点来对人物的“情”进行烘托的。第一本第四折描写和尚见到莺莺的情态：“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佛门强调“戒色”，但遁入空门的和尚见到美貌的莺莺小姐也不由自主地露出痴态，这说明“情”对于人来说是难以抑制的存在。这一幕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对真实的“情”的赞美，也反映出了对虚伪的戒律、礼教的对抗，崔张爱情的诞生是不合时宜的，而正是这样在极端的、需要克制的时间地点产生的爱情，更可见它的顽强生命力。

二、“理”在全书中的不可忽视性

谈“理”在全书中的体现，首先需要解释“理”的含义，笔者将“理”解释为“天理”，一方面指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则是指程朱理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秩序，而《西厢记》中主要体现为后者。“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影响深远。“情”与“欲”相伴相生，而“天理”作为封建纲常伦理的化身必然与“情”相对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理”也毫不妥协地存在于书中的各个角落。

首先，人物形象上，莺莺作为相国小姐、名门闺秀最开始吸引张生的却是“价值百镒之金”的小脚，裹小脚作为伤害女性身体的陋习，在古代却将“三寸金莲”作为美女的标配进行盛赞，莺莺虽出身名门，但对自己的婚事也没有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她必须遵从的。老夫人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她具有“天理”规则下的最高权力，即使崔张二人的“情”能够冲破这层规则，但二人想要在被这层规则统治的社会名正言顺地生存，也不得不对“理”进行妥协。而红娘，作为实现了阶层越位的特殊丫鬟，也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理”，她在第一本第二折中，面对张生的轻浮话语，以孟子语句怒斥，句句离不开“礼”。“拷红”一折中，红娘面对老夫人的指责也是以儒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语句反驳。受朱熹理学思想影响，纲常礼教即是天理，作者将红娘设置为敢于同封建阶层挑战的形象，却借她之口透露出了自己也无法逃脱儒学体系下的礼教这一事实，在这一点上，作者是矛盾的，他企图用“情”去对抗理，却又不可避免地承认“理”。

其次，在情节设置上，门阀阶级“内部消化”的规则是当时婚配需要遵守的“理”，书中描写的老夫人不满张生做女婿甚至悔婚、郑恒企图夺妻等情节，都能看出“理”的存在能轻易成为“情”的阻碍，而老夫人让张生考取功名的妥协性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只有崔张二人达到同一阶层，才能真正地被社会认同，这说明当时的人不可能逃脱“理”的制约。在莺莺与张生的交涉中，莺莺多次反悔，一方面是因为少女的羞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莺莺作为饱读诗书的名家小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礼教的驯化。同时，老夫人是做出过“张生做女婿”的承诺的，悔婚是老夫人理亏在先，莺莺在“理”字上有了底气，才能在“情”的催使下与张生结合，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也是在张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条件下达成的，这时崔张实现了“同阶层结合”的条件。因此，王实甫笔下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其实也是在“理”的条件下进行了妥协，他笔下的“情”与“理”相反相成，辩证统一。

三、《西厢记》情理冲突模式与对后世影响

《西厢记》中所体现的情理关系大体表现为情理冲突，“情”处于被歌颂的崇高地位却不得不妥协于“理”，作者肯定了以双方感情为基础的相爱模式，赞美这样的感情具有纯洁性，也将与“情”相伴而生的“欲”予以合理性，且王实甫将崔张爱情描写得细腻真实，极具感染力，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大纲》中说道：“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暂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过程与他们在恋爱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崔张爱情极具生命力，甚至对后世《牡丹亭》《红楼梦》等大家之作也产生了影响，而《西厢记》能赢得“天下夺魁”的美名，原因也大抵在此。

汤显祖的《牡丹亭》受到《西厢记》的影响，也将“情”与“理”的冲突在文中进行展现，但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显然更尖锐更无所顾忌地将“情”放在了第一位，塑造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杜丽娘形象，相比于尚且有所顾虑的崔莺莺，杜丽娘出生入死追寻爱情的形象塑造，则更加体现出“以情反理”的态度，而柳梦梅相比于张生也更加敢作敢当，如果说《西厢记》中的“情”是在对“理”的妥协下得以生存的，那么《牡丹亭》则是以无畏的“情”完全压倒了“理”，在情理观上，《牡丹亭》实现了对《西厢记》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沈德符《顾曲杂言》中提到“《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部分缘由。

曹雪芹的《红楼梦》同样受到《西厢记》的影响，多处涉及《西厢记》语句且设置宝黛共读《西厢记》的情节，在描写宝黛爱情时，《西厢记》中体现的崔莺莺的犹豫反悔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身上被放大了无数倍，宝黛间的爱情也充满了复杂性，二人互生情愫互相试探的情节被描写得真实细腻，继承了《西厢记》写情的传统；而在设置宝玉在婚配对象黛玉与宝钗二人之间选择的情节时，则体现出了情理冲突，黛玉是“情”的化身，宝钗是“理”的化身，在宝玉得知娶的对象是林妹妹时他的疯病渐渐好了，但最后发现这是一场骗局，新娘其实是宝钗时，他就又更痴了。《红楼梦》显然也是肯定“情”的价值是胜过于“理”的，但是终究“情”败于“理”之下，黛玉身殒，宝玉出家，曹雪芹的悲剧意识使得《红楼梦》具有比《西厢记》更为深邃的思想，但在情理观上，还是可以窥见对《西厢记》传统的沿袭。

四、结语

《西厢记》作为被誉为“天下夺魁”的名篇，细腻动人的情感描摹使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命力，而在其中所体现的情理观，表现出了作者远超同代作家的理念追求，《西厢记》中展示的“颂情存理”的观念对后世的名家作品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探讨《西厢记》情理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理念与进步意义，也对研究后世相关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

①段启明：《西厢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王实甫：《西厢记》王小雷校点，岳麓书社出版，本文所引《西厢记》皆为此出，下不出注。

③寒声，贺新辉，范彪编：《西厢记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年版，张燕瑾《论〈西厢记〉的历史意义》。

④任文肖，李欣童，许婷婷：《西厢记》中“红娘”的秘书职业能力分析，《传播力研究》2019 年08 期。

⑤郑恩肖：《心史》，明崇祯十三年刻本。

⑥孟子：《孟子》，中华书局2017 版。

⑦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国际出版社，1990 年版。

⑧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

⑨沈德符：《顾曲杂言》，1959 年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