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索到柴可夫斯基

廖伟棠

没有经历太多人生波澜起伏，我的文学生命所依赖的经验可能有过半来自阅读经验，影响我开始写作的人要么是写书的人，要么是书里的人。

第一个送书给我的人是我的外公，他是一位小学数学教师。我依然清晰地記得当时的场景，大约是四岁的时候，那天早早就就被告知：做远洋的水手父亲将从香港回来。白天，外公骑车载我去书店，给我买了一本《伊索寓言》，是我自己选的。黄昏了父亲还没到家，我坐在木头沙发上翻开绘本，一只鹤把长喙啄向狐狸的浅盘子，盘子里是肉汤……小时生活在农村的我，没有喝过这种浓稠的西式肉汤，我被它深深吸引，在渐暗的光线中咽着口水。

“爸爸为什么还没到？”我不停地问……外公坐在旁边安抚着我不安的情绪，就像五年后，祖母出殡那天我崩溃大哭，也是在同一张沙发上，同样的临暗时刻，他也在安慰我。再过两年，外公去世，这个世界就没有安慰我的人了。

其实外公就是我文学生命的奠基者。

有一日凌晨读清末民初大诗人陈三立诗，读到“磊磊天外山，窈窈山中屋”，我就忽然忆起童年与外公寄居在他任教的山村小学的往事。那时我已经五岁，每到星期一我们返校，我像一个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小念头一样粘在外公的单车后座上，嘴巴里说个不停。

外公问我：“长大了还记得外公吗？”车轮哐哐作响，他听不到我太小声的回答。半小时许就到了联群村小学，那里有我们的小房间，有我自己的小床和小黑板。远处山遥遥隐现，永远青绿新鲜，流曳到眼前……

诗中一句“卫此飘零魂”，颇为让人感激而念之。外公骑的是二八式大单车，巍巍峨峨，适于眺望远方，适于承受失败、羞辱、劳苦，那些我外公为我所做的事情。其时，他已经在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飘零半生，而我尚未开始这无着的飘零。外公的形象，从那一刻开始护卫我，开始在我身上塑造人何以为人的标准，后来我知道，这也是文学的标准。

这是我对外公最早的两个记忆。还有吗？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无限”这个词，我问外公：“无限是不是最大的数？如果是，那无限加一是什么？”外公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忘记了外公的答案，但记得有一天晚上，姚校长邀外公和我去他的宿舍做客，姚校长来自更远的城市，和外公一样因为是1949年之前取得的教育文凭，结果在“文革”时贬到这个山村小学任教，两人惺惺相惜。姚校长的两个儿子是我在山上的玩伴，但那晚我们没有嬉闹，因为姚校长拿出一个神秘的黑匣子。

黑匣子打开，上了发条，姚校长小心翼翼取出一张黑色的圆盘放在上面，再提起一支唱臂（当然我长大才知道这个名字）轻轻放下在圆盘的边缘。接着，细微的沙沙声之后，突然如春水旋生，蜿蜒流淌，起伏抑扬，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丰盛又微妙的乐曲，刹那充盈了山谷中的小屋。

柴可夫斯基，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还是和外公有关。外公有一子四女，只有三姨剑秋继承父业考上了师范学校。在我九岁时，三姨师范毕业，见我热爱画画，送给我一本1983年出版的《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 美术鉴赏》。书的编者估计和1980年代中国现代美术新潮有关，编选非常前卫——除了让我在十岁之前就知道世界美术史，也从印象派讲到波普艺术，甚至光效应艺术，我记得包括安迪·沃霍尔、博伊斯和汉密尔顿的《究竟是什么使今日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

1985年，一个偏远小县城的孩子因此接触到世界最顶尖的艺术品和艺术观念。它对我写作的美学修养、尤其是前卫取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一年后，外公去世，因为庸医劣药。再过去九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永夜》，里面有一首写给他的诗：树林里的灯光——纪念我的外祖父，写作于1994年3月17日的这首诗非常稚嫩，但却是让我母亲读了下泪的唯一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