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元代工艺美术概述

2022-09-22 02:28张晶,李婧
上海工艺美术 2022年3期
关键词:松江区玉器工艺

上海工艺美术在元代有了长足进步,出现特色题材和新的工艺技法,表现于雕刻工艺、制造工艺漆器和金银器等,元代工艺美术发展与民族文化、外地工艺的输入有密切关系,为明清工艺美术的繁荣奠定基础。

元代是上海工艺美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明清上海工艺的繁荣奠定基础。上海于元代时分属华亭、嘉定、上海三县,其中上海县作为后起之秀,依托港口优势,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史载,时上海县户口在籍者有六万四千余,每年输粮有十二万余石,酒醋课税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便是其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工艺美术在题材与工艺方面,呈现出新的特色。如出土玉雕作品题材出现秋山、幻方;工艺方面出现了立体镂雕与累丝等新的雕刻和金属工艺,这些题材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共同描绘出上海地区元代工艺美术的新面貌。

1.玉雕

元人喜玉,大到建筑用件,小到乐器服饰、赏玩摆件,皆可寻见玉的身影。上海地区虽然未见以玉作建筑用件和乐器的元代遗物,但是在现存佛塔和元代墓葬中,如嘉定区法华塔、松江区西林塔、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等地,皆有玉制佩饰、摆件、首饰等玉器出土。这些玉器,材质涉及白玉、墨玉、青玉、青白玉、灰白玉等;种类有带钩、炉顶、玉环等;题材有人物、动物、蔬果等;工艺技巧涉及圆雕、浮雕、立体镂雕等。相较于上海地区出土的宋代玉器,这些玉器呈现明显的不同。两朝玉器相同点体现在四方面:其一,青玉、白玉、灰白玉是两朝共有的玉器材质。其二,皆有以宗教人物、动物为题材的圆雕。其三,玉佩、带饰、炉顶是两朝共有的玉器种类。其四,圆雕、阴刻、剔地浮雕是两朝共用的工艺技巧。不同点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元代玉器出现秋山、幻方题材。所谓秋山,是一种反映女真民族狩猎生活的艺术题材,常见表现形式有两种:海东青捕捉天鹅与山林群鹿。松江区西林塔曾出土三件元代秋山玉,分别为青白玉秋山饰、青玉秋山带饰、青玉秋山炉顶,即为代表。所谓幻方,是一种穆斯林的护身信物,浦东新区陆家嘴陆深家族墓地曾出土一件青玉幻方(图1)是为代表。这件幻方呈长方形,正面刻有阿拉伯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四角阴刻朵云纹,背面的方形凸面上,阴刻一方框,纵横十六格,每格内填一个阿拉伯数字,纵、横、斜行的数字之和均为三十四。这两种题材皆为少数民族独有,是当时多民族之间交流互动的缩影。

图1 青玉幻方

其二,立体镂雕是元代玉雕作品常用的工艺技法。所谓立体镂雕,是一种多层镂空技术,将金属细线拉切与柱状钻头结合,从不同方向钻孔、拉切,器内雕琢痕迹较为清晰,不做修饰,器表抛光较好,致使表里形成鲜明反差。这种深刀立体的雕琢,不仅使作品层次丰富,而且立体感极强。这种技法是元代发展金代多层镂空技术而成,为元代雕刻技术的代表。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六件炉顶,均为立体镂雕作品。其三,元代玉器出现组合用材,如玉与木、玉与铜。前者代表为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白玉卧犬。该器为圆雕,镶嵌在木质压尺上,是文人赏玩之物。这种形式的文房用品宋代早已有之,但上海地区宋元玉器仅见此一件。后者代表为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的青田石观音菩萨像,是一件后配组合的造像。观音为圆雕,头戴花冠,右侧配玉瓶,下配束腰须弥座。菩萨像、宝瓶与须弥座皆被固定于鎏金铜背光之上。从当时上海县仅酒醋纳税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的情况来看,其民众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消费玉器,或有大小官、私玉器作坊存在于世,所以这些玉器或出自曾经工匠之手也未可知。

2.石雕

嘉定区法华塔出土的双狮戏绣球石函(图2),是这一时期出土石雕的代表作。石函函盖使用传统的剔地起凸技法,以高浮雕雕刻双狮戏球,辅以牡丹纹样,刀法遒劲爽利,阴刻毛发线条流畅,实为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石雕的代表作。

图2 双狮戏绣球石函

3.砚刻

元代之前的砚台多以简明实用为主,而元代砚逐渐开始脱离实用束缚,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与实用兼备的工艺美术品,不仅砚形变化多样,有箕形、抄手形、长方形、圆形等,题材也十分广泛,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走兽等,雕刻技法涉及以浅浮雕凸显纹样,辅以阴刻,不时穿插深刀技法。上海地区出土的元砚共两方,皆出自青浦区重固镇高家台元任仁发家族墓,分别为圆形三足歙石砚、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图3)。前者颇有宋砚之风,较为简明。后者题材为蓬莱仙岛,是元代砚刻中的新题材,较能代表这一时期砚刻发展情况。我国古代砚史称此为“蓬莱砚”,即刻画蓬莱仙岛的砚,砚材有澄泥、端石、洮河石、歙石等,以绿色洮河石为主。上海出土的这方蓬莱砚特点在于采用嵌入工艺,将端石嵌入砚中,是一种砚材嵌入另一种砚材的体现,在砚史上较为罕见。

图3 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

4、织造工艺

元代上海地区织造业较两宋有一定发展,主要体现在棉花种植推广与织造技术革新两方面:一方面,棉花的广泛种植,为织造提供原料。宋末元初之时,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民众因土地贫瘠无法种植作物,遂于闽广寻取棉种种植棉花。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此后,上海地区广种棉花,如元人陈高作桐华(棉花)诗言:“炎方有桐树,衣被代桑蚕,舍西得闲园,种之渐成行。”棉花贸易更甚,如《宝山县志》载“元至元间里人罗升创市,故名。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另一方面,黄道婆带来先进的制棉工具与方法,提高了上海地区纺织技术。据《南村辍耕录》载,黄道婆返回乌泥泾之前,当地的织棉情况是:“初无蹋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绵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乌泥泾百姓织棉甚艰的原因,主要在于去除棉籽全赖手剥,可见当时织造最大的问题就是耗时耗力。这种情况自黄道婆到来之后有所改观。黄道婆为上海地区织造发展所作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改革制棉工具。黄道婆曾发明“脚踏式三锭木棉车”,是一种一次可纺三根纱的脚踏式织造工具。其二,传授纺织技术。首先,教授百姓如何利用先进织具纺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黄道婆)乃教以弹纺织之具。”,即搅车,用于去籽;弹,即弹弓和弹槌,用于弹松棉花;纺,即纺车;织,即织机。如前所述,在黄道婆返乡之前,乌泥泾百姓以手除籽、以线弦竹弓弹棉;至黄道婆返乡后,教百姓以铁杖尽棉子,以绳弦竹弓代替线弦竹弓,以及纺花用车和织布用机。其次,制定碾棉子——弹花——纺花——织布这一织棉流程,使人有所遵循。最后,传授织花技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擎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所谓错纱配色,是一种织造色织物的技艺。相传,海南黎族人所织棉织物,皆为色织布,需要错纱配色;所谓综线擎花,是一种提花技艺。织造折枝、团凤、字样,一般需用提花装置,故此或为运用束综提花装置,以织造大提花织物。黄道婆将这些先进的织造工具与技术传入乌泥泾后,当地织棉如雨后春笋般勃兴,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的植棉中心,冠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美称;其造就的“乌泥泾被”流芳百世,其所作贡献亦为后人铭记。

5.雕漆

上海地区出土的元代漆器,较宋代而言,在纹样与技法方面有一定突破。以青浦区重固镇元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图4)为例,就纹样而言,一改宋代漆器素面传统,而是雕刻具有故事情节的《东篱采菊图》。就技法而言,采用了剔红技法雕造。所谓剔红,是雕漆的一种,即用朱漆层层刷于漆器胎骨之上,达到一定厚度,然后以刀雕刻出花纹。由此技法雕出的《东篱采菊图》,呈现出漆层厚实、漆质坚固、剔刻犀利、雕工娴熟的特点,有“刀法快利,雕法古拙”的雕漆风格,是上海地区元墓出土的为数极少且雕工精美的漆器之一。

图4 采菊东篱下雕漆盒

6、金银器

元人尚金,不仅以衣“金锦”为傲,而且漆器亦以金彩装饰,帐幕、宫室、衣饰等处无不用金。因此,元代的金银器制造较前代颇为弥盛,且集中于江浙一带,尤其浙西路的银工以“精于手艺”闻名于世。今史籍可考者有4位,分别为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与唐俊卿,其中唐俊卿即松江人(今上海松江区),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松江府地区金属工艺发展水平较高。时上海县隶属松江府管辖,其金属工艺抑或较为繁盛,正德《松江府志·土产·铜器》载“府城上海皆有之,工致精好非苏产比。”可见上海县的铜器制作尤为精良,非苏州所产能比。今松江区圆应塔、嘉定法华塔、松江区李塔出土元代铜制宗教人物像、镜子以及铜熏炉,铸工较为精良,或为上海县所造。尤其是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金银器,为今人呈现出当时元代金属工艺发展面貌。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任氏家族墓共出土金银铜器十一件,分别为铜器两件、金饰件三件、银器八件,其中金银饰品共四件,约占总金银铜器的36%,其余七件均为生活器皿,有铜镜、铜壶、银盘、银罐、银盆、银盏托、银匙。虽然金器只有三件,且皆为饰品,但从工艺技术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元代金属工艺情况。这三件金饰分别为嵌珠石累丝金帽花(图5)、嵌绿松石珊瑚累丝幡形金饰件以及嵌绿松石累丝金项链。这些饰品之所以冠以“累丝”,是其皆以金拉成细丝,通过编织、堆垒、焊接等制成各种图案,同时镶嵌绿松石、珍珠、青金石、红珊瑚、金珠等宝石,如此制成的首饰称为“花丝”或“累丝”。这种工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应用于妇女发饰制作之中,元代更有从事专业生产的累丝工匠。特别的是,这三件饰品中均运用了立体累丝工艺,这种工艺首先需要“堆灰”,即将炭研成细末;其次,以白芨草制成的黏液作为塑料,塑出立体人物、花鸟或走兽等造型;最后,将细丝累在炭模之上焊接,之后以火烧炭模殆尽,便可制出立体累丝饰物。虽今难以考证这三件金饰是否为上海本土所制,但前述上海地区银器制作之精名闻遐迩,故以此推之,这种累丝工艺抑或在当时金银器制作中有一定使用。

图5 嵌珠石累丝金帽花

图6 银如意花结纹盒

与此同时,在任仁发家族墓出土的其他金银器中,制作工艺大体涉及捶打、錾刻、焊接等,皆为常见的金银器制作方法。此外,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出土的金银器,在造型方面多保留宋代特征,较为典型者有二:其一,松江区上海电视大学松江分校窖藏出土的金执荷童子耳环一对,持荷童子形象仍保留宋代特征,其二,该地出土的金松鼠噬瓜果纹簪一对,中部刻画有“余贰郎”一行三字款识,或为制作者名号,符合宋代金器上多标识制作者名号的传统。上海地区出土元代金银器皿器型大致涉及盘、壶、盆、罐等,多为生活器皿,其中出土于松江区圆应塔的银如意花结纹盒,较为精美。该件整器以捶揲工艺制成,盖面有花结组成的四如意云纹,盒子周身亦有捶揲凸起的云纹,颇具立体感。

上海地区元代工艺美术最具特色之处:第一,受到蒙古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影响,民族色彩浓厚,主要体现在题材与技术两方面;第二,外来工艺的输入对本地的影响,黄道婆对织造技术的革新,是上海织造工艺史上的重中之重,也为元代织造工艺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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