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英雄”
——项英在中国工人运动中

张明金

项英（1898—1941），原名项德隆，又名德龙，湖北武昌（今武汉市江夏区）人。参加革命后，化名江钧、江俊、夏英、项英等（以下统称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项英是党的二大代表，在第三至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1921年12月到1930年11月底，作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在此期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积极从事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

项英12岁那年，因为父亲病逝，家境迅速恶化，他不得不放弃读书。随后不久，项英来到武昌城模范纺织厂当学徒工。他虽然年纪小，但因为比较有文化，善于勤学苦练，样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平时还经常帮助工友写信、读报等，很受工友们的喜欢，被大家称为“小项先生”。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17年冬，项英从《汉口新闻报》上得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他在给工友们读报纸的时候说，俄国工人阶级能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能够起来革命，打倒资产阶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对年轻的项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不久，董必武、陈潭秋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英听说后，最先报名参加了这所工人夜校，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

同年10月，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在武汉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改为武汉分部）兼分部主任，并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此时，项英作为《劳动周刊》的热心读者，经常到那里去阅读进步书刊，也因此与包惠僧相识。

当时，为了推动武汉江岸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包惠僧和李汉俊、陈潭秋等商量，准备派人去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就在这时，包惠僧接到项英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些问题想当面请教。包惠僧立即复信，约定在武昌黄土坡16号寓所面谈。通过这次谈话，包惠僧认为项英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就问他是否愿意到江岸铁路工区筹建工人俱乐部，项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江岸是京汉铁路最大的工区，居住着3000多名铁路工人。因此，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几天后，包惠僧邀请项英和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代表杨德甫、林祥谦等座谈，商量筹建工人俱乐部的事宜，并指定项英为筹备处文书，具体负责俱乐部的筹备工作。对此，项英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我从事革命活动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21年12月底的一天，项英前往江岸龙王庙，担起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他在龙王庙前挂起“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开始在江岸铁路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深得工人的信任和拥护。由于项英的努力工作，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京汉铁路附近各厂的许多工人自发到会，郑州、信阳、驻马店等火车站和粤汉铁路的工人代表等也都应邀到会。包惠僧和李汉俊也应邀参加。会场正中悬挂着对联“机器巧夺天工，劳动创造世界”，横批“劳工神圣”。这副对联是项英拟定的，到会的工人群众都说这副对联写出了工人们的气概和心里话。

上午10时，会议正式开始。首先是项英报告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备经过，讲述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意义和工人俱乐部的性质与任务。接着，包惠僧作了《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报告，李汉俊作了《日本劳动组合情况和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的报告。会议宣告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项英、林祥谦、曾玉良等当选为干事，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

江岸广大铁路工人称赞“俱乐部是工人的家”。其中，许多工人在俱乐部和工会夜校的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项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创办工人俱乐部成绩显著，政治上的进步很快，在工人中也树立起很高的威信。1922年4月初，项英在包惠僧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武汉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总共不过十几个人，项英也由此成为党组织初创时期武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随后不久，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英当选为书记。

1922年夏季，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项英为区委委员并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同年6月，根据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安排，项英前往汉阳钢铁厂去帮助筹建工会。

为了与军阀和资本家展开积极的斗争，项英和武汉地区党组织与工会的负责人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一起，紧紧依靠汉阳钢铁厂的7000多名工人，于7月中旬举行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汉阳钢铁厂的罢工斗争，不仅打击了这个厂的资本家，而且大大鼓舞了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飞速增加，武汉地区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项英也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党的二大。对此，项英在自传中写道：“在这次会上，和其他地区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等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的制定，讨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工会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

项英在会议结束后便立即乘轮船返回武汉。根据党的二大通过的工人运动议案精神，7月底，中共武汉区委决定将武汉的20多个工会组织，共3万名会员联合起来，正式建立起武汉工人团结联合会（简称工团联合会）。这也是当时在全国建立最早、最大的一个地方总工会。10月10日，工团联合会改称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杨德甫为主席，项英为组织主任，林育南为宣传主任，许白昊为秘书主任，施洋为法律顾问等，把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12月底，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已经发展到27个工会，4.8万多名会员。

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二七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当时中国腹地最早的铁路交通大动脉，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时任北洋政府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的吴佩孚很重视京汉铁路，因为他的军饷支出，大部分是来自京汉铁路的收入，因而京汉铁路也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交通线。

罢工前奏：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波折中成立

1922年8月10日，中共党组织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委任项英为总干事，杨德甫为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事宜。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他作为入党介绍人，先后把林祥谦、施洋等一批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1923年1月5日，项英起草并发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通告，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所以，他们还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报纸上公开刊登报道和广告，向全国有关团体、新闻单位发出邀请函电。

同年1月下旬，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一些社团代表和新闻记者也先后到达。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等，也从北京到达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活动。

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让吴佩孚非常恼火，他便在1月29日电令驻郑州的第14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要“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于是，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拿着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气势汹汹地到花地岗玉庆里四号总工会筹委会宣称：“吴大帅（指吴佩孚）有命令，禁止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项英和筹委会工作人员对此非常气愤，据理力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为此，吴佩孚来电要工人派代表去洛阳谈判。1月30日，工会方面派杨德甫、史文彬等5名代表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项英等留在郑州为开会继续做准备。

吴佩孚在接见工会代表时盛气凌人，说来说去，就是不同意开会。代表们与之激烈争论，仍无结果，只好返回郑州再作商量。1月31日晚，杨德甫等5名代表从洛阳返回郑州，向项英等人报告了与吴佩孚谈判的经过。对此，到会代表议论纷纷，一致表示不能让步。因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广告已经发出，各地代表已经到会，如果总工会不能如期成立，必将损害工会的声誉，挫伤工人的积极性。因此，会议应如期举行。

2月1日清晨，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各地来宾，在郑州的五洲、福昌等旅店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去参加大会。然而在此时的郑州，根据吴佩孚的命令，靳云鹗和黄殿辰已经实行全城紧急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沿街设卡，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项英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总干事，在队伍前面指挥着队伍，边走边带领大家高呼“劳工神圣”“争集会结社自由”“工人们联合起来”等口号。

代表们快走到设在郑州市中心钱塘里（现为钱塘路）中段的会址普乐园戏院会场时，被军警举枪拦住。项英在与军警理论后仍不被允许进入会场，便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拦阻线，砸开会场大门，撕去门上的封条，一齐拥进会场。这时，大批军警在会场外面层层包围。警察局局长黄殿辰用大喇叭威胁叫嚣：“不准开会，限令大家五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将以军法从事。”但是，代表们谁都不理会这种威胁，按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并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史文彬等为副委员长。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了！但与会代表们在返回时却发现住处被封，所携带的物品和各地送给大会的牌匾、礼物都被毁坏一空，代表们被限制在旅馆不许随便出门。

罢工开始：领导发动工人罢工

当天晚上，项英、史文彬分头到五洲和福昌旅店，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改为罢工委员会，项英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同时，会议决定将罢工指挥机关移至武汉江岸，进行罢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次紧急会议后，武汉方面的代表于当晚11时乘车南下。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在江岸正式办公，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指挥中心。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紧张地进行各项工作，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2月4日中午12时，随着指挥中心一声令下，京汉铁路全线客车、货车一律停驶，工厂一律停工。顿时，车轮不转了，机器不动了，列车被甩在铁路线上，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在罢工开始的同时，项英等人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员》《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等文告，迅速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张贴和流传。北京、上海、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援京汉铁路罢工。

面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大发雷霆，下令军队开进各车站，并包围了在江岸的罢工指挥机关，公开镇压罢工活动。2月5日中午，湖北省督军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木阶率兵抓去2名司机，强令其开走趴在铁路线上的机车。在罢工指挥中心的领导下，2000余名工人冲破军警的阻拦，将2名工友抢回。同一天下午，反动军警又将工人纠察队的3名工友以破坏治安罪名抓走，关押在军政府衙门。

为此，项英和张濂光等4人作为工人代表前去同张木阶谈判，要求释放被拘留的3名工友。谈判一开始，张木阶恶狠狠地对项英说：“京汉铁路乃吴大帅的经济命脉，你胆敢唆使京汉全线2万多名工人罢工！”然后不由分说命令军警把项英等关押起来。张木阶知道项英是罢工的重要领导人，就以砍头来威胁项英，让其下令复工。但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地说：“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

项英等工人谈判代表被反动军警关押起来的消息传开后，数千名工人包围了汉口军政府，高呼口号，援救自己的代表。张木阶见势众难挡，被迫将项英等4名谈判代表释放，项英也由此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罢工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随着罢工斗争的日益发展，吴佩孚十分恐慌，于6日电令萧耀南及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等，集中兵力和警力，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行动，准备镇压罢工运动。2月7日下午，张木阶率领大批军警开到江岸并占领了工会机关和罢工指挥中心。项英和工人纠察队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在军警的血腥镇压下，曾玉良等32人当场壮烈牺牲，受伤者有几百人。林祥谦、施洋等大批人员被捕，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向大会总结汇报了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朱少连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年仅25岁的项英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标志着党组织对项英的信任和器重，实际上也是对他在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二七大罢工中的英勇表现给予的充分肯定。

转战上海、武汉，推进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深入发展

1924年春，中共武汉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的项英和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的李立三，因为身份暴露，难以继续在武汉工作了。党中央调他们到上海工作，项英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共同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领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项英和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出席，并受大会的委托向会议汇报了武汉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根据这次会议精神，项英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并被推举为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纺织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团体。经过项英等人的努力，沪西工友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到1924年底，沪西地区有19家中外纱厂建立起俱乐部的组织，参加会员有2000多人。项英依靠这批会员与广大工人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后来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准备了力量。

项英在举办工友俱乐部的过程中，很重视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不足百人，工人中的党员人数更少。于是，他对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并作为入党介绍人先后介绍顾正红、陶静轩等一批工人骨干入党。他们也是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项英出席了此次会议，并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

项英根据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精神，紧密地联系沪西地区工人运动的实际，积极开展工人运动。2月2日，日商棉八厂日籍领班蓄意制造事端，无故开除了一批工人。项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俱乐部委员会成员开会，决定抓住这个事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一次大罢工。

项英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以及准备用罢工来反击的打算。党中央对这次罢工很重视，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指定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共同负责。由于这次罢工是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出面组织的，所以罢工前的大量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筹划工作，实际上落到了项英的身上。

2月9日，日商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的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于下午4时交接班时纷纷关闭机器，拥出厂门，向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会场汇集。在这次集会上，项英发表讲话，宣布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罢工开始。到2月18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22家日商纱厂、3.5万名工人。这次罢工使日商纱厂每天损失达25万元，给日商资本家以沉重打击。日商资本家勾结淞沪警察厅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封闭纱厂工会，并将罢工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逮捕起来，妄图用武力胁迫工人停止罢工。

面对敌人破坏的严峻形势，项英和罢工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一是在内外棉各厂建立工人纠察队，防止坏人对罢工进行破坏活动。二是派出一部会员到上海各学校和社会团体，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在社会各界对罢工斗争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绪持续高涨，日本资本家被迫于3月1日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淞沪警察厅也被迫释放邓中夏。沪西日商纱厂工人2月罢工斗争的胜利实践，使工人们更加信赖工会，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由1000余人增加到6000多人。

在罢工胜利后的第三天，李立三、项英等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干部开会，商讨如何巩固和健全工会组织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项英负责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会后，在项英等积极工作下，到4月初上海各纱厂先后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或工会支部，为之后的“五卅”反帝斗争浪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参与领导上海总工会罢工

1925年4月底，由于吴佩孚在军阀的混战中失败，湖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离开上海返回武汉，参与领导恢复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项英返回武汉后，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广州，参加了5月1日至9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替代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项英在会议结束后立即返回武汉，很快把一些基层工会恢复和建立起来。先后领导的香烟厂、火柴厂等工人罢工均获得胜利，使工人们再次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的重要性。

5月中旬，上海发生了日商开枪打死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名工人的严重事件。就在顾正红被杀事件尚未平息之时，5月30日，日商又悍然开枪屠杀示威的群众，打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此，上海各界群众十分愤怒，迅速开展以罢工、罢课、罢市为内容的“三罢”斗争，并逐步发展到各地民众有组织地开展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在此情况下，为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急调项英到上海，参与领导上海总工会的罢工斗争。

项英接到通知后迅即离开武汉，再次回到上海。项英到达上海后，为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决定组织起8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工人纠察队很有威慑作用。

这次罢工坚持到8月下旬，工人们提出的给顾正红家属抚恤费、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待遇、缩短工时、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为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得的胜利，项英和上海市总工会其他领导人决定组织各业工人复工。

工人运动遭镇压，国民革命失败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伐军进到汉口的前夕，决定将中共湖北地委改为湖北区委。随后，中央决定项英和董必武等人一起参与领导湖北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湖北省总工会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当天就正式建立起来。向忠发任委员长，项英任副委员长兼总工会党团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任副委员长，许白昊任秘书长。项英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迅速地把湖北全省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组织在工会的范围内，全省工会会员达50万之众，仅在武汉地区的就有28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政治力量。

这时，为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湖北省总工会决定在武汉组织工人武装纠察总队，由项英任总队长。这支革命武装多时达4000余人，配备着1000多支枪。项英指挥这支武装，在武汉的重要地区巡逻，保卫重要目标，对稳定当时武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感到恐惧。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许多著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独立第14师，在师长夏斗寅的指挥下发动叛乱，从宜昌一带东进攻打武汉，妄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负责武汉卫戍事宜的叶挺，指挥第72团、75团等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迎击敌人。项英带领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也参加了战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夏斗寅的叛乱，挽救了武汉的危局。

此时，项英由于劳累过度，突患重病，造成头目眩晕，无法站立。武汉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不敢去医院看病，就只好在家中隐蔽着，连续两个多月卧床不起，党的八七会议也未能参加。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躺在病床上，面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一再深思，度过了一生中心情十分痛苦的一段时间。”

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筹备和参加党的六大

1927年11月，项英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中央鉴于项英在武汉难以立足的情况，决定再次调他到上海工作。为此，中共江苏省委在11月13日发出通知：项英（化名韩应）为江苏省委常务委员，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

1928年2月初，中共中央对江苏省委进行组织调整，项英担任省委书记。当时，全省党员共有3128名，其中上海市为1799名。由于中共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所处的位置重要，中央决定项英参与党中央的领导活动，特别是参与筹备召开中共六大的有关工作。

5月初，项英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和要求，赶赴苏联首都莫斯科。江苏省委书记职务由李富春代理。

6月12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栋大楼里，接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部分代表和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听了对项英的情况介绍后，也高兴地称赞项英是“工人阶级的英雄”。

6月18日下午，中共六大正式开幕。会议由向忠发主持，瞿秋白致开幕词。当日晚，中共六大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5个组，项英、苏兆征、布哈林、斯大林等被分在第一组。6月19日，项英和苏兆征一起主持了上午的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6月23日和26日，项英在小组会议上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会议期间，主席团组成了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等，各有重点，相互交流。为统一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项英作为主席团的成员又分别参加了这4个委员会的活动。由于会议议程安排得很紧，各委员会多在晚上活动，所以项英格外忙碌。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项英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项英在莫斯科期间，按照党中央的布置，和其他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一起，利用会议间隙，以对革命、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他们熟悉的烈士撰写传记。项英先后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郑覆他、上海市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许白昊两位烈士写了传记，这成为后人进行革命史研究和传统教育的宝贵史料。同年10月初，项英结束了参加中共六大的历史使命，从莫斯科动身返国。11月初，辗转回到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中共长江局书记

项英回到上海后调离江苏省委，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工作。1928年11月9日，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他提议就贯彻中共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发两个文件：一个是着重讲清在职工运动中如何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一个是讲清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与党团组织的关系。此提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会议确定由项英组织办理。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项英主持起草的关于职工运动问题的第十九号通告，对职工运动的意义、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以及与各级党团组织的关系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与此同时，项英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交流实践经验，经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国工人》刊物的出版，并由江俊（项英）、沧海（罗章龙）、石溪（林育南）一起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

1929年2月17日至20日，项英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办事处，由项英任书记。根据此前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项英主持制定并发出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提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计划，并具体规定了各地红军的任务。

8月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并作为全国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组成长江局，项英任书记，管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党的工作；成立长江局军事委员会，刘伯承任书记，过去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的湘、鄂、赣、川等地红军及士兵运动，均归长江局军委指挥。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由项英任长江总行委书记，刘伯承协助项英策划武汉暴动。

8月6日，“总行委”正式成立，项英作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肩负着“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的重任到达武汉，主持召开长江局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长江总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以武汉为中心的各有关省份的武装暴动。但在随后几天的调查中，项英看到了武装暴动的很多问题。因此，他在8月8日、10日，两次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了武汉的敌情及举行暴动的困难：“白色恐怖愈加厉害，从赤色区域调到武汉的干部很难存身，使长江局缺乏干部的困难更加突出，影响到许多工作无法落实。”

但是，当时党中央未及时接到项英的报告。9月2日，刘伯承带着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的精神抵达武汉。当晚，项英主持长江局相关负责人召开会议，听取刘伯承传达共产国际新的指示。9月5日，中央正式回电项英和长江局：“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项英和长江局接到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后，立即停止了原定武汉暴动的工作部署。

9月24日至28日，项英出席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批评了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盲动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这次会议，根据中共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牺牲、病故等变化情况，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其中，正式委员7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7人：罗奕（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

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项英离开长江局，前往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全面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从1921年12月到1930年11月底，项英作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