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立西北联大学科变化发展及其战略意义

王海凤，余子侠

(1.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4； 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前身是由平津地区多所内迁西北地区的高校联合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大在迁转组建及随后分立的过程中，使西北地区第一次拥有国立的大学、高师、高工、高农等高等学府，此举积极影响颇为深远。其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战时乃至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则既往有关战时联大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关国立西北联大学科变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缘此，本文在梳理国立西北联大联立及分设历程的基础上，力求展现国立西北联大在迁转组建过程中学科的衍变，借以彰显国立西北联大的战略意义，为今日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史鉴。

一、战时国立西北联大迁转组建中学科重组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对华北、华东等地的高等院校狂轰滥炸，一些校园几成废墟。为保存高等教育的实力，国民政府教育部以高壹8第15618号训令下发《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明确指出各级学校所在区域发生激烈战事，各校得呈准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暂行停闭或为“迁移之处置”[1]。淞沪会战发生后，为使高等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同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国民政府决定筹设若干所临时大学。1937年8月，教育部拟定《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决定在西安设临时大学一所，“令(陕省)教厅觅定地址后，即派员筹备”[2]。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3](P1)不久，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系为主，并入西安临时大学。10月11日，教育部以第17728号令下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4]，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学，15日开始上课[5]。

1938年1月，北洋工学院矿冶系毕业生出身的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6]。3月，临汾失陷，关中门户潼关吃紧，敌机不时侵入西安轰炸。“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迁于南郑”[7]。次月，教育部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指出，“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8](P80)，令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定于4月18日开学[9]。据其时报载：“该校员生约一千六百余人迁至南郑、沔县、城固及古路坝等四处，而以城固为大学本部，共有学生千人左右。”[10]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国立西北联大成立后，就学科设置来看，保留了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原有的学科资源。“七七事变”之前，国立北平大学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5院。除医学院不分系外，文理学院下设文史系、哲学系、教育系、数理系、化学系；法商学院下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院下设农艺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农业经济系；工学院下设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纺织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共设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3院：文学院下设国文学系、英文学系、史学系、社会学系；理学院下设地理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学院下设教育学系与体育学系。国立北洋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系、采矿冶金系、机械工程系3系。

国立西北联大时期，将联办三校的院系整合为文理、法商、工、农、医、教育等6大学院23系。文理学院由国立北平大学的文理学院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改组而成，下设国文、历史、外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8系；法商学院承袭了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科建制，下设法律系、政治经济系与商学系3系；工学院主要整合了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学科资源，下设纺织工程、化学工程学、电机工程、机械工程、矿冶工程、土木工程等6系；农学院承袭国立北平大学的农学院，将原来5系组改为农学系、林学系与农学化学系3系；教育学院则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并接纳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系，改设为教育系、体育系与家政系3系[11]。医学院仍沿用原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建制不变。

遍查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相关史料，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12]，开设的学科类别，即不外乎文、理、法、商、工、农、医、教8类。在上述高校中，国立中央大学可称为国立大学中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高校。现将“七七事变”前国立中央大学的院系设置列表(见表1)示下，以供参考。

表1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立中央大学院系设置一览表

由上表不难看出，就学科结构而言，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国立中央大学，拥有文、理、法、教、农、工、医7个学科。与之相比，国立西北联大的学科门类更为完备，囊括了文、理、法、商、工、农、医、教8大学科门类。可见，国立西北联大成立后，涵盖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最主要的学科、最紧要的学系。

二、战时国立西北联大分校设立后学科发展

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作为指导战时全国教育应变发展的总纲领，并强调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13]。针对战时教育的设施，“纲要”提出了“九大方针”，其中一项即“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在此项方针的指引下，为积极发展农村工业，解决“专门技术人员之缺失”的问题，教育部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大的工学院与农学院分开独立设置，国立西北联大出现第一次分立。

1938年7月17日，陈立夫签名下发汉教第6074号令，令国立西北联大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①、焦作工学院②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工学院”[14]。就学科设置而言，该校系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焦作工学院四校合并改组而成，在保留原有6系的基础上，增设“航空系”[15]、水利工程学系而发展为8个学系。在国立西北联大时期，工学院即设有工科研究所，独立设置后，国立西北工学院又新创矿冶研究所，内分采矿、冶金、应用地质三组。有了这些组合和添新，国立西北工学院成了时人所说的“国内比较最完善之工科学府”[16]。

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独立设置同步，教育部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大的农学院与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③以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予以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4]。此处需作解释的是，1934年开始筹备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坐落于陕西武功，“常年经费80万元”④，购地万余亩，校舍于1936年落成，主要收受清寒学生免费入学，校长为辛树帜[17]。 “七七事变”后，该校的一切建设均告停止。1939年4月，“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18]，院长先由辛树帜担任，后由周伯敏接手[19]。国立西北农学院成立后不久，鉴于“农业经济人材之需要”，教育部令该校筹设“农业经济专修科”。据其时报载，该专修科的学生修业期满后，“各机关纷纷来函聘请，因人数有限，颇有供不应求之感”[20]。独立设置后，该校开发新设了农业水利系、畜牧兽医系、森林系3系，从而形成了农学系、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畜牧兽医系、园艺系、森林系6系及农业经济专修科的系科格局。及至1940年，该校又将农学系原有的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经济三组分别升格为“学系”[21]，即改称为农艺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使6系增至8系。1941年，该校又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成为拥有专科、本科、研究生培养一条龙的学科体系的高校之一。

在工学院、农学院分立后，国立西北联大还有文理、法商、医学与师范四个学院⑤。除各学院原有的系科外，西北联大新增医科研究所、师范研究所。1939年8月14日，行政院将吕字第9174号文件材料上呈国民政府，材料称教育部计划改组国立西北联大为“国立西北大学”[22]，同时将其医学院与师范学院一并独立设置，分别改设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23]。教育部规定，第二次改组分立后的国立西北大学及医、师两学院之经费，仍就1939年度原列之国立西北联大经费概算款额调整拨充，“不另增加国库负担”。其后，该案经行政院第426次会议“决议通过”[24]，转请国民政府“鉴核备案”。8月17日，国民政府以渝字第1468号令“应准备案”[25]。国立西北大学成立后，“废除委员制，采用校长制”[26]。根据大学旧制，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院方可称为“大学”，于是国立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设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为3院12系：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法商学院下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27]。至此，该校拥有文、理、法、商四大学科[28]。嗣后，国立西北大学增设先修班，借以“救济西北失学学生”[29]。1943年夏，经教育部批准，该校又在文学院内增设了“边政学系”[30]，成为全国两个最早的国立大学边政学系之一。

再看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1939年8月奉令独立设置，随之在当年9月1日正式成立于陕西城固，院长仍为李蒸[31]。就学科设置而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后，仍照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原有的编制，下设教育系、体育系、公民训育系、博物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英语系、国文系、家政系10个学系，另有1个劳作专修科和1个师范研究所。1940年4月3日，教育部下发渝字1529号令，指出各校在改组后仍然“多集中于南郑、城固一带，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为谋学校本身之发展，部令要求“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32]，并指定兰州为该校的永久校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依此令于1942年将本院由城固迁兰州，城固本院则改称分院。至1944年底，该校全部迁往兰州。迁办兰州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即将原在兰州的甘肃学院的文史系、教育系二系并入学科体系。几乎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同时，国立西北医学院亦从国立西北联大中分出独立设置，但该校不分系科，校址仍设于陕西南郑。1945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撤销设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建制，将其并入国立西北医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33](P3)。至此，国立西北联大被教育部根据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基础和社会发展所需而一分为五。

三、战时国立西北联大学科变衍的战略意义

“七七”战火燃起之后，文化教育设施以及爱国青年学子尤为日寇所残害。在此民族存亡之际，国立西北联大的迁转组建，于战时及战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为战时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学科支撑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开发西北的声潮日渐高涨。尤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亦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抉择。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强调：“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34](P556)据陈立夫对自己执掌教育部时的有关事件回忆：“我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也会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35](P19)

回看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西北地区的高校寥寥无几，真正称得上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校，合计不过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省立甘肃学院和省立新疆学院3所。由前文可知，其时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刚建立不久，且在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切建设均告停止，更谈不上有何发展。省立甘肃学院，原名“兰州中山大学”，仅设中国文学系、法律系、教育系3系，后因名不副实，教育部将其降格并改办为“甘肃学院”[36]，设文、法两科。至于省立新疆学院，因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培植建设新新疆之干部人材起见”[37]而成立，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两学系及税务专修科”[38]。可见，其时的整个西北地区，学科体系甚为薄弱。

战时国立西北联大设立后，对于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该校及其分校领导人的意见高度统一。西北联大时期，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即指出，国立西北联大“更宜熟察地方情形，准备协助地方政府，开发资源，兴建西北”[39]。五校分设时期，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强调：“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40](P125)西北大学兰州校友分会负责人于书绅言及：“我们要吃西北、喝西北、住西北、行西北、领导西北、保卫西北、撒下西北网，整个掩盖住西北。”[41]

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与国立西北医学院从国立西北联大分出独立后，西北地区开发所亟需的理、工、农、医、教等学科优势日益凸显。由前文可知，国立西北联大的学科设置，基本延续了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高校的原有学科，且覆盖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科结构，使西北地区拥有了最完备的学科体系。五校分出独立后，其学科的规模与实力得到扩大与加强。如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收并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的工科，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工程高等教育体系”[42]。在各校领导人开发大西北的认识下，在优势学科的支撑下，国立西北联大与其分立各校为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国立西北农学院结合西北实际，先后育成棉花、小麦、谷子、大豆、玉米、高粱、马铃薯等各种优良品种22种，帮助扶风、武功两县成立170个棉麦生产合作社和265个信用合作社。国立西北大学的边政系，则组织边疆见习团赴新疆考察，就“新疆民族、政治、文化、宗教各种问题”[43]作深刻研究。该校地理系李式金教授，因常在青海玉树等藏区考察，被称为现代藏学的开拓者。国立西北工学院除设工科研究所从事高深研究之外，还设有工程学术推广部，与陕、甘、宁诸省及生产机关通力合作，推进西北工业建设。

(二)为战后西北地区留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抗战结束后，同时期创办的国立西南联大主体复员迁返平津，而同期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大的主体则存留在西北大地，为以陕甘二省为主的整个西北地区尤其今日陕西留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

就国立西北大学而言，教育部指定其永设西安，该校于1946年夏迁回西安，设文、法、理、商、医5大学科[44]。1947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大学将隶属文学院的边政学系改属法商学院，系主任由黄文弼兼任[45](P148)。之后，该校鉴于“数学之重要性及其设备之简单性”，筹设“数学研究所”[46]，鉴于西北经济问题的重要，在经济系的基础上筹设“经济研究所”[47]。由是在迁建西安后不久，国立西北大学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相当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学科的基础[43]。

就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论，1946年1月复员西安后，决定学院本部设在咸阳，分院设在西安。1949年8月底，国立西北工学院撤销分院，将西安分院迁至咸阳总院，原有学科得以继续招生。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即与华东航空学院⑥等校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改设西安。在承袭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基础上，并汇入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的学科体系，国立西北工学院以其逐步形成的纺织、化学、电机、机械、矿冶、土木、航空、水利等完整的工程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地区工程高等教育和工程技术的基础。

再看国立西北农学院，于1949年6月奉命从武功迁西安，寄居国立西北大学，7月再返归武功办学，形成了农艺系、农业化学系、农业水利系、畜牧兽医系、园艺系、森林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机械学系、农产制造学系等完整的农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地区农学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础。

抗战结束后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于1946年8月并入西北大学，由南郑迁入西安，成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后改为“西安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的独立设置，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医学高等教育火种，“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45](P338)。

至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部令其“永久设兰州”[48]，除部分师生于1946年6月迁回北平外，大部分仍留兰州[49]。该校不仅承袭了战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各教育学科，而且兼收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教育等优势学科，从而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学科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满足西北地区高教事业的学科需求的同时，西康正式建省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培养各种技术专门人才，适应西康及附近区域的经济建设需要为由，呈请行政院于西康省宁属之中心“西昌泸山”创立“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50](P27)。1939年8月1日，经行政院第425次会议决议，“准于西康设立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51]，“以教授各种农工应用科学”[52]，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为校长。不久，李书田率领北洋工学院部分师资在西昌成立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于1940年1月29日“正式上课”[53]。该校成立后，下设农林系、畜牧系、土木工程系、矿冶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化学工程系6系，“负责培养开发富源的干部”[54]。其后，为适应“康藏卫生医疗需要”[55]，该校添设医科。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是西昌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同时也是当时西康省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其学科的发展，为西南地区边陲建设及实际生产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三)为战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分设各校在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办学历程中，不仅为战时西北地区的建设储备了人才，还为战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经济建设各行各业所需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1937-1946年间，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分设各校培养的毕业生共有9 257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西北地区人才紧缺的难题。据相关史料显示，国立西北联大1937年的毕业生中，从政者13人，从军者27人，从教者68人，从医者4人，从事金融行业与媒体行业各1人[56](P290)，为战后西北地区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西北联大的分设各校为建国初期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储留下一批专门人才。如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的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应国家建设急需，至1956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为新中国地质勘探队伍“输送了1 260名地质技术人才”。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的14个大油田中，“有13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出自西北大学地质学系”[57](P32)。除西北大学外，国立西北联大的其他分立各校亦为建国初期的建设培养了各种人才。如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的师昌绪，是著名的金属学及材料学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前，师昌绪赴美留学，获美国欧特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然回国，前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国战机发动机急需高性能的高温合金叶片，师昌绪率队领导开发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可用作耐热、低温材料和无磁铁锰铝系奥氏体钢等，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8](P959-960)。2010年，师昌绪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再如被时人称为“开发西北农业之原动力”[18]的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于该校农艺学系毕业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洪璋，毕业后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工作，在结合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蚂1号”与“矮丰3号”。其中的“碧蚂1号”，在1959年推广时，种植面积达9 000多万亩，毛泽东主席赞扬他的“‘碧蚂1号’救了大半个新中国”[45](P333)。他培育成功的“矮丰3号”，则推动了矮化育种的发展，对恢复与发展我国的小麦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3](P902)。再看国立西北医学院，1944年于该校毕业并留校任外科助教的尚天裕，结合中、西医诊治手段，摸索出一套以手法复位、小夹板局部外固定和患者主动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方法。1964年，经国家科委组织全国中西医骨科专家进行鉴定，认为此方法是一项中西医结合的重大科技成果，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59](P296-298)。至于设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将优质的师范教育向西推进了1 000公里。如194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的夏羊，原名张伊之，毕业后长期在西部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并出版了诗集《山塬春》《唿哨的季风》等。再如毕业于该院教育系的赵文艺，毕业后即前往汉中师范学校任教。

当然，更应值得注意的是，战时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各高校，为中国各行各业的战后尤其共和国成立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近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技术人才，而这些人物又大多留职于西北地区。他们的存在及其事业的发展，犹如母鸡下蛋般地一代代传衍，使今日的西北各省区有了持续发展和提升的事业基础和动力源泉。这才是战时西北联大组建与分立最有价值的事业贡献和最大意义的教育抉择。

要言之，国立西北联大自联立到分设，存在时间虽短，但组成国立西北联大的几所院校以其较好的基础和较强的实力，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持续而坚实的历史基础。国立西北联大在迁转组建以及分立办理的过程中，坚持在战时开展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举动，在延续近代学科教育火种的同时，开创了西北地区各种学科体系构建和学科高教人才培养的新纪元，标志着学科建制在西北地区的生根发芽，尤其奠定了陕甘两省的现代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架构。西北地区的学科体系，从抗战前的散薄寥寂到如今的雄势厚基，国立西北联大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打下了坚固厚实的历史基础：“有如一掌五指覆盖陕甘大地，通过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传衍，其于整个中华民族教育事业乃至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可谓功在基业千载，泽被西北半壁。”[60]

注释：

① 1937年 6月，国立东北大学由开封迁至西安。1938年春，因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被迫由陕入川，择址四川三台。

② 抗战全面爆发后，焦作工学院举校迁往西安，1938年3月，日军抵达风陵渡，焦作工学院迁至甘肃天水。

③ “七七事变”后，河南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随省政府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1938年10月，豫南战事紧张，河南大学的文、理、法学院由鸡公山迁至镇平。

④ 其时陕西地区正值大旱之后，地价极贱(相关史料反映每亩地价仅1元)。

⑤ 1938年7月，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参见《训令三：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西北联大校刊》1938年第2期)。

⑥ 包括原中央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