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左联”研究情况流变新见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

张文望，王明霞，高毓坤，杨雨辰，李可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组织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开展左翼文艺运动的核心力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至今已四十余年，其所刊登论文能较好地反映左联研究流变情况。知网检索为资源整合与研究提供新视野，但也存在误检、漏检等不足。

1 发文数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简称《丛刊》）中主题与左联相关的文章共132 篇，但有几类需要排除：一为通讯稿，如关于修复左联纪念馆的文章、介绍内蒙古文联纪念左联成立的文章、有关左联的材料征集简讯等；二为专栏编后记，如纪念左联成立60 周年编后记；三为回忆录或政论，如沙汀、马宁等撰写的相关回忆录、郑择魁赞美左联历史功绩的文章。此类文章虽与左联存在一定关系，但难以反映左联流变。去除这三类后，得到论文97 篇。

按照检索结果，《丛刊》创刊至今共42年，与左联相关的年均发文量为3.14 篇。其中，1982、1984、1987、1989、2007、2008 等年份并未出现相关文章，1993年至1999年、2001年至2005年则出现较大研究断层。从2009年起至今，形成了较为连贯的研究。由于数据库识别能力有限，知网将“左联”与“左翼文学”“左翼文艺运动”割裂统计，事实上有所疏漏。《丛刊》早在2002年即开辟左翼文学笔谈专栏，为后续研究提供连贯性上的保证。2003年又出现了“左翼文学研究”专栏，此后再未出现过研究断层。另一问题在于，左联解散后的左翼文艺运动研究并未统计左联研究的相关文章。事实上，“左联研究” 有别于“研究左联”，左联解体后的文艺运动研究，虽然并非指向左联自身，却与其密切相关。左联是一个历史的、流动的概念，并非解体后理论主张和作家群体就瞬间消失或转换、服从于抗战文艺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特色。因此，诸如李杨所发表的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研究，也可供左联研究之用。加入这些文章后，该主题与左联相关的论文共103 篇。

丛刊第一期即刊发 《鲁迅论左翼文艺运动》一文，足见其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视。1980年和1985年出现了两次发文高潮，分别为13 篇和8 篇。前者的发文高潮，与当年为左联成立五十周年有关，具体到文章类型的体现，则为大量回忆、介绍类文章的刊发，其中回忆录共4 篇，介绍类共6 篇，研究性论文共3 篇，代表作为《“左联”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1985年，夏衍出版《懒寻旧梦录》，其对胡风等已平反的左联成员仍抱较大的敌意，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并引起了其余作家的不满。同时，丛刊上的文章也与1980年产生了较大的不同：《开拓者的功绩不应抹煞》一文委婉指出“某些至今还纠缠不清的人事关系” 等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左联的科学评价，无论是“右视眼”还是“左视眼”均不可取[1]；《加强对左翼各盟的综合研究》则更直白地在摘要中指出胡、冯等人是“埋没已久的作家”，表明对保守思想的否定[2]。这一时期的文章不再单一地追忆或赞扬左联的历史功绩，而注重发掘与研究结合，并通过委婉方式对不当思想进行纠正。

整体而言，创刊前中期左联相关文章所占比例相当高，21世纪以来则逐渐冷却，但仍保持着一定数量，并且连贯性较以往有所提高。

2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上，按照与“左联”相关度降序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为左联自身之研究，此类文章共24 篇。左联作为文学组织，具有一定的领导机构、组织方式、代表刊物等，而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又要求人们关注其政治主张和斗争阵地、宣传方式等内容。最早刊登的应为1980年陆万美所发表关于北平左联的研究文章，该文在抨击国民党政治层面的严厉打击和文化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发现了北平左联组织难以发展的文化性因素，如北平“京派”文化影响下老一辈作家思想保守、左联成员大多为学生等。汪纪明对于左联组织机构的考证着眼于其领导机构和组织方式，强调其鲜明的“党团”特色。沐明所著《萌芽月刊》《北斗》二文，主要研究了左联代表刊物的内容特点；张元珂对于左联书刊出版策略和传播影响的论述，则从出版学的角度描述其期刊运营的时代特征。杨胜刚就左联与中共的关系进行考证，从多方面论述了左联所受之影响：党团式的组织形式，激进的政治态度，直接明了的宣传方式，“飞行集会”式快速转移的斗争阵地，作家身份的双重性及一定程度上的“左倾”作风等[3]。

二为对左联作家群体与作家相互关系之研究，即“借作家写左联”，共37 篇。左联虽为文学组织和作家联盟，但领导核心却并非代表作家鲁迅等人，而是隶属中共的党团群体；作家在联盟中的影响力有限，难以涵盖“左联研究”。但是，作家作为衔接左联和左翼文学乃至左翼文艺运动的桥梁，其作品内容、理论主张之变化又可侧面反映左联发展、壮大乃至消亡的过程，事实上成为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映射。叶德浴在《关于对“第三种人”斗争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关注左联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之间的斗争，把作家矛盾看作是反动势力向革命阵营的进攻。吴敏通过对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研究，认为左联对待“自由人”的摇摆态度加剧了鲁迅周扬等人的矛盾，为日后左联内部冲突种下隐患[4]。

三为对作家个体或者具体作品的研究，即“借左联写作家”，此类文章共39 篇。一方面，左联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上较同时期其他文学组织较弱，左翼文学存在被政治运动边缘化的趋势，同时创作题材不可避免成为“反映左联主张的镜子”；另一方面，其作家群体的广泛性及个体思想的丰富性，又为从侧面检视左联的文艺活动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刘川鄂对鲁迅“超越性”的探讨揭示了其远超左联战友和自由主义“对手”的深沉理论厚度，表现鲁迅身处左翼文学阵营之中却能避免其局限的理性意识和独立精神。陈顺馨对胡风和周扬的研究则侧重其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差异，体现出“主观战斗精神”和“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深度上的区别。

最后是“研究之研究”，即对与左联相关的研究论著之点评，此类文章共3 篇。以1993年龙泉明对吴福辉《戴着枷锁的笑》所作书评为代表。吴之论著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对左联的政治讽刺艺术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其实质是借左联说明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历程，此为第一层“研究”；而龙对其论述的点评则为第二层“研究”，这就使该文与左联的距离进一步拉开。刘子凌对张广海《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一书的点评，则比前者关联度略高。

所研究内容及其变化又体现出以下特点：

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章虽多，整体观照性强，但大多针对性弱，如《左翼文艺创作的巨大成就》。初期的研究有两条思路：一是传统地集中在鲁迅研究；二是关注冯雪峰、胡风等被平反的作家，聚焦于对人物的重新评价和挖掘史料填补空白。早期文章具有浓厚政论色彩，如《要充分肯定左联的历史功绩》宣称：“……他们称梁实秋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徐志摩为‘布尔乔亚诗人’，都是恰如其分的。”[5]一些涉政的文学问题，则需要由中共中央定调，如“两个口号”。初期虽受多种因素影响，仍体现出学术争鸣之色彩，如1981年01 期即刊登的两篇对“自由人”态度截然相反的文章。这既受思想解放的影响，也与研究话题宏大、群体集中讨论有关。后期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展、切入视角的细化，加之许多重大问题学术史的定论基本形成，相同话题的论文已是少之又少，核心思想上产生较大分歧更是不可能。

20世纪90年代文章数量较少，但体现出全新视角与态度。“重写文学史”的号角给左联研究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一是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文艺的评价发生了改变，这是继对胡秋原、杜衡等人重新评价基础上的又一进展；二是研究思路的辩证化，如对左联的探讨不再回避其局限性，对苏联“拉普”的影响也不再简单归结为消极；三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对作家的研究不再服务于政治——以鲁迅为研究中心的传统“战斗”需要和以胡、冯为中心的现实“拨乱反正”需要，而关注到非知名作家如陶晶孙等人；四是研究视角的细化，摆脱整体性观照，关注具体问题，如《简谈左联与三十年代云南文学》一文即从云南地域文化角度考察左联文艺思想传播的阻碍与优势，开《丛刊》地域性左联研究先河。先前虽有“北平左联”等相关话题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组织方式、人员构成等政治层面的差异，其思路依然局限于“南”和“北”、上海与北京的“二元”研究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把握独特地域文化与左联文艺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该文的刊发反映出左联研究进入崭新的文化研究阶段。

21世纪以来，群体集中讨论某个话题的现象基本消失，研究走向个体化和多样化。这一时期的文章又逐步摆脱了文化研究的局限，带有史料实证和多学科融合的特色；同时研究不再局限于左联自身研究，更多围绕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代表性文化开展。后者的内涵较之左翼文学更为广阔，它还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内容。此外，文章对副标题的运用更加规范化，较之早期模糊、简略的命名方式（如《左联时期的几个历史问题》）而言更能迅速准确地展现核心思想，如《左联时期的“墙头小说”——以楼适夷、叶以群为中心》；关键词、摘要的使用也使文章脉络更为清晰。研究对外部因素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如《十九路军与“自由人”论争》即考察作家所受军队支持与其文艺思想的关系，并指出党对军队性质的认识与舆论政策的变化间接影响了左联进行文艺论争的态度[6]。值得一提的是熊鹰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研究，他从《选集》与鲁迅的关系入手，强调了珂勒惠支版画中的革命“目的意识”和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7]，开创《丛刊》美术角度进行左联研究之先河。除时代差异之外，《丛刊》的历年研究还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北平左联”成为重要的关键词，研究北平左联的文章数量远超东京左联与上海左联，这与其影响力并不相符。北平左联由于势力弱小，并未在京派文学把持的北方文坛下掀起较大波澜。《丛刊》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开拓了左联研究的新视角。其次，历年对左联自身的研究中，《北斗》等代表刊物均受到极大重视，占此类研究论文的近半数。随着研究视角细化，中学校刊等非公开出版物也得到了充分挖掘。外国学者积极参与研究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如麦克杜格尔对左联所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论述，及千野拓政、江山幸子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西方在文学理论上有着深入认识，而日本的文学史料保存相当完善，为左联研究添加了新的活力。

3 作者队伍与未来展望

四十年来共有110 位作者在《丛刊》上发表与左联相关的文章，如表1所示。

表1 《丛刊》“左联”话题研究者发文数量表

发文2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活跃作者，约占作者队伍的14.5%；张大明发文量最高，达8 篇，其中3篇以笔名“沐明”“涪村”写作，为其鲜明特色。一般作者多新生作家，为左联研究输入新鲜血液。从活跃作者的时代分布来看，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有5 人，属于第二代学人，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代学人有3人，其推动了“文革”后左联研究的学术复苏。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四代学人有5 人，共发表12篇文章，他们正值学术黄金期，表现较为出色。相较第五代学人更年轻的北师大博士生张悦，在近三年围绕左联和海派的关系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左联研究的新生力量。

当下研究中，“鲁迅与左联”有望重新成为热点，如陈红旗从辩证法和幽灵政治学角度讨论鲁迅与左联成员的矛盾，具有理论突破意义。左联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也值得关注，如马俊江分别考察了北方左联与北平小报、北京中学校园这一文化空间的关系，回溯“文化古城”中革命青年参与时代的历史记忆。李莹则从自然环境和历史风物的角度研究青岛的左翼文学生态。该文对左翼文学流动性的揭示对于左联的城市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丛刊》早期收录的中外作者合著文章，数量较少，对于国外研究成果本身关注不足，应多引入境外最新研究论文（如小谷一郎《论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艺活动》），以便更好掌握世界学术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