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最佳证据综合方法的系统综述

丛金洲，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

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起步较早，学界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主要围绕就业动机和就业决策进行机制探索。关于老年人的就业动机，学者们主要从经济需求角度（Sullivan et al.，2019；Galkutėet al.，2020）、马克思的人类本质论（Santos et al.，2016）、职业塑造理论（Lichtenthaler et al.，2016）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就业决策机制的理论主要有角色理论（Hochman et al.，2013）、生命周期理论（Chai et al.，2011）、生命历程理论（Dingemans et al.，2019）、社会认知职业理论（Wöhrmann et al.，2013）。我国学界关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于2000年左右才开始零星出现，2010年之后成果逐渐增多。但相比国外研究，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零散的影响因素探讨上，缺乏整体、系统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界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综述除传统的叙述性综述外，也有学者开始采用系统综述方法。Kooij等人（2008）通过对有关年龄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进行文献检索与筛选，得到24篇实证研究文献和9篇概念研究文献。他们基于这些研究文献，对自然年龄、功能性年龄、心理年龄、职业年龄、寿命期年龄等五个年龄概念及其测量指标进行系统综述，分析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年龄因素，丰富了对年龄概念及其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的认识。之后，Galkutė等人（2020）采用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对2008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综述，从社会人口学因素、个人态度、职业因素、家庭生活因素等四个方面，找寻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有力证据。目前，关于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研究的文献综述数量较少，仅有几篇叙述性综述，对我国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概括和区分还不够全面，且缺乏通过科学、系统、规范的文献梳理给出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综合证据的系统综述文章。依凭这些不多的研究综述，尚不能很好地了解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基于此，本文拟采用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对研究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有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本文试图综合现有文献中重复零散的研究文献，寻求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有力证据；在城乡分样本综合的基础上，探索影响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城乡一致性证据以及异质性证据所反映的城乡发展差异。

二、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界定

积极老龄化理念提倡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包括在家庭、社区、社会层面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家庭等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活动（谢立黎 等，2019），但不包括参与个人娱乐文化活动，即强调所谓的社会参与要对外界有所付出和贡献。具体来讲，目前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三类老年社会参与为家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劳动参与。本文关注的是其中的劳动参与，具体指的是从事有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活动。

鉴于我国城乡发展差异，有必要分城乡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作进一步界定。首先是对老年人的界定。城镇地区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划分：一是按照国家退休制度，将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职工视为老年人，而不论其自然年龄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二是按自然年龄，将年满60周岁的男性、年满50周岁或55周岁的女性视为老年人①按照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情况下，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工人身份）或55周岁（干部身份），应予退休。。农村地区没有退休制度，统一按自然年龄划分。其次是对劳动参与类型即工作属性的界定。城镇地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区分受雇、自雇型就业，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区分农业、非农业劳动。

三、最佳证据综合研究方法

（一）最佳证据综合方法介绍

最佳证据综合（best evidence synthesis）方法由Slavin（1995）提出，旨在综合针对同一研究主题采用不同研究样本、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从而给出这一研究主题的最佳证据及证据强度。Slavin对比了叙述性综述和系统综述的差异，说明了系统综述中流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在文献筛选、文献质量评价、文献信息汇总等方面的缺陷，进而指出最佳证据综合是一种研究流程更完善、更系统、更客观、可重复的系统综述方法。相对于元分析方法，最佳证据综合方法主要为系统综述领域提供了三大创新之处：一是设立了文献纳入标准，从而可以避免综述者的选择性偏倚，并让读者了解文献筛选过程；二是添加了文献质量评价，从而可以根据文献质量对其研究结论进行综合，并判定最终的证据强度；三是添加了文献信息汇总，从而可以让读者了解原文献信息且方便查阅。需要指出的是，与Glass（1976）提出的元分析方法相似，Slavin最初提出的最佳证据综合方法也只能通过计算效应量（effect size）综合定量研究文献的实验结果。随着系统综述在生物学、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和元分析方法已经相互借鉴融合，形成统一的系统综述路径：确定研究问题—文献检索与筛选—确定文献纳入标准—文献质量评估—文献信息汇总—选取证据综合方法—证据综合结果（Petticrew et al.，2006）。二者的区别在于采用哪种证据综合方法得出综合结果。相比计算效应量只能对定量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综述的元分析方法，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可以纳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定性研究文献和混合研究文献。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即通过设定最佳证据综合标准，根据出现一致性结论的文献数量和质量，给出最终的最佳证据及证据强度，例如de Croon等（2004）、Cloostermans等（2015）等的研究。本文即采用这种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对关于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综述。

（二）最佳证据综合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的确定指导着整个系统综述过程以及文献检索与筛选的标准。本次系统综述的研究问题是：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2.文献检索与筛选

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选择我国社会科学领域较有权威与代表性的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进行相关文献检索。具体检索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文献检索情况

通过检索，最终进入筛选流程的共有570篇文献。第一轮筛选。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剔除重复文献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共保留137篇文献。第二轮筛选。通过阅读论文摘要，进一步剔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共保留75篇文献。第三轮筛选。通过阅读全文，保留符合以下纳入标准的文献：（1）论文是实证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或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2）论文的研究问题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其中的劳动参与指的是有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参与，不包括关于家务劳动、社区志愿服务、延迟退休意愿的研究；（3）论文中的劳动参与须为二分变量（是否参与劳动）；（4）论文的研究样本即老年人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按退休制度，已经办理退休手续；按年龄，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或55周岁）——之一；（5）论文中的研究样本不限城乡，可以是仅城镇老年人或仅农村老年人、城乡老年人。

经过三轮文献筛选，共得到45篇文献。为避免检索遗漏，在所有纳入文献中通过引文追溯法，进一步检索未被纳入的文献。经过筛选后，再补充2篇。最终共得到47篇文献样本。文献检索与筛选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文献检索与筛选流程

3.文献质量评估

由于本次纳入的文献均为定量研究，因此参照已发表的系统综述文章（Cummings et al.，2003；Lee et al.，2008）中对定量研究文献使用的质量评估量表，结合本研究主题进行适当修改。文献质量评估工具如表2所示。表中各项评估指标均赋值1分，满分12分。根据最终得分，按质量高低将文献分为三个等级：0～5分为低质量文献，6～8分为中等质量文献，9～12分为高质量文献。对其中的低质量文献予以剔除，不纳入证据综合。文献质量评估方法如下：由二位作者对全部纳入文献进行单独打分，若有质量等级评估不一致的文献，经二人共同讨论后作出意见一致的等级评定。最后的质量评估结果为：高质量文献37篇，中等质量文献9篇，低质量文献1篇。总体来看，从CSSCI来源期刊检索和筛选的文献质量较高，仅剔除1篇低质量文献，最终进入最佳证据综合阶段的文献共46篇。

表2 文献质量评估工具

表2 （续）

4.文献信息汇总

表3报告了纳入文献的相关信息，包括文献的第一作者及发表年份、样本所在地区（城镇、农村、城乡）、研究对象及样本量、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各文献的质量等级。从发表年份来看：我国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伴随2000年左右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才偶有几篇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例如张翼（1999）、王红漫（2001）的研究]，到了2010年左右，相继出现相关研究，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是发表于2015年之后。从地区来看，也体现了我国的城乡发展特色。有学者关注城镇地区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也有学者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参与情况；还有学者从全国层面对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进行分样本讨论，探究其影响因素的城乡异质性。基于我国城乡发展差异，在最佳证据综合过程中，按照文献研究样本所在地区划分了城镇、农村、城乡三种类型。其中，城乡研究的文献里，将城镇分样本、农村分样本、城乡全样本的研究结果按地区分别综合到各项影响因素中。这是本文将最佳证据综合方法应用到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系统综述的本土化创新，即研究方法的应用本土化（谢立中，2017）。

表3 文献信息汇总

此外，学者们对于老年人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界定：一是按退休制度，将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职工视为老年人；二是按年龄，将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岁或者50岁）视为老年人。从数据来源看，大多采用现有微观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也体现了近些年我国微观数据库获得高效发展。也有少部分学者通过自调查搜集数据，但其调查范围往往局限于一个省级行政区甚至仅一个市级行政区，收集的样本量较小。这部分文献的质量等级大多为中等。从数据分析方法可以看出，所纳入文献全部为定量研究，并大多采用二分因变量的Logit模型或者Probit模型，方法较为单一。

5.最佳证据综合标准

最佳证据及证据强度要根据得出一致性研究结果（自变量和因变量在多篇文献中存在相同方向的相关关系）的文献质量与数量进行综合。最佳证据综合标准参照Galkutė等人（2020）对Cloostermans等（2015）与de Croon等（2004）的研究结果的改进。具体的最佳证据综合标准如下：

强证据。一致性研究结果出现在3篇及以上高质量文献或者2篇及以上高质量文献、2篇及以上中等质量文献中。

中等证据。一致性研究结果出现在2篇高质量文献或者1篇高质量文献、2篇及以上中等质量文献中。

弱证据。一致性研究结果出现在以下四种情况中：①仅1篇高质量文献；②1篇高质量文献及1篇中等质量文献；③2篇及以上中等质量文献；④2篇高质量文献，但有2篇中等质量文献的研究结果与其不一致。

有待验证。仅1篇中等质量文献得出此研究结果。

暂不确定。除以上情况外（例如不一致研究结果各有一篇，或者研究结果均为关系不显著，等等）。

以上强、中、弱的等级可以理解为最佳证据代表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关系的强弱。有待验证即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文献证明此证据的强度，暂不确定即尚没有证据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关系。

另外，对最佳证据综合结果中的城乡差异判定遵循如下标准：某一因素影响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证据（不论其强度大小）若表现为相同的影响关系，则标记为“一致”；若表现为相反的影响关系，则标记为“相反”；若一方有明确影响关系，而另一方暂无确定的影响关系，则标记为“待讨论”；若仅对一方提供证据，则标记为“仅城镇”或“仅农村”。

四、最佳证据综合结果

在文献证据提取过程中，将各文献中的影响因素归总为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保障因素、职业因素、家庭因素四类进行证据综合。表4报告了影响因素中的各个自变量、研究样本所在地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关系（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无显著影响），提供证据的文献出处，证据强度，以及城乡差异。

表4 最佳证据综合结果

表4 （续）

表4 （续）

（一）影响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最佳证据

1.社会人口学特征

首先，从8篇文献对城乡全样本老年人的户籍类型分析可以看出，相比城镇户籍老年人，农业户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更高，且这一结论被认定为强证据。其次，关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均有大量文献提供证据。其中，年龄与老年人劳动参与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在城镇、农村、城乡三类样本综合中均为强证据，不存在城乡异质性。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劳动参与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是没有城乡差异的强证据。

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较为复杂。就性别而言，农村地区的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更高，城镇地区则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存在性别差异。但城乡全样本分析的所有文献皆表明，相比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更有可能从事有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活动。这似乎能够说明，城乡老年人的全样本统计会掩盖城乡差异。就婚姻状况而言，虽然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分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现有文献的综合证据不能证明有配偶会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但城乡全样本统计分析的文献，为有配偶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有促进作用提供了强证据。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在对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老年人样本的统计分析中存在两者关系不显著的文献，但这些文献中的不显著结果都是正向关系，只是统计上不显著；城乡全样本统计则加强了这种正相关关系，使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正相关。受教育水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最为复杂。在对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进行考察的文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一是按最高学历处理为分类变量，二是按接受教育的年数处理为连续变量。在证据综合过程中，先对这两类测量方式得出的结果进行分类综合。结果发现，不论城乡，两类综合结果均得不出有力证据。

2.社会保障因素

关于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社会保障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老年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最佳证据综合结果表明，学界对于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是否有影响尚无确定结论。现有文献证据也不能证明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关系，但养老金收入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总体来说表现为负向影响的强关系。仅有两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养老金收入对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在养老金收入超过某一拐点之后，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才随着养老金收入的增加逐渐下降（张翼，1999；阳义南，2014）。

3.职业因素

关于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职业因素的研究均为针对城镇老年人的调查研究。针对城镇老年人的专业技能、退休前单位性质、退休前职位、退休前工资、工龄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从现有文献提供的证据来看，拥有专业技能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呈现正向关系的强证据；老年人退休前的工龄对其退休后的劳动参与表现为负向影响的弱证据。尚未发现老年人退休前的单位性质、职位、工资与其退休后的劳动参与有明确关系。

4.家庭因素

中国浓郁的家庭文化对个人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老年人的配偶、子女、孙子女都可能对其劳动参与决策产生影响。从表4的最佳证据综合结果可以看出，配偶退休与家人持支持态度都会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但这两条证据仅针对城镇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其中，配偶退休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为负向关系的强证据，家人持支持态度则为正向关系的弱证据。就家庭收入而言，暂时没有一致性证据表明，家庭收入对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何影响。从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来看，子女个数对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表现出影响方向相反的强证据。正因为如此，若按城乡全样本分析，则两者并无明显关系。有未婚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表现为正向关系的弱证据，但对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则尚无一致性结论。给予子代经济支持和获得子代经济支持虽然对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提供的证据强度不同，但其影响关系并没有城乡差异。同时，不论城乡，尚无一致性证据表明，与子女同住与老年人劳动参与有相关关系。从老年人与孙子女的关系来看，城乡全样本老年人的证据综合表明，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关系暂不能确定；城乡分样本的证据综合表明，照料孙子女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表现为负向关系的中等证据，但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尚无一致性结论。

（二）最佳证据的城乡差异

1.城乡一致性的最佳证据

经过前文对各类影响因素的最佳证据综合，可以总结出影响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不限城乡的普适性解释：农业户籍、有配偶、健康状况好、给予子代经济支持四项因素，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年龄、获得子代经济支持两项因素，会显著抑制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受教育水平、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家庭收入、与子女同住五项因素，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2.城乡异质性的最佳证据

第一，性别：老年人的家庭角色分工。最佳证据综合结果表明，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性别差异，但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未见性别差异。进一步探究发现，城镇老年人的样本分析中有19篇文献提供了男性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高于女性老年人的证据，有6篇文献提供了不显著的证据，而这6篇文献中有5篇的数据为自调查数据，样本量较小。如果由于样本量较小导致研究结果不显著，因此不计入这5篇文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也存在性别差异，与农村老年人的证据一致。如果认可这6篇研究结果不显著的证据，那么进一步的解释可能是：城镇地区的工作以非体力劳动为主，且女性的就业形势较好，即使在老年时期，有就业意愿的女性也能继续工作，所以在劳动参与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农村地区的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进入老年阶段后，女性更多的是回归家庭，而由男性承担赚取劳动报酬的家庭经济责任，所以男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更高。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劳动参与在家庭中存在性别分工差异。

第二，受教育水平：老年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状况。虽然从总体上看，受教育水平对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尚无明确的影响关系；但若抛开不显著的研究结果来探寻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对其劳动参与的影响，则可以发现其中也存在城乡差异。农村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大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少部分为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极少。受教育水平提高代表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变好，劳动参与率下降（张文娟，2010）。城镇老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农村老年人，其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也有部分老年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学界关于受教育水平（这里指其学历为从文盲到高中）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有两种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即认为随着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提高，其劳动参与意愿也会提高，就业机会增多（龚红 等，2016；肖兴政 等，2018）；二是负相关关系，即认为随着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提高，其经济状况变好，劳动参与意愿降低（郑爱文 等，2018；汪斌等，2019）。此外，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会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虽然所有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可能拥有此学历的样本量较小）；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老年人不会因为经济状况更好而没有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第三，子女个数、是否有未婚子女、孙子女照料：老年人与子代的互动关系。最佳证据综合结果表明：城镇老年人的子女个数越多，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越大；农村老年人的子女个数越多，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这似乎体现了城乡之间代际关系的差异。“养儿防老”现象在我国农村地区还较为普遍（宋晓莹 等，2021），代际财富流动主要是从子代流向父代（主要表现在子女成家之后），子女个数越多，表明老年人会得到越好的儿女赡养。但若有未婚子女，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会增加（彭争呈 等，2019a）。城镇地区生活成本较高，老年人为了减轻子女的赡养和生活负担，有可能会选择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甚至为了缓解对孙子女的抚养压力，代际财富流动在子女成家后会继续由父代流向子代，从而出现“逆向反哺”现象（赵建国 等，2021）。于丽 等（2016）进一步区分了未成年子女人数与成年子女人数对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其研究发现，成年子女人数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概率的正向效应要高于未成年子女人数，说明成年子女步入社会面临的生活压力给其父母带来的经济负担更重。就孙子女照料而言，现有文献证据表明，提供孙子女照料会抑制城镇老年人劳动参与，但对农村老年人尚无明确影响关系。照料孙子女显然会减少城镇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多为从事自家农业劳动，从而出现家庭照料与劳动参与并存的双重负担。从三代家庭视角来看，老年人对后代的扶持不论城乡都十分普遍；从二代家庭视角来看，城镇地区老年人对子女的抚养和经济投入周期相比农村地区更长。同时，中国老年人会通过赚取劳动收入或提供孙子女照料，来减轻子代的生活压力。

五、讨论与研究展望

本次研究发现是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的总结，仅能代表我国近二十年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状况。随着相关研究文献的补充，需要搜集新增文献继续更新综合结果，这也是系统综述相比叙述性综述的特色。以下，结合本次研究发现对我国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动机和劳动参与能力的实现机制作尝试性探讨，并展望未来在该研究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老年人劳动参与实现机制探讨

从劳动参与动机来看，当前老年人的劳动价值观出现了从生计满足到精神满足的跨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个体行为决策的解释，人类做出某种行为的动机是基于个体的某种需求，这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且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对个体行为将不再产生激励作用。基于本文综述结果可知，当前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动机，或者说劳动价值观出现了经济价值追求和精神价值追求的二元格局。首先，从养老金收入和前文分析的老年人与子代的互动关系来看：虽然其中存在城乡差异，但总体来看，养老金收入较低、子代需要更多的扶持（子女未婚、需要父代给予经济支持、不给予父代经济支持等）会促进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见我国还有部分老年人是基于经济追求而选择继续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若对比城乡差异，假设受教育水平较高能够代表其步入老年前的教育回报较高，经济储备充足，且根据前文分析，城镇地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老年群体不存在因受教育水平高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则可以推断，城镇地区的部分老年人是出于超出经济层面的因素、为追求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劳动参与。

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能力可以理解为帮助其实现劳动参与动机的个体人力资本支持和家庭支持。首先，不言而喻的是，老年人的健康资本是保证其具有可持续劳动能力的首要条件，这也得到了大量研究文献的证明。其次，综合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劳动参与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且老年人取得的最高学历大多已经在青年时期形成了固定的人力资本存量。所以，重要的是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其再就业能力和转岗能力。再次，家人的支持态度对老年人劳动参与有正向效应。但实际的家庭支持，是让老年人摆脱家务负担，实现劳动参与动机。虽然现有研究中对家庭照料的考察只纳入了孙子女照料，但伴随高寿老龄化的发展以及由于青年一代面临越来越多的生活压力，低龄老年人可能面临对高寿父母和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照料负担，从而使其重返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受阻。可见，老年人劳动参与动机的实现，需要获得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支持和外部的家庭支持。

从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出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要强调激发老年人的价值追求，帮助有意愿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实现劳动参与。未来可以从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老年职业培训、完善社会照料服务等方面着手，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能力和可行性。

（二）研究展望

当前关于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研究文献虽然在数量上较为可观，但有关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且缺乏机制研究。在我国即将迈进深度老龄社会的阶段，如何确保老年人在保持健康资本、获得外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激发老年人口红利，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第一，从个体人力资本和教育回报视角来看，受教育水平代表了个体重要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经济水平，与个体就业能力、就业机会及就业收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目前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老年人劳动参与并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这可能跟老年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受到的教育制度影响的世代差异有关。因此，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宜重点关注教育水平对个体步入老年之后就业的影响。

第二，从职业生涯相关理论考虑，个体的工作经历（如职业变动、职位升迁、雇佣类型、工作年限等）对其老年期的就业行为有重要影响。国外有关职业因素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的研究较多，但我国可能限于数据原因，相关研究较少。相关老年调查研究项目或许可以考虑纳入职业情况的专题追踪调查。

第三，我国高寿老龄化的发展以及隔代照料的家庭文化影响，使得很多低龄老年人很可能面临对高寿父母与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照料负担。有劳动参与意愿的低龄老年人可能会面临工作—家庭的平衡问题。有关老年人家庭照料与劳动参与的决策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理论应用还不充分。本次所纳入的文献中，有半数以上缺乏理论分析。关于老年人如何做出劳动参与决策、如何进入劳动力市场，学界尚没有清晰的机制解释。对此，要基于目前学界总结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诸多影响因素，构建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进一步的机制研究。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各课题调查组可以围绕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各个子维度，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收集更完备的调查数据，并采用更准确、更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同时，相关定性研究也应该得到重视，如此才能与定量研究结果相辅相成，更全面地剖析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机制。